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接着又说：“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放。”

    少奇同志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讲了管孩子的事。少奇同志对老师说：“你们要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那样管，不要迁就他们，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可以照顾。”

    1965年夏天，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新城县高镇搞“四清”。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一位秘书叫去，说：“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更不要用小车送她，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

    当时，平平刚15岁，还是个孩子，过去没有出过远门。听了少奇同志的话，秘书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为避免孩子路上出差错，想谈点意见，可是少奇同志接着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少奇同志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在孩子的培养教育上也是这样。

    少奇同志接着又说：“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放。什么叫管、管什么？不好好学习，品德不好，要管；没有礼貌也要管。你们自己的小孩子不是也要管吗？我的也一样。当然管也要得法，不是束缚他们的手脚。”

    说到管孩子，使我们想起1959年的一件事。那时候，平平和源源在实验二小读书。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讲了管孩子的事。少奇同志对老师说：“你们要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那样管，不要迁就他们，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可以照顾，相反，应当对他们更严格地要求。”

    对孩子要严加管教，这是少奇同志一贯的思想。那些年，为了配合学校教育孩子，每次开家长会，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王光美同志总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意思，骑自行车亲自到学校去参加。

    什么叫“放”呢？少奇同志说：“吃苦耐劳的事情，经风雨见世面的事情，要放手让孩子去干。这样可能要跌些跤子，受些挫折，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得到锻炼。”

    由于家庭教育严格，少奇同志的孩子都很俭朴，有毅力、有志向、有骨气，从小就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少表现出什么优越感。平常他们在外面从来不提自己是谁的孩子，叫我们某某秘书时，还总要加上“叔叔”两字。我们不让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不去，不准他们接触的东西，他们自觉躲得远远的。

    那一次，平平自己从北京中南海到了河北新城县。当她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很惊奇，抢着问：“平平怎么来的呀？”“谁送你来的呀？”平平高兴地回答说：“我自己来的，谁也没送。我知道怎么买票了，知道怎么上公共汽车、怎么坐火车了。”

    少奇同志对子女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尽管工作很忙，也要抽时间做孩子们的工作，从不放过任何能够使孩子得到锻炼的机会。

    1962年前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由于缺乏对旧社会阶级斗争历史的了解，暴露了许多问题。为了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觉悟，使他们懂得旧社会的苦，知道新社会的甜，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各地共青团组织曾对青少年进行“四史”（家史、厂史、村史、公社史）教育。少奇同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知道刘振德生在旧社会，是苦出身，就让他给平平他们讲自己的家史。少奇同志说：“我的小孩子不知道过去穷人受的苦，不知道穷人的孩子为什么念不起书，你给他们讲讲吧！”讲过之后，少奇同志还让孩子们谈感想。

    1964年“五一”节后，当年参加过安源罢工的工人代表袁品高同志，应少奇同志的邀请前来北京欢度“五一”。少奇同志在中南海两次接见了他，还让王光美同志带着孩子到他住的地方去看望他，请他给孩子们讲安源工人的斗争故事，向孩子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袁品高同志见孩子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并且听说他们上学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时，非常感慨，激动地说：“少奇同志在安源的艰苦朴素作风已经传给了孩子们。”

    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许多干部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和贫下中农搞“三同”，接受教育。少奇同志决定让儿子允若也去受锻炼。那年8月，刘振德去参加“四清”时，少奇同志对他说：“你把毛毛带上。他接触农村情况不多，从上海把他找到后，就送去延安，后来又去苏联留学。这回让他跟你下去搞‘四清’，可以更多地了解农民的情况，向贫下中农学习。下去以后，和贫下中农搞好‘三同’，对他不要有什么特殊照顾。”

    毛毛是刘允若同志的小名。20世纪30年代，何葆贞同志被国民党杀害后，允若曾在上海过流浪生活。抗战时期，组织上把他找到后送到延安，后来又去苏联留学，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

    在农村，允若和工作队五六个同志住在一间小屋里，睡在一个炕上，在社员家里轮流吃派饭，生活条件比较苦。允若劳动起来很卖力，不怕脏不怕累，得到社员的好评，但始终没人知道他是少奇同志的儿子。

    1965年冬天，“四清”中间刘振德回来过一次。汇报情况时，少奇同志专门问他：“毛毛怎么样？”

    刘振德说：“还不错。好像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新鲜。”

    少奇同志高兴地说：“这也算一条收获啊！”

    为了使允若得到锻炼，在“四清”之前，少奇同志还让他去当过一年兵，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反映也很好，看不出他是高干子弟。

    那时候，源源小，还在上学，不能当兵。少奇同志就叫他利用暑假当兵站岗，把守门口，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

    少奇同志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摆到广大工农子弟当中，让他们从思想上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避免使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特殊的环境里，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少奇同志的严格要求，对孩子们后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很大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孩子们被迫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曾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但他们没有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态度，而是迎着风雨，接受考验。像平平，“文革”开始时，才中学文化程度。那些年一直在济南一个马场劳动，业余坚持学习外语，现在已成了专业翻译。“文革”时潇潇才6岁，后来，她不管别人怎样歧视，自己坚持读书，取得了优异成绩，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了大学。源源插队8年，亭亭工作9年，由于坚持自学，也都考上了大学。孩子们在与父母隔绝的情况下，都能够独立生活，经受住了各种磨难挫折，并且在学习、工作中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与少奇同志生前耐心、细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吴振英 刘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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