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骨记-在甲定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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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件事当时不以为然,现在却一下就想起来。那一年别的学校高中段由两年改成了三年,而甲定中学仍然是两年,上到高二就毕业,我们为此不但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幸运,觉得自己运气好。刚开始说我们也要增加一年,后来又说不增加了。高袁果果高兴得跳起来,同时宣布,从现在起谁也不允许叫他高袁果果,要叫他高袁。他说高袁果果是一个小孩的名字,而他现在长大了,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可大家叫习惯了,一时难以改口,谁叫他高袁果果他就瞪眼,这样一来别人就更要叫了,因为什么事惹不高兴了更要叫,就像高袁果果是句骂人的话。

    因为基础太差,对知识本身就像患不治之症的人面对良药一样,加上从没有尝到过考高分给人带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学习的倦怠像中了毒一样难以自拔。在这方面我比他们好一点,但我能体会到他们近乎绝望的麻痹和痛苦。这天高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华老师正在讲解《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课,她走下讲台,故意踢了一下高袁的桌腿,高袁醒了。他说,华老师,把毕业证书发给我们得了,反正我们考不上什么大学,上课浪费我们的精力,也浪费你的精力。

    她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讲解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这是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第二天,高袁又提这事,华老师说,好吧,只要你能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你就可以不上课,你就可以提前毕业。高袁说,你不要把题出得太难了。“不难。”她说,“我问你,戴震是什么人?”“戴震?戴震我不认识。”高袁的回答引来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笑。虽然教室里只有六个人,可笑声还是非常响。华老师说:“好啦,下面一个问题,《义理、考据和辞章》的作者是谁?”高袁低头看了一下书,然后满有把握地回答:“是施向东!”他的回答再次让大家发笑。他愣了一下,忙把书拿起来看了一眼,红着脸说:“是施东向,不是施向东。”华老师把他的书拿去放到讲台上,叫高袁回答第三个问题:“什么叫义理?”“义理?”高袁思考了一会,然后说,“义理就是义理,义理的义,义理的理。”这次没人笑。华老师扫了每个人一眼,在每个人身上分别停留了十秒钟。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是的,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可你们想过毕业了去干什么吗?今后你们将面临什么想过吗?还有十五年,新世纪就要来临,十五年过后,你们才三十岁,最大的也才三十二岁,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你们周围,全都是有知识的人,这时候你们会怎么样?会失落、会尴尬、会为今天的得过且过后悔的。”她的声音仍然温柔,但听在心里,有一种过分令人忐忑不安的温和。她在生气,在怒其不争,但她不想让这种情绪蔓延。她说:“十五年,也许你们感觉还早,那我们就说现在,给你们发一个高中文凭,你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呢?当矿工?你们没发现吗?矿上干重体力活的都是农民,我不是说干体力活下贱,我是说干体力活你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学校教学条件差,这是事实,但可以因为条件差就自暴自弃吗?自暴自弃只会伤害自己,但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感到她的心头有千言万语在寻找顺序和方向,它们因为炽热而东奔西突。她一方面想说得更尖锐一点,深刻一点,但同时又在为这样说是否妥当而犹豫。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背对着我们,我看见她掏出手绢擦眼泪,刹那间我的喉头发哽,眼泪也差点滚出来。其实我的眼泪已经冒出来了,我只是没让它滚下来。擦干眼泪,转过身来,勉强笑了一下:“对不起……继续上课。”那一笑让我的心都快碎了,一种痛切的负疚溢满全身,仓促之间,我恨不得立即向她发誓,一定好好学习,不虚度每一寸光阴。

    她把义理、考据、辞章的古今含义抄写在黑板上,要求大家背下来。教室里很静,她的粉笔不时吱的一声。那番话别的老师也说过,有的用半是讥讽半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有的则用的是老太婆似的唠叨,我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为我们好,可我们从没有真正在乎过,他们的苦口婆心往往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可华老师说出来的不一样,她的表情、她的声调让人受不了,让人心软,听了她的话不得不认真做点什么。

    正当大家默默地抄写的时候,高袁却像傻子一样充满激情地、大声地朗读起来,没有谁叫他读,是他自己像一台失控的机器一样读起来:……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辞章就是要求适合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

