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骨记-我们是森林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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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我就再也无法合上。第二天,第一节课仍然是语文。下课后她叫我出去一下。她的表情看不出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打架的事。跟在她后面,一直走到她的寝室。

    “说说,昨天为什么和高袁果果打架?”坐下后,她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谁先动手?”按说是高袁果果,但何必说呢?后动手并不能说明当时我不想狠狠揍他。

    房间里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床铺、蚊帐、桌子、椅子,不管什么都干干净净的。同时还有些男人的东西,衣服、安全帽、大号饭盒、上五节电池的手电、空酒瓶等等。我从没进过这间屋,但我知道那个人,那个她来到甲定后,和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人。高个,脸上的皮肤黑里透黄,还有不少雀斑,头发很柔软,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给人的感觉是脾气好,但不怎么聪明。“你们是同学,应该珍惜这种感情……”

    声音悦耳动听,并且说的都是对的,合情合理,我点头表示接受。我的精力不集中,有一半跑到和这间屋子有关的人的事情上去了。她说:“我也不赞成见到蛇就打死。虽然我特别怕蛇。你喜欢蛇?”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是所有的蛇我都喜欢,或者说我和那条蛇之间不能用喜欢这个词。“为什么不说话?”她不满地问。“我……”我面红耳赤。“好了,去吧,主动和高袁握握手,互相道个歉,好吗?”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她说:“哪天给我画幅猫,大点的,我贴在墙壁上。”

    回到教室后,我没有立即和高袁果果打破僵局,他脸上的青包还清晰可见,我不好意思说对不起。教室里还有其他人,如果没有其他人,也许会好办一些。直到下午放学,曾萝卜来问我去不去摘猕猴桃,我本来不想去,因为箱子还没钉好,可我看见高袁果果远远地站在一边,我答应了。

    当我们走进树林,曾萝卜点了一支烟,他抽了一口递给高袁果果,高袁果果抽了一口再递给我。“来。”他说。就这一个“来”字,我们的友谊恢复了。林子里什么都有,除了猕猴桃,还不时碰上各种颜色的蘑菇。有一种大脚菇,菌朵又厚又大,表面有一层黄油似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吃,不敢采。还有一种灰包菌,像鸭蛋一样长在枯叶下面,踢上一脚,会腾起一缕白烟。

    高袁果果一会儿爬到树上掏鸟窝,一会儿找块石头把穿山甲的洞堵起来,要不就撒尿淋蚂蚁,让它们在大雨倾盆中惊惶失措。不干点坏事就难受似的。看到野兔,他拔腿就追,追上好半天才气喘吁吁地空手而归。他的衣服被挂破了,肚子上几条深浅不一的划痕浸血了,是从树上滑下来的时候被树皮刮破的。我和曾萝卜专心找猕猴桃,去年就他和父亲在甲定,今年父亲把远在乡下的母亲和妹妹也接来了,母亲没工作,一来就开荒种菜种玉米,还养了两头猪。母亲和妹妹还没吃过猕猴桃,他想多摘点回去。我也想多摘点,捂好后至少分一半给华老师,连同她要的那张画一起给她。

    中间停下抽烟,高袁果果问我们知不知道李元强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李元强的确没来上课,可我没有注意。家里农活忙他也不来。我和曾萝卜都说不知道。高袁果果要我们先答应不要说出去。我们满不在乎地答应了。他压低声音说:“他相亲去了。”说完后他轻松地补充了一句:“他叫我不要告诉你们,所以你们不能说出去。”曾萝卜羡慕地说:“李元强就要有自己的女人了。”我说:“相亲又不是结婚。”高袁果果说:“他不想去,不去他妈骂他。”曾萝卜说:“关系定下了,这个女人就是他的了,他什么时候想要她,他就可以什么时候要她,晚上他就不用打手虫了。”“不可能。”我说。曾萝卜说:“怎么不可能?你以为那种事只有男人才想,其实女人也一样想,说不定比男人想得还要厉害。”高袁果果说:“听说,那里面烫得很,你要是没有那个功夫,会把雀雀烫糊的。”我也听别人这样说过,也一样迷惑不解。既然那么烫,为什么还那么令人神往?曾萝卜答非所问地说:“被搞过的女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看哪里?”高袁果果问。“看屁股。华老师来那天我就看出来了,散步的时候,两只脚一派一派的,屁股一歪一歪的。她一来就被夏维凡搞了,起码搞了三次。”高袁果果嘻嘻笑。我感到有一股血直冲脑门,就像这事和我有关。我觉得这么谈论她是对她的侮辱,可我不能制止他们,我怕他们看出我心里的秘密,为此我深感内疚。

