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
（一）
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结识了几个好朋友，比如格罗斯曼，还有一个名叫菲立迪希一亚德勒的奥地利维也纳阔少。菲立迪希的父亲是奥地利有名的政治家。可能是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菲立迪希那双多瑙河一般蓝色的眼睛更关注政治。
因此，他经常将爱因斯坦拉入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当中，争论的焦点通常都是暴力与和平。
“暴力，是卑劣者的通行证，”菲立迪希每次一开口都是高调子，“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应该实施全球国际化，成立国际裁判委员会，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仲裁，这样不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吗？”
“那么，要凭什么来执行裁决呢，菲立迪希先生？”爱因斯坦反驳说，“人类都渴望和平，可是看一看，整个的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执行裁决？可以成立世界性的警署，而且只有他们可以拥有武器，禁止其他国家生产妨碍和平的枪支弹药，这样不就有了执行裁决的权威性吗？”菲立迪希为自己的设想感到得意。
“你反对暴力，拥护和平，可最后还是需要采用暴力来解决呀！”爱因斯坦说，“尽管我也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要侵略，人民怎么办？难道就坐以待毙吗？”
……
争论到最后，通常是没有赢家的，但爱因斯坦此时对和平的理解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
爱因斯坦的深刻思想和精深的自然科学知识，给格罗斯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格罗斯曼就对周围的人说：
“总有一天，爱因斯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格罗斯曼一生给予爱因斯坦很多无私的帮助，而且十分重大。可惜的是，他在1936年不幸早逝，这让爱因斯坦十分悲痛。爱因斯坦在给他的遗孀写信说道：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在爱因斯坦的这些好朋友当中，还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玛瑞琪的塞尔维亚姑娘。她1875年出生于伏伊伏丁那的狄特尔。她的父亲米格斯·玛瑞琪是一位政府官员，母亲是一位地主的女儿。米列娃一生下来就患上了臀关节脱臼，当时还不能通过手术矫正，因此她一生都是跛子。
但从她留下来的年轻时期的照片看，她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米列娃的学业是从1882年开始的，上课用的是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同时她还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她不仅是个非常严肃、沉默寡言的勤奋大学生，还是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早就下决心要读完大学。虽然她的家庭和学校的制度并不支持她这样做，因为瑞士是唯一可以接收女学生的、讲德语的国家，因此，她便只身来到苏黎世。
开始时，米列娃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学医学，后来改变了方向，转到该校的数学和科研进修学校第六系，与爱因斯坦成为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爱因斯坦经常到图书馆中去研读有关书籍。起初，他都是一个人在那里研读，后来连续几个晚上他都和米列娃一起研读和讨论一些科学问题。跟当时绝大多数女学生一样，米列娃的思维十分活跃，而且除了对功课的兴趣之外，对别的都没什么兴趣。
米列娃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她却经常十分专注地听爱因斯坦诉说他在准备功课时经常涌现在脑海中的一些新想法，或是听他朗诵一些伟大物理学家的作品。
有时候，她也会谈谈自己的抱负，像何必将自己的一生葬送在老式女人所谓的“厨房、教堂及孩子”三项“妇德”之中等，她拥有着不亚于男性的抱负和野心，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为科学界做出贡献。
爱因斯坦完全同意她的说法，也非常敬佩她的勇气和智慧，并且发现她是一位令人满意的同伴，因而对米列娃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二）
在大学的生活充满了自由和快乐，然而有一天，爱因斯坦接到了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家信。他感到很奇怪，因为信封上是母亲波琳的一手秀丽的斜体字，而以往都是父亲海尔曼先生写的，字迹粗大豪放。
波琳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阿尔伯特，对不起，这是我们给你寄出的最后一笔钱了……工人们都已经辞退，机器已经抵债，也就是说，我们再次破产了。为了这件事，你的父亲耗去了极大的精力，住进了医院。这不是我们的错，有成千上万家的企业都倒闭了，好像整个经济都出了问题。
不过，你不用为我们担心，没有蹦趟不过去的河，家业一定会重振的。只是从下个月起，由你在日内瓦的姨夫每月给你寄去100法郎，估计这样可以让你不至于饿肚子了，就省着点儿用吧。
好好完成你的学业！
亲你，孩子！
爱因斯坦看完信，沉默了好久，一种家庭责任感的压力漫及全身。他决定，以后自己每月要存下20法郎，一旦以后有什么急用，就不会有人再支援他了。