    刚开始,我略略有些不满,也暗暗替她着急,以为高袁果果又在捣蛋。可这样一篇论文被他声情并茂地朗读着,你不能不受感染,他已经进入无我之境,已经完全沉浸在他朗读的文字和句子当中。直至读到第五段,他戛然而止,这才发现自己的愚蠢似的,面红耳赤地站起来,脸上满是无辜和羞赧以及希望得到谅解的神情。他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她看着他,认真地说:“没什么,读课文就应该这样读。不过,靠三分钟的热情是不行的,平时也要这样努力才行。你说是不是?”高袁赶紧点了点头。我们也跟着点头。“你读得很好,谢谢!坐下吧,请坐下。”

    高袁扭动了一下身体才慢慢坐下,扭动的样子就像身体里有火苗在燃烧。坐下后,他翻了翻书,然后趴在桌子上,像在睡觉,不一会儿就下课了,班长喊起立他也没站起来。等别人都出去后,他回过头对我说:“她说谢谢,还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谢谢,她为什么要谢我,我有什么好谢的?”说完惭愧地笑了笑。我看出来了,他很感动。接下来几堂课,高袁换了个人似的,认真了许多。其他人也一样,有人专门到旧盘去买来新作业本和笔记本,准备大干一番。平时除了华老师要求必须完成的作业,其他老师都不管,不交就算了,交上去改得也不认真。化学和政治英语干脆就省了,从来就没有布置过课外作业。有一天华老师开了一个家长会,把每个人的情况分析了一番,她说只要刻苦学习,至少有三个人可考上中专,其他三个人可以考上技校,但这需要家长的共同努力,在教室里她是老师,放学后家长就是老师。这个小小的家长会在甲定震动很大,地质队办学校以来,从来没有哪个老师这么认真过,有条件的孩子根本就不会在这种地方上学,在这里上学的都是无路可走的可怜虫,和存心放弃差不了多少。从小学到高中,不用升学考试,并且也不用交什么学费,等于是把这些孩子当猫猫狗狗豢养起来,磨一磨野性,十八九岁,地质队随便安排个什么工作,学校的使命就结束了。因为是矿上自办的学校,没得到教育部门承认,不能直接参加高考,只能以社青的身份参加。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愿意为升学考试努力了。开过家长会,她又对其他老师提出要求,要他们认真一点,为学生负责。在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看来,她真是了不起,让我们打心眼里钦佩,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她用自己的热情去鼓动其他老师时,她费了多少心思。

    有一位老师酸溜溜地对她说:“多学点知识当然好,可要看什么人,有什么条件。从开学那天起,他们就不是为了读书而上学的,不信你问,恐怕他们连a、o、e都没搞清楚。在这个鬼地方,就这个条件,已经养成老疾了,没救了,让他们去吧。”她说:“他们的基础是不好,但他们并不笨,只要努力,他们同样可以取得好成绩。”“是啊,可这是甲定,是野外,不是旧盘,更不是遵义、贵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记住这个关键的问题。”“我知道这不是在遵义贵阳……”她还没说完,那个老师已经走开了。而她,皱了一会儿眉,这时另一个人走过来,她的脸上立即露出笑容,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那开朗的眼色,好像映着群山的色彩,微带蔚蓝,自信而又端庄。

    在排队打饭或者看电视的时候,我听有人说,她不过也是个高中生,如果真那么厉害的话,自己应该考上大学。十余年后,当我被机关单位那些天生的流氓痞子宵小之徒不怀好意地恶语中伤,我可是好几天没睡着觉,当时也很想拍案而起,去找领导坚决,甚至用法律解决。可对这种事,领导首先选择的是和稀泥,而法律,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它什么时候公正过。剩下一条路是和他们摊牌,和他们对攻,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好惹的,可还没行动,就非常清楚自己缺乏那样的个性,最后只好让那些流言飞语自生自灭。

    我敬佩的、亲爱的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想到这些我对她的怀念就更加变得深沉,我的心因为她而有一块永远是软的。

