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他之所以相识，缘起于他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去年冬天曾在我家粉刷过我的书房。一个北风吼叫的日子，室外温度已降到了零下十摄氏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我家书房的装修涂料，冻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并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记得，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雪中送炭”的暖身之物。为此，我对他发了脾气说：“你如不穿，就别干活了。我看你这个样子心里难受。”小吴大概不愿丢了这份工作，最后十分无奈地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有点出格，内心深处对社会似乎有某种仇视心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想解开这个谜团。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对我倾吐出来的东西，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小吴为谋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被骗，遭遇过社会的白眼——特别让我为之情动的，是他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当他从我的书橱里把我的著作，与我的名字对上号时，便给我带来了厚厚两本他写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冷嘲，有对他童年生活的回忆……一句话，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青年。用文学的尺子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血性青年。因而对他不接受我毛背心的馈赠，就找到了内在的根据。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打工者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
我与他聊写作，与他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文学的梦》，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碑》。在《文学的梦》的书籍扉页上，我特意写上英国作家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几句人生经典，送给了他。这几句人生经典是：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我说：“你别谢我，这位老师在英国，早入土一个多世纪了。因为我二十年劳改中，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
我的书房装修完毕的时候，已然接近年底了。他回江西老家过年去了，便有了腌猪肘子飞到我家的事儿。我自己曾叩问过自己的心灵：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书，你行善行得过来吗？自审之后的心灵回声是：北京住着几百万打工者，悲情故事天天发生，不要说我一个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怕是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信守的格言是：只要是让我碰上了，就不能装成一个盲人，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
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精神本能的形成，除了我出生在农村之外，更大的原因，可能与二十年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我经历过苦难，我知道苦难的沉重；但若我来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变成只会向上看天而不会向下看地的“势利眼”，那就是精神的解体和灵魂的堕落。
记得，那是在十年前的1995年，家里进行过一次粗装修，一下子九只来自湖北的“九头鸟”，飞进了我的家。说起来，可能会让城市人感到不解，我与他们有时同吃，晚上还有时挤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块看电视直到深夜。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反而让那些“九头鸟”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老不怕我们脏？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
“你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为什么还爱听？”
“你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准备拿我们做模特？”
“我们走了许多城市，还没有见到过你老这样的人呢！”
对此，我只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讲起我的生活经历来，不仅劳神费心，而且会把自己带入从前，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自己，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因而在一段时间之内，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不解的谜团。当时正是夏末秋初，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的住室里洗澡，其中有的人病了，妻子还要尽医生的义务，为他们打针服药。我记忆中最难忘却的一天，是199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和这九只“九头鸟”一起喝酒，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之后我又与他们一起拍照，把洗印好的照片，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事出有因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些湖北娃的老家——黄冈地区的报纸上，让他们家乡的父老，都能看到他们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因而，当这几只“九头鸟”，飞到别的城市去打工的时候，有的给我来信，有的路过北京时，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把打工者留下来，在碰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
但愿城市中的文化人，都能关注打工族的生存状态。这不仅是社会和谐之所需，也是人类良知之所在。
【文海拾贝】
[序与跋]
[《曙光升起的早晨》后记]
这些短篇是在1954年底到1955年底一年间写出来的。
它和《七月雨》一样，多半是写我亲爱的故乡的变化，但是一年来，农村记者的生活，使我眼界扩大了，我试探着写了山区的几个短篇，企图反映出荒僻山村的变化。
