童霜威思索着问：“武汉政界情况怎样？”
冯村习惯地用手拢了一下头发，说：“一部二十四史，怎么说呢？反正，我看，为了抗战，国共合作大有好处。这里能有点抗战气氛，同这是分不开的。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汉都有办事处，设在前日本租界里边。目前街头上动员群众救亡工作的宣传比较做得好。听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要在武汉创刊。目前电影院正在放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看的人很多，影响很大。”
家霆插嘴说：“你明天带我看电影！我想看同日本鬼子打仗的《平型关大捷》！”
冯村点头，说：“好，明天可能不行，没时间，隔一天一定抽空带你去看！”又接着向童霜威介绍说：“老蒋还在南京指挥战事。汪精卫和孙科在汉口，于右任也来了。前天听说汪精卫离汉他往，但日内又要回来的。现时战局艰难，泄气的低调不少。虽然已决定迁都重庆，一则交通不便，二则四川刘湘等的态度还不明朗。别说中央要人，就是一般人，真正想入川的并不多。留在武汉，实际都有观望犹豫的意思。机关上下班也不景气。虽有签到簿，也比不得在南京时那样正规，办公地方又挤，混日子的不少。那毕鼎山委员就是个混世魔王，经常跑舞厅，打通宵麻将。那天他喝了酒带几分醉意，我问他：‘毕委员，你看这时局怎么发展？’他笑着摇手：‘哈哈，打打麻将，喝喝老酒，管他娘的！’……”
童霜威咬牙切齿，骂了一声：“这个王八蛋！”又问：“他知道我来了吗？”
“我没跟他说！”冯村摇头说，“不过中央社那个记者张洪池说，明天报上就要在时人动态里发中央社的消息，说您到武汉了。”
童霜威听了有点高兴，换一支烟，吸了一口，说：“你怎么认识这个张洪池的？”
冯村答：“巧得很，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不过他是政治系的。”
童霜威说：“真巧哪！我在安庆上船，他就注意了我，来做访员。可是，我谈起有个从前的秘书住在汉口，他听了，也问问名字和情况，却没有说起认识你，更没说起跟你同过学。”
冯村笑笑，说：“此人肚里曲曲弯弯多，非到必要话不多说。过去我们同学时，只是相识，并不要好。他绰号叫‘牙签’，意思是说他有缝会钻。学生时代，就善于社交跑上层。我们思想上也合不来。但，现在他在中央社挺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也摸不清。据说他是特字号的！”
童霜威突然关切地问：“南京潇湘路一号的房子，不知怎么了？”
方丽清一直在用小锉子锉指甲，她已经叫金娣去盥洗室洗衣了，这时在一边插嘴说：“我先前正在问冯村，他说没有信来。这些用人，我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冯村解释说：“庄嫂和刘三保不识字。尹二文化也不高，虽能看看报，写信也不行。不过，他们还是负责的。前些时候来过信……”
方清丽生气地红着脸说：“哼，负责！我看家里的东西都得给他们偷光卖光！刘三保爱喝酒，那些鸽子依我早把它吃了，也不必留给他们偷吃光！”
家霆忍不住了，想：只有你才吃我的鸽子呢！心里生气，回驳似的说：“我的鸽子，‘老寿星’会按时喂的，他们才不会吃我的鸽子呢！”
方丽清听得出话里有刺，气得脸更红，想说些什么，童霜威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了，拦阻方丽清却面对着家霆说：“你少说几句好不好？”又叹口气回头对冯村说：“唉，军威有消息吗？”
冯村摇摇头，说：“没有。我打听过，大略知道教导总队到了沪杭路新桥车站。下车后，奉命接替六十七师八字桥的防地，同日寇打了好几天拉锯战，牺牲很大。后来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童霜威默默不语，一口又一口吸烟，心里交杂着思念和挂惦，站起身来，走近窗口，眺望着远处高低分层的房顶和房屋以及下边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车辆。
冯村明白童霜威的心情，站起来也走到窗边，排遣地劝解说：“我想，吉人天相，他不要紧的。”
方丽清去拿出一筒瓜子来嗑，抓了一把放在冯村身旁的茶几上，说：“我早说，好铁不打钉！你这个当兵的弟弟，走这条断命的路是走错了！”她说这话时，两眼对着童霜威。
童霜威听了生气，不去理她，问冯村：“管仲辉有没有消息？”
