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列车又要起程，朱琦站起来向父亲告别，回头一看洁白的沙发上，被自己坐了一大片黑印，父子俩不由得哈哈大笑。

    “你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

    朱德尽管结过六次婚，但只有两个孩子，儿子叫朱琦，女儿叫朱敏。战争年代，两人都没有同朱德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因此，朱德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他把这种疼爱表现在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上。

    朱德经常教育子女要到基层去锻炼，和群众一起，做普通劳动者所做的一切。朱敏回忆，父亲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讲过：“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直至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子女“要做无产阶级”。

    朱琦1937年才到延安。不久，朱德就让他到基层部队去锻炼。1943年，他在战争中右脚负伤，变成残废，伤愈后被分配到抗大工作。当时抗大的条件是很艰苦的，边学习边生产。朱德并不因为朱琦是自己的独生子而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更不因为朱琦受过伤而安排他到一个舒适的地方。相反，他教育朱琦要服从党组织的需要，勉励他到基层与广大群众一起工作和生活。后来，组织上又安排朱琦到冀中工作。

    1947年4月，朱德到冀中军区检查工作。在听完了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杜文达的汇报后，又特意问道：“朱琦在你们那里，他最近的表现怎么样？你要如实地讲。”杜文达说：“朱琦同志的工作积极，学习也好，责任心也很强。比如最近我带几个团去攻打赵县，朱琦同志负责的通信联络工作就做得很出色。”朱德连忙制止说：“你不要光讲优点，难道他就没有缺点吗？”杜文达想了想说：“缺点当然有。他有时生活上散漫一些，说话随便些。”朱德沉思了一会儿，严肃地对杜文达说：“朱琦生活上散漫，吊儿郞当，说话随便，这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我朱德的儿子，有优越感嘛。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是会脱离群众的。因此，我要求你对他要严格管教，不能搞特殊，要把他的优越感克服掉。你回去要找他谈谈，告诉他这是我朱德交代给你的任务。要他今后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尊重领导，爱护下级，平等待人。特别要注意尊重人民群众，说话要注意场合，注意影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许说。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更不准有耍威风、摆官架子等旧军队的作风。”

    1948年秋天，朱琦和他的妻子赵力平一起去西柏坡拜望康克清和朱德。这是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赵力平既激动又紧张。

    朱德和康克清见他们来了非常高兴。康克清赶忙请他们坐下。刚坐定，朱德就问：“你们都参加了土改，收获一定不少吧？”赵力平答道：“我感到很有收获，可我确实没做什么工作。”朱德微笑着说：“你们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可有一条，成绩不能算在自己账上，一是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二是你们的领导邓颖超、黄华同志有水平；三是同志和群众的帮助。你们要好好总结，珍视这次受教育的机会呀！”

    开饭了，朱德在饭桌上谈笑风生，把赵力平的拘谨心情一扫而光。他专门谈到学习问题，谆谆告诫道：“你们现在还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工作很多，全国要解放了，要依靠你们去建设，要听党的话，重要的是要学好政治理论，弄懂马列主义，学好毛主席著作，这可是终生受用的啊。”

    第二天，朱琦和赵力平要返回工作岗位了，朱德拿出一套新的《毛泽东选集》，郑重地交给儿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把《毛泽东选集》当作礼品吧，你们把这部书学通了，工作就有了方向。”

    全国快要解放了。一次，朱琦对朱德说：“爸爸，全国就要解放了，咱要进京享享福了！”听了这句话，朱德非常警觉，他觉得该对朱琦的思想进行教育了，于是对朱琦说：“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来，今天跟我一块儿吃吧。”饭端上来，一盆小米粥，几个玉米面窝头，两盘素菜，还有两盘拌野菜。朱琦夹了点野菜问道：“爸爸，你怎么还吃这玩意儿呀？”朱德收起笑容，意味深长地说：“长征的时候，有些同志因为连这样的野菜也吃不上，饿死了！常吃着它，忘不了艰苦的岁月。”朱琦听了，心里很不平静，看着爸爸身上的旧灰布军衣，脚上的旧布鞋，不由得眼窝一阵发热，非常坚决地说：“爸爸，我不跟着进京了！”朱德问：“你到哪儿去？”朱琦说：“党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朱德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儿子，欣慰地笑了。

    后来，朱琦转业到地方工作。临行前，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应先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要掌握一门技术，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

    转业后朱琦被分配到石家庄铁路局。遵照父亲的意见，开始当练习生，后又学火车司炉和司机，流了不少汗，终于能独立驾驶火车了。一次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驾驶室对他说：“朱琦同志，首长请你停车后立即到车厢去一趟。”是谁的专列？朱琦猜不出，他知道这是不能问的机密。车停了，他没来得及洗脸和换衣服就急匆匆地向车厢奔去。原来自己开的是父亲的专列！朱德紧紧地握住朱琦的双手，看着满身油渍、双手汗污的儿子，高兴地说：“学会开火车了，很好，掌握一门技术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父子俩一同坐在沙发上，朱琦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朱德边听边插言：“很好，你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了，我希望你除了钻研技术外，还要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政治，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政治上要不断进步，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工作，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列车又要起程，朱琦站起来向父亲告别，回头一看洁白的沙发上，被自己坐了一大片黑印，父子俩不由得哈哈大笑。