    高袁果果说:“她有两个大咪咪。”曾萝卜问:“你想摸吗?”高袁果果红着脸摇了摇头,不过一看就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正好相反。曾萝卜说:“我教你一个办法,哪天你看到她走来,你假装没看见撞过去,你往她胸脯上撞,这样你就可以摸到它了。”高袁果果像白痴一样笑了笑。我连讥带讽地威胁高袁果果:“你要是那样做了你就是流氓,不光要被学校开除,说不定还要坐班房。”曾萝卜不以为然地说:“屁,走路撞一下都要坐班房,世界上再修好多班房都装不下!”高袁果果说:“咪咪大,屁股也大,她走路是这样的——”他站起来,夸张地扭着屁股,双脚走直线,还学她一手提裙子,一手拿书,小指翘成兰花状。学罢哈哈大笑。我一点也笑不出来,身体微微发抖。我觉得我有义务给这两个流氓一点厉害,可想了一想,既不能抽他们耳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警告他们不要侮辱她。我像一个想要做英雄却没有英雄气概的人,提不起剑,看见血就发抖。想到自己在梦里也对她做过下流的事,不禁无地自容。

    他们已经说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曾萝卜说,如果把毕业证书给他,他就不读书了,他不想在甲定呆了,他想早点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行。当时我以为他是因为成绩不好,对读书彻底丧失兴趣才说这番话。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至少不完全是这样。他母亲来到甲定后,地质队只多给了他们一间屋,母亲和妹妹住一间,他和父亲住一间。父亲和母亲做那种事,是等他睡着以后,母亲悄悄钻到父亲的床上,像两个哑巴一样无声无息,没有弄出任何声响,连蚊帐上面奔跑的老鼠的声音都比他们弄出的声音大。但曾萝卜每次都知道,他没睡着,他不过是假装睡着而已。虽然他们删繁就简悄无声息,为了避免吵醒别人连悄悄话也不说,但曾萝卜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让他难以启齿的是,每到深夜,他还会产生一种期待,期待母亲爬到父亲的床上去。母亲进来后,隔壁还睡着一个妹妹,他知道那样想是可耻的,是绝不允许的,但荒唐的念头就是要往脑子里钻。他想早点拿到毕业证书到别的矿区去工作,怕自己忍不住做出什么傻事。

    高袁果果说他毕业了就去当兵。和别的同学比起来,他家的条件比我们都好。父亲是地质工程师,母亲是报务员。他已经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发电报,好几次,他戴上耳机,神气活现地在那儿替母亲工作。他父亲是个英语迷,整天抱着一个收音机听英语广播,沉浸在遥远的陌生的语言环境里,他时而皱眉,时而莞尔一笑,他就这样生活在他的耳朵里,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对一些小事夸张做作地感到惊讶。许多年后,他已经退休,在遵义市一个地质队的俱乐部里,别人都在下棋或者打麻将,他坐在一角,仍然在听英语广播,脸上的表情几十年如一日。和当年在甲定时唯一的区别,是收音机小巧多了,用绳子挂在脖子上。在甲定时是个大收音机,只能抱在膝盖上。

    高袁的书包里只有五个猕猴桃,他不要了,“我是果果,我不吃果果。”他说。全部倒给了曾萝卜,然后把书包倒扣在头上,嬉皮笑脸地唱起来:“我是一个兵,虱子多得很;擦了很多六六粉,还是痒得很……”还没唱完,他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

    原本还想摘几个的,歇下来后就不想动了。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李元强了,远远的,大约相隔两百米远,他和他母亲,还有一个和他母亲年纪差不多大的女人,估计是媒婆。李元强穿了件天蓝色中山服,又长又大,穿在他身上很别扭。高袁果果一看见他就兴奋得要命,他完全忘记了李元强对他的再三叮嘱。“李元强,你到哪里去来?”他故意大声问候。曾萝卜说:“你问他,媳妇长得漂亮不。”高袁果果没这么问,他大声喊:“李元强,你媳妇的屁股大不大?”喊完后哈哈大笑,快活得很。李元强没理我们,连看也没看我们一眼,但我感觉到了,高袁果果的叫喊让他发窘、让他害羞、让他讨厌。虽然平时和我们一样,也在暗夜里幻想过女人,但公开地去做与此有关的事情,又会感觉特别丢人,特别难堪。高袁果果意犹未尽,但他的脑袋瓜已经被自己的喊声震昏了,想不出新内容。曾萝卜像所有专门出烂点子的聪明人,他的点子层出不穷。而此时高袁果果也心甘情愿当他的传声筒。他替曾萝卜喊道:“李元强,你怎么不在你老丈人家住一宿啊?……你老婆好久生孩子啊?……要是生下孩子,你就可以让他来和我们读一班了,你们父子俩和我们就是同班同学了。啊,哈哈哈哈。”这些都是曾萝卜教的。“李元强,你的家什被烫糊没有啊?烫糊了可没有药医呀!”这话只有我们懂,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李元强的母亲刚开始大概也觉得好玩,和媒婆有说有笑的,高袁果果肆无忌惮没完没了,她终于生气了,喊一句两句是玩笑,喊得太多了就是侮辱了。她忍无可忍地回敬道:“小厮儿,嚎丧啊?李元强又不是你爹,你天一声地一声地喊,要给他当干儿子呀,要给他当干儿子也用不着这么急呀!”高袁果果愣了一下,他刚才只顾好玩,忘了李元强是和他母亲在一起。“我给他当干儿子?他给我当干儿子还差不多。”他咕噜了一句,然后看着我们扑哧一声笑出来。