冯村用手拢拢头发，摇头说：“没有！南京看来快要被包围了。此公参加防守南京，处境一定艰难。不过他一向自命是福将，也比人家会用韬略，也许他会有什么金蝉脱壳之计。”
童霜威揿灭烟蒂，站起身踱了几步又回身坐下，舒口气使自己轻松起来，对冯村说：“好啊！总算到了大武汉！又总算见到了你！今天，应当高兴高兴！”他对从盥洗间里出来的金娣说：“金娣，你去叫仆欧送五客西菜来。我们一同吃中饭庆祝一下！”
冯村笑着说：“好好好，我是应当为秘书长庆祝一下！”
金娣应声要走，方丽清拦住说：“金娣，叫四客足够了！我吃不下！分点你吃就行了！”
童霜威说：“叫五客吧！金娣吃得下的！”
方丽清绯红着脸：“我说我吃不下！四客！”
金娣走了。她当然只敢叫四客。家霆发现：爸爸和冯村刚才勉强振作出来的那点兴致，似乎都给方丽清这一句话破坏光了。
三
早晨，童霜威起来，决定按照约定，在九点钟的时候，到汉口中央银行大楼去同汪精卫见面。
他听到家霆在亭子间里唱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这支歌，武汉现在非常流行。大街小巷，电台广播，都听得到这歌声。它是歌颂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的。家霆唱得高兴，神采飞扬。方丽清在床上眯着眼让金娣在捶腿。因为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家霆住了亭子间，金娣就只有在童霜威和方丽清睡的大房里搭一只行军床了。白天，行军床拆掉，夜晚，搭起来睡。现在，家霆的歌声闹得方清丽不满，她生气地板着脸说：“唱唱唱，一早就唱！讨厌！他还要教金娣唱！我对金娣说，你要敢唱一唱，我就撕豁你的嘴！”
童霜威洗了脸，正用老人头保险刀刮着胡子，不作声，心里不以为然，烦得要命。
自从在汉口特三区扬子街大陆坊二十四号冯村代租的房子里住下以后，童霜威在武汉总算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了。他对冯村很满意，租房子连房子里的家具也一并租用，省掉了许多麻烦。冯村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武汉的一位名中医。由于年老体衰已经停诊数年了，就住在大陆坊十二号里。老人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冯村，女儿秉承父业，跟父亲学的中医，嫁的丈夫也是中医。两人都在大陆坊十二号里开业门诊并供养老人。童霜威一家来后，老人让冯村和女儿、女婿代表他出面，在后花楼的一家大馆子店里宴请了童霜威全家，作为接风洗尘。童霜威也特地备了四色礼品和方丽清一起到十二号去看望老人。家霆每天开始复习功课，半天自己学习：背诵国文，做做代数题和算术四则题，写写日记，读读英文。下午则上街逛逛，有时也看看电影。不但看了《平型关大捷》，也看了些别的电影。街头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也吸引着他。冯村给童霜威送来了他姐姐的一只无线电。家霆每天听听无线电，也学会了许多抗日歌曲。方丽清一直嘀嘀咕咕，说她寂寞，整天说她想念上海，想念姆妈和阿哥，埋怨汉口这不好那也不好，又整天对着金娣发火，又打又骂。童霜威当然不知道：在到达汉口搬来大陆坊的第三天，方丽清就给江怀南写过一封信，劝他到汉口来。她写这封信自然是秘密的。但她却怂恿童霜威写一封信给江怀南，劝江怀南也到汉口来参加抗战共赴国难。童霜威起先犹豫，说：“我自己还没安定下来，叫他来怎么行？”方丽清有心计地说：“人家待我们那么好，现在你不是说报上登了广德形势紧张、宣城也被轰炸，那么南陵也危险了呀！我这人是讲良心的！能不管人家死活吗？他要真来了，把亭子间让他跟家霆一起住也是好的呀！……”她说得好像合情合理，又一再坚持，童霜威终于只好说：“好好好！”写了一封信给江怀南，主要写的是：“武汉居，大不易。但阅报见长兴日军已向广德进犯，意欲经宣城包抄南京，如是则南陵形势危殆矣！望接信后能即启程来此。……”语词勉强，而且估计这信未必能及时到达。方丽清看了信，体会不深，表示满意，亲自叫金娣将信发出。信发出后，方丽清情绪倒好了一些。谁知，她天天翻报纸，报上安徽广德那边战火蔓延，方丽清心情又变坏了。信，未必寄得到，寄到了，江怀南也未必能来。这一想，她那张酷肖胡蝶的脸老是冷冰冰的，童霜威从早到晚，只能整天听着她在耳边嘀嘀咕咕发脾气了。
现在，童霜威剃完了胡子，听见家霆仍旧一遍遍地在唱，似乎是故意这么唱的。方丽清也仍旧嘴里像念经似的唆不停。他看看金怀表，已经八点三十分，决定出去，对着方丽清说：“我大约十一点钟可以回来。”方丽清也不搭腔。童霜威穿上大衣戴好礼帽下楼，经过家霆住的亭子间时，也说了一句：“家霆，我出去，大约十一点钟回来。”