    家长会后,她还分别进行家访,了解这些即将成人的孩子们放学后在家干什么。除了李元强,其他人都是地质队的子弟,没有一位家长不受感动,我每次听见她那独具特色的清脆爽朗的笑声,心里不禁大感熨帖,暗地里也为她骄傲,为她自豪。李元强家她也去了,李元强的父母隆重地接待了她,他们杀鸡,磨豆腐,煮腊肉,就是没有时间坐下来和她交谈,在他们看来,怎样显示他们的礼仪似乎远比儿子一天干了些什么更重要。她想走,想另外找个机会和他们谈谈,李元强的母亲用围裙擦着眼泪,委屈地说,“华老师,我家的饭里有毒是不是啊,你放心,不会闹你的!”李元强的基础比我们好,地质队搬来以前,他在离甲定十三公里的村子里上完小学,还在旧盘上了一年中学,离家实在太远,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背口粮,地质队来到甲定,他便从旧盘转学回来了。华老师叫李元强的父母不要再叫他割草放牛了,还有大半年时间,要让他专心学习。李元强的母亲又流泪了,在甲定生活了几十年,村里的乡里的,那些吃官饭的,有谁把他们当人?有谁问候过他们一声?她很激动,华老师进屋后她就一直在激动。她说,“其实放学后都没有叫他做些啥子,东边立一下西边立一下就把时间哄过去了,华老师我依你的,从明天起,我镰刀把都不让他摸一下!”华老师问家庭经济情况如何,李元强的父亲说,“只要他有那个志气,不管他考上什么学校,我去当叫花子,一家一户门前磕头,我都要把学费凑齐。”李元强见母亲动不动就流泪,很难为情,其实他也想哭,他也激动得不行,他暗暗发誓,不考个学校誓不为人。

    我没有家长,她直接和我交谈。其实她什么也不说我也会百倍努力,她是我心中的女王,得到她的叮嘱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

    黑猫在我的精心照料下越长越漂亮,它和蛇已经处熟了,翠青蛇胆小,对黑猫总是敬而远之,黑猫则像个爱开玩笑的捣蛋鬼,它不是举起爪子吓唬它,就是去拨它的尾巴,但它从没有真正伤害过它。猫在行动坐卧时都不露利爪,利爪隐藏在足趾之间,只有在攫取食物、刨土、上蹿下跳的时候才张开。

    我画了好多猫,因为它喜欢和蛇嬉戏,又是只小猫,因此比以前画的猫更活泼更可爱。有时候附带也把蛇画上去,它有点冷漠,形象又简单,表现起来远远不如猫丰富。自从那次看见它和另一条蛇交配,我和它之间,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有时候我感到内疚,这对它不公平,因为这是它的事,可强迫自己像以前那样和它亲近,却又难以做到。

    华老师对这些画大为赞赏,她欣赏它们的时候,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我无法用语言把她的微笑描绘出来,我只能用笔把它画出来,当天晚上我就画好了,怕她看见,我把它压在箱子里,那亲切的笑似乎在庇护什么,在鼓励什么。想到也许是在庇护我,我不禁幸福得全身发热。

    做完作业就画画,所以心情特别轻松。又没什么功利和目的,更不讲什么笔法,一笔一画随心所欲。二十年后,当别人赞美我画的猫时,我很明白我的画远不如十多年前在甲定画的那一批好,技巧炉火纯青,但画者的识见暴露无遗,更糟的是稚雅和拙趣没有了,不再纯粹了。老话说照猫画虎,意思是猫在捕鼠的时候像虎,有虎的威风。虎性,在竞争的社会里是人们最为看重的,于是画猫或者画别的动物,都有意无意地强调这种虎性,似乎只有这样才叫与时俱进,才能紧跟形势。把猫的本性忘了,把它绕膝乞食的驯顺忘了,把它俯首帖耳的百般柔媚忘了,把猫就是猫这么简单的事给忘了。

    她叫我在学好语文的同时不要放弃其他课程。我叫她放心,我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了。

    H刘爱: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

    到达县城后,我们租了一辆马车去峨岭。我既疲倦不堪,又觉得不可思议,眼前的一切是如此陌生,恍然间,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国度。当地人说话像唱歌,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全靠马也翻译。他很体贴我,怕我嫌路太难走,怕我嫌饭菜太差。他来到这个地方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好像这里的人都认识他,而他也认识所有的人。我在贵阳所见到的,那种不健谈和病态的羞涩一扫而光。