    李元强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我们。他母亲骂高袁果果时,他一个人径直朝前走,不一会就被一片松林挡住了。我想他在恨我们,他应该恨我们。我内心涌起对李元强深深的同情,作为同龄人,我能体谅到他今天有多么难受。虽然刚才我也和他们一起哈哈笑,那是高袁果果恶作剧般的喊叫引发的短暂的快乐,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没走多远,碰到曾萝卜的妹妹,她提了个大篮子割草,割去喂猪。她问曾萝卜,哥,多不多啊?曾萝卜很讨厌和她说话似的,他说,什么多不多?妹妹说,你摘的猕猴桃呀?曾萝卜说,多不多关你什么事。我感到奇怪,刚才还那么关心妹妹,说她从没吃过猕猴桃,要多摘些回去,现在看见妹妹了,却凶巴巴的,像看到仇人一样。

    黄昏来临,我们各自回家。我进屋后立即把门销插上。自从翠青蛇来到我的屋子里,我就养成了即时插门销的习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我怕惊动翠青蛇,可我刚把书包挂上,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头只有拳头那么大,已经干瘪得差不多只剩骨头,要不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皮包裹着,也许叫骷髅更合适。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爸爸。是我亲爱的父亲,是我日思夜想的亲人。他正在死去或者已经死了。我俯下身去。轻轻叫着爸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爸爸,你不能死呀。”眼泪模糊上来,我用手抹了一把。皱巴巴的小脑袋动了动,爸爸的眼睛睁开了,眼睛里面是灰色的。“是马也啊。”爸爸吃力地说。“爸爸,是我,我刚回来。”“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打饭。”“不用,爸爸你躺好,饭我自己去打。”他笑了一下,“不行了,我全身都不行了,骨头快散架了。”“爸爸啊,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呀?”我略带责备地问,眼泪哗哗地淌下来。我其实不想责备他,我的意思是我太想他了。“我也不知道,儿子,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点点头。“你已经长高了。”爸爸又笑了一下,他的笑容是那么安详。为这一笑,我伏在床上号啕大哭。这是我对他的思念,也是几年来一个人孤单生活的申诉,同时更是终于见到爸爸所获得的惊喜与快乐。

    不知哭了多久,感觉应该时间不短。虽然是骷髅那样丑的小脑袋,但我一点也不嫌弃,也不害怕,我哭着吻了吻他的脸颊。“爸爸,我是多么想你啊……我以为你永远不回来了。”可是这时爸爸不见了,那个骷髅似的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盘在床上的翠青蛇。我不知道是爸爸幻化成了翠青蛇,还是翠青蛇施了什么魔法,变成骷髅似的爸爸。这两者我都不能肯定。我所能肯定的是我看见的。

    在我的生活里,做唯物主义者是光荣的,于是我总把自己当成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所有的唯心主义者嗤之以鼻。可我刚才的确是亲眼所见,那是实实在在的,眼睛没有花,头也不昏,并且绝不是做梦,刚刚才从山上回来,盛猕猴桃的书包还在柱子上。翠青蛇不慌不忙地梭下床,钻到昨天我给它铺好的窝里去了。我把猕猴桃装在罐子里,盖上盖子,在水沟边抠了一块稀泥把盖子密封起来,本来不封也可以,封上熟得要快一些。存好猕猴桃,脑子里还摇晃着爸爸干枯的小脑袋。