童霜威下楼走到弄堂里向外走。弄堂的垃圾箱和小便池周围都散发着臭气。他皱着眉出了弄口，决定叫一辆黄包车到中央银行去。
他有点文人脾气，既然在武汉没有自家的汽车坐，宁可自己坐黄包车，也不愿向人借车或者叫出租汽车，他要摆出一副落魄而又清高、为抗日而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抗战革命姿态。他宁可自己坐在黄包车上给熟人看到，又宁可自己把坐黄包车这一点让汪精卫等中枢要人知道，甚至他很愿让中央社那个记者张洪池看见。他觉得这样做是一种讥刺，讥刺那些中枢掌大权的大人物们冷落一个无派系无背景的司法界能人，讥刺他们让一个无派系无背景的政界学者落魄，也讥刺这世道人心。他不是一个长袖善舞、善于交际或精于在政坛上翻腾跳跃的人，可是对自己的处境及地位心有不甘。他既想得意，又不愿自己去靠钻营来争得什么，却想有人会注意到他而给予青睐。正是在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状态下，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也不讲价钱，让车夫拉向中央银行去。
黄包车已很破旧了，车身油漆剥落，挡泥板早已黯然无光，车篷残损，车座的白布垫发了灰。拉车的老头儿，约莫五十多岁，该是前清时生的人了！他该经历过武昌起义？经历过军阀混战？经历过宁汉分裂、武汉的清党？一切也许都经历过了，也许他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他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懂！一切事都像过眼烟云！时光流逝，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依然贫困，他变得衰老！老头儿像条耕牛似的伛偻着背，脚步蹒跚，想跑得快，又跑不快。脚步“踢踏踢踏”敲得地面重重地响。响声一下又一下，仿佛敲打在童霜威的心坎上。
冷风拂面，童霜威忽然很同情这个上了年纪的洋车夫，他忽然感到自己很像这个洋车夫！多少年来，他也出了大力气仿佛拉黄包车似的在社会上挣扎，在政界的旋涡与浪潮中浮沉，在名利场与生存欲之间施展浑身解数，进行较量。在一切是与非，正与负，理智与感情，一切对立着的命题与现实间进行选择，何去何从。有的自己选择对了，有的却选择错了。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还不知将会有多少站立在十字街头的选择来考验你，来供你取舍！但是，剩下了什么呢？比起许许多多失意的人，似乎所得也已经不少，但是也不过是大失意与小失意之区别罢了，何尝不是像这伛偻着背、蹒跚着脚步的拉车老头一样，在艰辛地迈步，在疲惫地挣扎着呢？就连现在，去到中央银行，去会见汪精卫，不也是这种挣扎吗？不然，又何必去？当然，去是为了想从他那里知道一些大局在和与战之间的去向，想从他那里知道一些自己应当如何自处的脉络，但也是为了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能使自己从失意中跳出来的力量与机会呀！拉车的老头儿固然可怜，我童霜威又何尝不可怜呢？
他既同情拉车的老头儿，又同情起自己来了，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呆呆地看着自己坐的黄包车一会儿在狭窄崎岖、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上拉过，一会儿在平坦开阔的柏油路上奔波，穿过拥挤的人丛，经过闹市，又通过江畔，被汽车、卡车迅速赶过抛在后面吃灰，被自行车和健步如飞的年轻人拉的黄包车远远超出，留在后面慢慢蜗行。……最后，终于到了中央银行的边门前。路边，高耸壁立的银行大厦下，停放着好几辆黑色流线型的汽车，有戴捷克式钢盔值勤的宪兵在周围蹀躞。见到他坐的黄包车在门前停下，一个宪兵走了上来。他明白宪兵过来的原因，故意不去理他，却掏出皮夹，摸出了两张一元的票子，给了那个受宠若惊的拉黄包车的老头儿。
宪兵仍旧走了上来，看到童霜威付钱的姿态和外貌的气度，礼貌地问：“请问……”这些宪兵大都招的是高中或初中的学生，在宪兵学校受过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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