于是，爱因斯坦从学校的宿舍搬到了附近的一间廉租房里，那里连暖气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此后，他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一天也只吃一片面包和一块奶酪，并以更紧迫的心情汲取知识。
他的几个好朋友，如菲立迪希和格罗斯曼等，都很想资助他，但又不敢有所表示，因为他们很清楚爱因斯坦的倔脾气。于是，他们就借着各种名目搞聚会，变着法子资助爱因斯坦。
后来，菲立迪希还偷偷租了个地方，找了几个需要家教辅导的学生，然后让爱因斯坦去给他们补习功课，借此赚些生活费。但爱因斯坦觉得，现在读书的学生在经济上都很困难，所以补习费用收得很低。他不知道，他的好朋友菲立迪希为此支出的房租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授课收费了。
同时关心着爱因斯坦的还有米列娃。此时，米列娃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已经比普通的同学和朋友关系要更进一步了。米列娃的与众不同与对问题的看法，日渐引起爱因斯坦的好感；而爱因斯坦的卓越才华也赢得了米列娃的倾慕。虽然这时爱因斯坦很贫穷，但米列娃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并时常给予爱因斯坦一定的帮助。
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转成爱情也是十分顺理成章。他们的志趣都在做学问上，他们相约毕业以后就自立、结婚。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爱情，就这么定下了。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也深深爱上了瑞士这个国家，爱上了苏黎世这片土地。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向瑞士政府提出了国籍申请。
当时，加入瑞士国籍需要交付1000法郎的入籍费，而每个月只有100法郎生活费的爱因斯坦只好勒紧裤带，每个月省下一些钱，然后再通过担任家教赚一些。这样一直到他通过联邦工业大学的毕业考试后，才正式获得瑞士国籍。
然而由于生活窘迫，又常常挨饿，使他本来健康的身体出现了毛病。后来，每当爱因斯坦表现出精疲力竭时，他的夫人就认为“这是他极其贫困时所受煎熬的结果”。
不过，爱因斯坦家这种经济的上的困难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爱因斯坦大学尚未结束时，他的父亲海尔曼就又在意大利米兰开办了一家电力公司。开始时运行得也很好，得到了附近两个小镇的路等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后来抵押给他的主要经纪人，他的堂兄鲁道夫·爱因斯坦，但家里的处境毕竟不再那么艰难了，这一改变也令爱因斯坦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些解脱。
（三）
1900年秋天，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研读了4年之后，爱因斯坦拿到了赫尔泽克校长亲手授予的大学毕业证书。
一直以来，爱因斯坦都从未为自己的工作问题考虑过，因为他成绩优异，一些有名望的教授曾经对他说过：
“你毕业以后应该能留在本校当助教，我们都表示十分欢迎。”
结果，学校最终并没有选择他，而是选择了格罗斯曼担任助教，爱因斯坦这才不得不匆匆地走向社会。
既然是师范系毕业的，爱因斯坦也很想当个老师，所以他选择了苏黎世的一所比较有名的中学，送上了自己的资历证明。
学校办公室的文员扫了一眼瑞士联邦工业大学的档案袋，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是瑞士本国人吗？”
“是的，先生，”爱因斯坦愉快地回答，“申请瑞士公民权已获批准，国籍就要得到承认了。”
“好吧，”文员说，“请您后天过来。先生，祝您好运！”
可是，当爱因斯坦两天后再到这所中学时，这位文员却带着一脸的遗憾将档案袋退给了他，说：
“很抱歉先生，本校的教员名额已满，请您另谋高就吧。”
这个结果让爱因斯坦很失望。爱因斯坦接着又去了几所学校，结果遭遇都差不多。开始都表示欢迎，最终还是遭到拒绝。
后来，格罗斯曼提醒他说：
“可能由于你是外来移民，在选择上，他们总会偏向本土的公民。”
这句话让爱因斯坦如梦初醒。虽然他一直信仰一种全球性的宗教，并对他的父母的信仰失去了全部的兴趣，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一名犹太人。在当时，瑞士已经是最开放的国家了，但多数瑞士学校仍然不愿意聘请一位既是犹太人又是外国人的生手。
这样奔波了几个月后，1901年5月，爱因斯坦才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到温特图尔城的职业技术学校去当教师，但任期只有一学期。
在这里，爱因斯坦敏感地觉察到学生们对他的不悦，因而也感到尴尬和闷闷不乐，但他力求表现，决定要获得成功。于是，当他在温特图尔城的任职结束后，他赢得了学生们，甚至是最淘气学生的尊敬。
结束了第一份工作后，爱因斯坦很快又找到了一个短暂的栖身之地——夏弗豪森——莱茵河畔的一座小镇，这里以吸引过许多旅游者的瀑布而闻名。爱因斯坦在联邦工业大学的一个同学就住在这里。
经过这位同学的推荐，爱因斯坦进入了一所私立寄宿制中学，担任这里补习教师。爱因斯坦在读大学时就曾做过补习教师，所以这对他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很得心应手的工作。
然而，爱因斯坦与他的老板雅克布·纽伊萨对教学的观点却很不一致。他所表现出来的判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让纽伊萨很不满。不久，爱因斯坦就被解雇了。
这时，爱因斯坦已经是瑞士公民了，可以申请担任公务员了。格罗斯曼通过父亲的关系，将爱因斯坦介绍给瑞士专利局局长德力西·哈勒。
爱因斯坦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但经过漫长而严格的考试后，他最终在专利局获得了一份工作。这也是爱因斯坦一生当中获得的第一份稳定而高薪的工作。