    D刘爱:我读了所有来信

    回到报社,我从部主任那里找到了两百多封信,大多是从横坡中学寄来的,有三封是从冷水溪师范专科学校寄来的,有一封来自民族学院。有的三言两语,有的长达几千字。

    记者同志,我知道你们非常忙,每天发生的那么多大事要事等着你们去采访。但我希望你们抽一点时间去采访一下马也同志,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会让你感动,也能让广大读者感动。他来横坡支教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的精神已经永远留在了这里……

    这封信是一位老师写的。我觉得这样的信内容太空洞了,可我找了半天,大体上都是如此。还有一半以上,笔迹不同,但内容一模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人写好后其他人照抄的。只有一封B5纸打印的信稍有不同。

    我真想叫他一声爸爸,可我不敢叫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叫不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怕他看不起我。我那时候太自卑了,想到自己是农村孩子,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二是怕别人笑话我。班上那么多人,一旦被同学们知道,我会无地自容的。有好几次,我站在他面前,那两个字涌到嘴边,就要蹦出来,可我硬是把它咽了回去。前几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另一个同学,哪知她也有这种想法,当时要是我们商量一下就好了,我们一起去就好了。我们叫他一声爸爸,并不是想让他认我们做干女儿,只不过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但是,我和这位同学也有一点不同,她没有爸爸,她的爸爸死了好几年了,如果没有马老师的帮助,她上完初中就打工去了。她叫他爸爸,除了感激,还有一种依赖。我是有爸爸的,我只想叫他一声爸爸,我除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剩下的还是尊敬。我尊敬他的谦虚和善良,他总是那么谦虚和善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春天来到,蕨类植物紧紧簇拥着一棵幼小的马尾松,挤得马尾松只露出红筷子似的小脑袋,但它们终究长不过它的,再过十几年,它就会像旁边的大树一样,全身挂满奖章,亲切地看着脚下各色的花朵、灌木枝上的浆果和脚下的蘑菇。马老师改作文的时候,把“全身挂满奖章”这句划掉了,批评我乱写,词不达意。没过几天,他从那片林子路过,看见树上长满了红色的菌子,和煦的阳光照射在上面,菌子红艳艳的,这就是我写的“奖章”。马老师不但向我道歉,还表扬我写得形象生动。其实是我没写清楚,没对“奖章”作交代。而他的善良,我每见一次,都深受感动。他刚到学校,就挖了几十棵柏树来栽在校门两边,第二年,柏树活过来了,正准备长高,一个背背篓的妇女把幼小的树苗拔掉了,校长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个妇女说,柏树枝熏腊肉是最好的呀,你不知道?校长说,满山遍野都是,你为什么不到山上去折?妇女说,这不是图个方便嘛。校长说,这树是栽来看的,不是给你拔去熏腊肉的。她惊愕地看着校长,说,栽来看的?这有什么看头?说完脸上露出又好笑又鄙夷的神情。她就是这样说的,和大多数一字不识的乡下人一样,不管什么东西,有用无用才是最高标准。校长叫她把柏树枝留下,她说,好好好,给你婆娘拿回去,才一把柏树枝就这么心痛,幸好你这是山上挖来的,不是钱买来的。校长决定杀一儆百,告诉这个妇女的男人,他女人破坏学校公物,要罚款。男人也没什么文化,又气又急,把女人揍了一顿,准备卖猪崽来缴罚款。马老师知道后忙去制止,说把树苗补栽上就行了。他到那户人家那天,他看到他们住的是干打垒的茅草房,得知他们家最值钱的就是那头猪崽,他哭了。他没有在别人家里哭,他是回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才哭的。我是学习委员,去他宿舍交作业本,无意中看见了。我想叫他一声爸爸的冲动也许就是那时候产生的……

    下面这封信有点与众不同。

    马老师在横坡两年,只有付出没有索取。由于学校没有专门的学生宿舍,住校生只能住教室,晚自习过后,把课桌拼在一起就是床。马老师和这些学生同吃同住,条件非常差,冬天洗脸水都会结成冰,夏天又热得喘不过气来。马老师对学生的那份殷勤和关爱,说起来就惭愧,我也是教师,但他能做到的很多事情我却做不到,有些事真是催人泪下。但现在学校领导发动全校师生给报社和电视台写信,美其名曰宣传马也,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扩大学校的影响,以便争取社会资助。热衷此事的人甚至希望借此给自己带来好处,有哪些好处我就不说了,反正我觉得这样做味道变了。马也在横坡时反复说过,他所做的是他愿意做的,没必要张扬,也不喜欢张扬。

    读完这封信,我的心一会轻得像高山上的云朵,一会又重得像墓地里的石头。马也的形象在我的大脑里不但没有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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