这时期，我经历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大风暴，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到达乡村后，农民们像决了堤的江水，以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声势涌向农业社的大门。
合作化道路上的顽石被踢开了，“妖魔”被赶跑了，正气抬头了，贫农大踏步迈进了合作社的门槛。
这本集子之所以命名为《曙光升起的早晨》，意义也正在于此。
亲爱的读者，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正和批评。
1956年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前夕
[《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代序]
何须惆怅惜春迟
二度梅开花满枝
昔日霜尘化诗雨
朝花何妨到夕拾
流水落花红颜去
沧桑历尽大道直
唯求肝胆如冰雪
放眼山花烂漫时
——摘自友人赠诗，以此自励
1981年11月20日于北京
[《洁白的睡莲花》短篇集序]
收入这个集子的几篇东西，都是我近两三年内的作品。几年来，我虽主要致力于中篇小说的创作，但也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现将它们呈现给关心我的读者。
小说题材相当广泛，有煤矿，有农村，有农场，有化工厂，有劳改队……这些生活领域都是我亲自涉猎过的，因而写起来是熟悉而亲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二十多年生活脚步的一个缩影。
这些小说的风格不尽相同，有些篇我追求抒情——那是我对50年代的风格的回顾，有些篇又显得冷峻深沉，那是我坎坷的生活道路，给予我的巨大影响。
以此简短前言代序，以求正于读者。
1981年冬
[《远去的白帆》中篇小说集后记]
我是一颗半枯萎的种子，而“收获”丛书这块沃土，使我萌发，使我开花，使我结果。
记得，我写第一部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时，那种僵化的“凡是”观点，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我写这部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固然需要勇气，而敢于发表它则更需要勇气；在这一点上，“收获”丛书的编辑同志，不但是开拓荒芜文苑的可敬战士，而且和党的拨乱反正伟大战略、和人民的心愿息息相通。
我认为，作家必须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文学期刊也应有各自的艺术风采，办个“万金油”牌的刊物，搞点应时买卖，虽然省心省力，却无益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到头来不过一线萤光、昙花一朵而已。“收获”丛书不追时髦，端庄质朴，吸引了许多作家，在它的沃土上播种耕耘——我，就是其中之一个。
继《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我又把拙作《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远去的白帆》呈献给它。值此“收获”丛书出我个人专集的时刻，我向辛勤的编辑同志以及关心我的长辈和读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1982年1月2日于北京
[《驿路折花》中篇集序]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之约，我从近几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中，筛选了几篇东西，编成了这个集子，以留下自己这几年文学的轨迹。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选本中收集的东西，是我几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书名所以称之为“驿路折花”，是因为它既囊括了我走过的艰辛道路，又包含了我在艺术上对真正浪漫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折下带血的“红玉兰”，作为向泥泞历史的悼祭，我折下淡雅的“死不了”，作为对历史新时期的希冀。不，应当说我折下的不是一束束的花儿，而是留下炎黄子孙中一幅幅坚强跋涉者的肖像。
把这个集子命名为“驿路折花”，还有另一个原因：1982年我访澳归来途经香港时，一位女散文家曾向我建议：“你发表的《伞》和《燃烧的记忆》，副题上都标有‘驿路折花之一之二’的字样，‘驿路折花’这个词儿很有诗意，将来你能否用这四个字为题编一个集子？”
感谢她的提示。现在，我就把这个中篇选呈献给友人和读者。
1984年4月4日于京西宾馆
[《雪落黄河静无声》后记]
像大自然的赐予一样，我的收获季节也常常在秋天。
翻阅我过去结集出版的作品，脱稿日期大都在秋冬两季。特别是秋天，是一年四季中我创作力最旺盛的季节。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潜入我创作生活之中了吧！
收在这部中篇小说集中的《雪落黄河静无声》《鼎》《白云飘落天幕》以及《春之潮汐》，都脱稿于1983年秋冬之际。其中《鼎》完稿的日期虽然略早一些，但也是夏末秋初之时——好像只有当飒飒秋风从大漠吹进城市、吹落窗外的树叶之时，才是我创作状态最好的日子。
编选这本集子时，发现过去集子中漏编了一个中篇——《梁满囤出访》。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四部中篇的取材，故把它放在末尾。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几篇作品展现了我1983年的文学脚印。孰优孰劣，自有读者评说。切盼关心我的读者，能给予指正。
1984年4月于北京
[《从维熙散文特写》跋]
我始终认为诗和散文，是文学中最难驾驭的艺术品种。
我的创作主体虽是小说，但也写过一定数量的诗和散文。我的那些诗作质量低劣，无法将其纳入集子；过去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特写，尚不失其可取之处，我把它们筛选了一下，编成了这本选集。
青年时代我酷爱屠格涅夫和孙犁的作品；追根溯源，排除我个人的艺术气质和心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文学巨匠的小说中，都具有浓醇的散文诗情。屠格涅夫的散文《猎人笔记》自不必说，他的小说《阿细亚》（有译成《门霞》的）、《初恋》，以及孙犁同志的《荷花淀》《山地回忆》《铁木前传》，都可当作散文的精品来读。这些作品文字洁净如水，无任何拖沓之痕；我认为这两位大家的小说，核心之一在于严格的文字锤炼——这是我们许多当代作家望尘莫及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为屠格涅夫和孙犁的作品所倾倒。
文如琢玉，最忌杂质。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自我训练，直到现在也并没中断。收进这个集子中的《北国抒情章》《鲁行二题》和《澳洲随怨录五篇》，是一个系列性的千字散文，这是我磨炼文字的尝试。收进集子中的报告文学，我称之为“特写”，以简代繁，以爽人眼目。其中《北大荒人物风情三章》，是我50年代的作品，既表示我对北大荒的深深怀念，又寓意自己“琢玉”时，更不应忘记开拓精神。
在这方面，我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具有这种气质，根据小说改成的电影剧本，又对原来的小说进行了新的开掘。但是由于种种因素，这个被上影厂称为“七九年最佳电影剧本”的作品，终于流产夭折。为了这个难以忘却的纪念，此次将它收在集尾并借此机会，向在这个剧本诞生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梁剑华同志，致以诚挚的谢忱！
1984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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