1902年6月16日，爱因斯坦正式被聘用为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三级专家，实际上就是一名技术审查员，年薪是3500法郎。他终于有了固定的职业，不必再为生活担心了。
同月，爱因斯坦也完成了他震惊科学界的论文《关于热平衡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运动论》，第一次提出了热力学的统计理论。
专利局的工作比较严肃，每天，爱因斯坦都必须像局长严格要求的那样，对各种专利申请提出一针见血的意见，并写出精确的鉴定书。他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发明，很快就从复杂的图纸中找到了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将错误的、荒唐的、异想天开的东西都推到一边，将有价值和新颖有趣的新发明、新创造都一一写出鉴定书并归类。
工作比较清闲，通常一天的工作半天就可以做完了，这样在工作之余，爱因斯坦还能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心爱的物理学，他感到很满意。
正是从这所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敲开了命运的大门，踏上了辉煌的起点。他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期间研究出来的。
（四）
在伯尔尼，爱因斯坦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登上伯尔尼西边的古尔腾山，在午夜的星空下畅谈，探讨关于物理学、关于自然、关于宇宙的种种问题。他们就是自由组合的“奥林匹亚学院”的成员：莫里斯·索洛文是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康拉德·哈比希特是伯尔尼大学的学生，贝索和爱因斯坦都是专利局的员工，还有一位专利局同事的丈夫。他们都推举爱因斯坦担任“院长”。
这段时间是爱因斯坦事业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引起了普遍的反响。尤其是完成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狭义相对论》后，他更是成了科学界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奥林匹亚”的意思，是众神聚集之地。他们用这个名称为自己的学术组织命名，多少有点调侃之意。不过，这个学院的成名也的确各有特色：索洛文研究哲学，但对物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与爱因斯坦相得益彰，因为爱因斯坦对哲学也很感兴趣；贝索知识渊博，是爱因斯坦学术上的知音。爱因斯坦曾被贝索下个这样一个结论：在探讨新思想时，贝索是全欧洲都找不到的最好的共鸣器。
由于“奥林匹亚学院”的大部分成员在大学毕业后都离开了伯尔尼，1905年，“奥林匹亚学院”结束了它辉煌、富于创造性和充满友爱的日子。虽然它仅仅存在了3年，但却给爱因斯坦和他的伙伴们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在有了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后，爱因斯坦就在专利局附近租下了一套便宜的住房。现在，他可以考虑成家了。在来伯尔尼之前，他就有了与米列娃结婚的打算，而现在这个打算即将变为现实。
不过，他的父母却对他与米列娃结婚这件事很反对。为此，在1902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与母亲产生了矛盾。他的母亲不仅当时，而且后来也一直都不喜欢米列娃。
1902年时，父亲患心脏病，爱因斯坦回到米兰的父亲身边。在临终前，父亲终于同意了儿子与米列娃的婚事。
这年的10月10日，海尔曼·爱因斯坦去世，葬于米兰。
1903年的1月6日，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爱因斯坦明白，结束单身汉的日子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他越来越感到以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已经解释不了许多现象了，他现在的思路已经日渐清晰，可是科学的论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他迫切地需要生活上的照顾和学术上的研究助手。而米列娃的到来，更加激起了他青春的活力。
婚礼结束后，爱因斯坦便带着米列娃回到了伯尔尼。
婚后的米列娃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个人事业，将心思都放在丈夫爱因斯坦身上，尽一切努力帮助爱因斯坦。她包揽了一切家务，为了挣钱和补贴家用，她还办了一个大学生家庭旅店。
1904年，他们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了。
儿子的出生，给爱因斯坦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本来已经拉着专利局和物理学研究这两辆沉重的车了，现在还要被套上家庭这辆车。
这位年轻的父亲，经常左手抱着婴儿，右手拿着笔不停地做计算。孩子的啼哭和哄孩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不太和谐的交响曲。
爱因斯坦有一种奇妙的自我孤立的本领。现在，他的世界仿佛只有他一个人，那里的声音是分子、原子、光量子、空间、时间和以太！
这个年轻人有才能、有决心，他要解开物理学中最困难的“以太之谜”。这个难题的谜已经困扰了多少物理学家！现在，这个年仅26岁的小公务员准备冲击这一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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