    朱德对儿子的要求近乎严苛，朱琦工作一直很努力，但朱德仍觉不满。1965年，朱琦的年纪很大了，朱德仍让他克服困难，下去蹲点。他还专门给儿子写信，要求他深入群众。信的原文如下：

    朱琦：

    你的来信收到。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使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你们铁道部门是接管的企业，过去的旧框框没有打烂，又学苏联的新框框，就是迷失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一条……三结合的方法，主要的还是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均有很大进步，望你再去蹲点。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进步才不会掉队。

    朱德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解放以后，儿媳赵力平的工作经多次变动，朱德总是不断地给予她勉励和教诲，使她能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1955年，组织上决定把她从银行系统调到财贸部门。起始，她害怕工作生疏，干不好，心里有顾虑。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朱德知道后十分高兴地对儿媳说：“战争年代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一个命令拔腿就走。现在是和平环境，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后调动工作也是经常会有的，共产党员做什么工作都要由党来决定。到一个新的单位就要从头学起嘛！时间长了就会做好了。”

    朱敏从出生到14岁，从未见过父亲，只是当外婆拿出父亲的照片告诉她时，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位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军人。1940年，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几番周转，朱敏才回到了父亲的怀抱，但几个月后的1941年3月，朱敏又离开延安赴苏联，入苏联国际儿童院。苏德战争爆发后，1943年8月，朱敏同国际儿童院的部分儿童一道被纳粹德国送到法西斯集中营做苦工。朱德当时不知道女儿的情况，于同年10月写信给女儿，信中说：“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当然，朱敏当时是收不到这封信的，信的内容是后来才得知的。

    1953年，朱敏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开始时，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朱德便经常教育她要学会独立生活，要和群众在一起，多次劝她住到学校职工宿舍去。他说：“你们住在这里，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你们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要自力更生，学会独立生活，要和群众在一起，要能吃苦。”当时朱敏已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还没有盖起来，她就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住了4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的房子里。

    1953年，朱敏生下第一个孩子，产假一满，朱德便催促她快去上班，并充满慈爱地对朱敏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你去上班工作，孩子就放在我这里，我替你安排好，你不要惦记。”末了，还反复叮咛：“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时，朱敏悄悄跑回家看看孩子，朱德知道后总要批评她不听话，不安心工作。朱敏只得按照父亲的要求，一心一意在学校里工作，节假日才回去看望二位老人和孩子。20多年来，这一直成为不容违背的“制度”。后来，朱德的年纪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便多回去几次看望他，可他总是不高兴地说：“我的生活有组织照顾，你们就不要老回来看我了，要好好工作。”直到他最后一次住院还一再说：“我很好，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请假来看我，影响了工作。”孩子们只得回去。就在他去世的那天上午，他唯一的女儿朱敏还在工作岗位上。

    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师生到山西农村搞“四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朱德鼓励朱敏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懂得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经受锻炼。”组织上了解到朱敏患有高血压病，担心到农村后由于生活不习惯，要加重病情，不想让朱敏去。朱敏向组织表示，坚决要求下去。为此，领导上专门找到康克清征求意见。康克清说：“这是毛主席对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亲也要她去，要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对农村实际了解得太少了。请组织上把她带去吧。”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朱敏参加了“四清”运动，了解了农村，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但其间一只眼睛患病，因晋东南农村条件差，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摘除了。朱德得知后，没有流露出惋惜的心情，反而鼓励女儿说：“你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

    朱德常常要求子女们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

    1969年夏，朱德的大外孙初中毕业了。朱德把他叫到跟前说：“你已经16岁，是个大人了，应当想想该走什么道路了，我的意见是你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务农，知识青年应当和工农相结合，这很有好处。”在外公的鼓励下，那位外孙愉快地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时情绪还蛮高。但队里分配他养猪，他挑不动猪食桶，常常洒满一身，又脏又累。一生气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此事后，马上亲笔给他写了封回信，严肃地教育他：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的教导，是考验年轻人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问题。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接到外公的信，外孙思想很受震动，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的思想，利用一切机会到农民家里，和他们交流思想感情，工作上和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朱德这样严格地要求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他也这样要求自己，感化孩子们。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1959年起，他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虽年逾古稀，但他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访、视察，了解生产建设和人民的工作生活情况。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更是自觉地力争为党多做工作，即使在生病期间，他仍每天让秘书给他念文件、读书。有人劝他多注意休息，少接待外宾，他却回答：“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点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去做我做不了的事情。”孩子们说：“爷爷，您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严肃地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女儿朱敏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萧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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