    从横坡中学路过时,我们没有停留,马也说他不想惊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特地在县城买了十斤猪肉,他说,不管他走到哪一家,村里人都会涌到那一家去,吃饭喝酒一点也不客气,十斤肉一顿饭就搞完了。在横坡支教两年,他连乡干部没去过的地方也去了。

    在半路上,我见到一个妇女打着一把伞,伞下蹲着一个似睡非睡的男人。我们走过去时,妇女把伞高高举起,就像要给我们让道似的。大路至少两米宽,她根本就影响不了我们。我以为这是乡村朴素的谦让与礼貌之举。走过去后,马也却笑着告诉我,那男的喝醉了,他女人很自豪,把伞高高举起是要告诉我们,他男人有酒喝。当地人好客好酒,男人在外面喝醉了是件非常体面的事情,说明他的人缘好。喝醉了女人不但不怪罪,还引以为荣。那个妇女把伞高高举起,是在向我们炫耀她有一个好丈夫。

    离峨岭还有两公里,马路太陡了,马车上不去,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还没走到我们要去的那家,山坡上一个猎人大声问:下面走来的,是不是马也老师呀?马也大声说,是我,是我。只听见玉米林一阵哗啦响,我正恐惧这是什么,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突然满头大汗站在我们面前,背了支火枪,手里提着一只鸟。这么热的天,还戴了顶难以形容的帽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这副形象比较少见,我想起哥萨克、罗宾逊等等绿林好汉,甚至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兵。他憨厚地咧嘴一笑:嘿呀,真是马老师呀。说罢转身朝天上放了一枪,枪声震耳欲聋,又把我了一跳,他却欢劲地大喊:马老师来了,马老师到峨岭来了!不一会,玉米地里又跑出三个扛枪的人,后面越来越多,有十多个,有的扛着枪同时还扛着锄头。他们把马也手里的肉和我的包抢过去挂在枪上。十多个人激动地说着什么,既像在笑,又像在唱,有人还真唱上了。马也说,他们喜欢打猎,下地干活都背着枪,见到有鸟飞过就去追,为这只鸟翻山越岭穿林越泽,一追就是半天,所以地里的庄稼做得不好。但他们天生快乐,并不以贫穷为意,走遍四乡八寨,可以看到很多穷人,但看不到一个愁眉苦脸的人。走进寨子,我跟在马也后面被迎进一户正在织布的人家,我以为到了,可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喝水,我又被叫起来往上走。马也身边的人太多了,他顾不上我,我们一会这家一会那家,我精疲力尽头晕眼花,进出了五六次,这才终于走进我们要到的德宏老人家。我不清楚哪个是真正的主人,屋子里全是人,全都很客气,对我还有几分好奇。

    我终于可以坐下了,他们丢了一根擀面杖给我,黑得发亮,凡是屋里坐下的人都有一根,都是些上岁数的人,我知道肯定不是擀面杖,正要问马也这是干什么的,只见他已经脱掉鞋子,踩着擀面杖“肱龙肱龙”地滚起来。屋子里其他人也滚开了,“肱龙”声响彻一片。马也说,滚一滚,消除疲劳的。我试了试,很好玩,脚底痒痒的,但的确舒服。

    安排住宿的时候我才知道真正的主人是谁,名叫杨德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位慈祥的祖父,他的孙女是马也的学生,成绩很好,但他不想让她上学了,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想叫她回来干活。在马也的劝说下,他才答应让她“再去混两年”。他请了一位性格开朗的大嫂来帮我铺床。她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要不然她会留下再陪我说会儿话的。

    我早就想休息了,可床铺的异味,屋子里不时发出的可疑的嗦嗦声,以及对陌生环境的小小恐惧,都使我难以入睡。我并不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虽然这对我的人生谈不上多大的影响,但我毕竟了解到了马也的另一面。他在横坡支教仅仅两年,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还完全习惯并融入他们的生活中,这对一个城里人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他离开横坡后不止一次回来,每次都要到不同的村寨,他这么勤快地往这里跑,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这是我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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