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双棉袜，经过于若木同志的精心加工以后，整整让陈云同志在延安度过了8个春秋。

    陈云和于若木居住的窑洞不太暖和，冬季尽管生了一盆木炭火，室内温度仍改善不大，凉气袭人。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以其无法抗拒的精神力量，吸引着全中国的有识之士。各地的热血青年，为了寻找救国真理，纷纷奔赴延安。据统计，仅1937年到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凡是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团员，也无论是组织派遣还是自发行为，都要经过学习，一部分进陕北公学，一部分到抗日军政大学。于若木便是当时分进陕北公学学习的党员知识青年中的一个。

    于若木早年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在其兄的支持下，转入北平一所私立中学。这所私立中学的国文教员周小舟，系中共地下党员，其时，仍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他在课堂上，生活中，不停地传播进步思想，教材选用进步的活页文选。初中毕业后，于若木经考取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当时，女一中已经有地下党支部了。在党组织的影响下，于若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散发革命传单和抗日及统一战线资料。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36年秋转成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女一中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那时，于若木的家是地下党的交通站，时刻都有被查抄的危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若木在1937年被组织上派往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她只有18岁。到延安后，她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翌年，又进入中央党校继续深造。在这两个学校的学习期间，她经常聆听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的报告，深为陈云同志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所倾倒。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与一颗热血青年的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合了。

    1938年3月，陈云与于若木喜结连理。当时，延安正处在艰难的岁月，日常生活用品十分简单，同时，于若木奔赴延安时，所携行装甚少。所以，结婚时，新房内四壁皆空。连一床新被子、新床单也没有买。定情之物是，陈云送的一本《列宁主义问题》，于若木送给对方一个小小的英国产的“计算器”。那婚礼，办得既简朴，又十分热闹。因为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全分散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因此，婚礼就在中组部的会议室里举行。窑洞中央的桌子上，放满了陈云同志花了一元钱（法币）购得的瓜子、花生、糖果，桌上一只小碗里，放入灯芯，盛上麻油，权作花烛。前来贺喜的是与陈云同志一起在中组部工作的同志们。大家品尝瓜子、花生、糖果，掌声、祝贺声，一浪高一浪，笑声一阵接一阵。

    于若木同志结婚以后，仍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以完成全部学业。由于中央党校位于桥儿沟，距中组部尚有八九里地，加之学习紧张，故平时于若木均住在党校，只是在周末才回家。

    陈云同志结婚时用的一床棉被，是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原来是红布被面，然而，岁月匆匆，红色已经褪去，露出浅黄的底色。说是“棉被”，其实已是“棉”而不“被”了。被里的棉花，已经滚成许多小球球，被套一提，它们就滚到另一头。有一个星期天，于若木一大早就拆了这床棉被，试图将棉球球撕开、铺平，谁知，一旦干起来，可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岁月将棉球球打得十分结实，很难撕开；每每撕开一个棉球球，要花去很长时间。于若木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将棉球球一个一个地撕开，使它们变成了一堆废旧的棉花。她把棉花重新絮平，装进被套里，再密密匝匝地行上网状的线络，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尚未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一贯重视学习的陈云同志，不断地催促她早点休息，提醒她别耽误第二天的课程。于若木同志一边应声道“这就快完了”，一边双手上下翻飞，终于使那床棉胎换了新颜，恢复了它的舒适与温暖。

    1938年的一天，从白区归来的廖承志同志送给陈云半打棉线袜子（6双），这在当时，简直可以说是高消费了。为了使这半打袜子充分发挥作用，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于若木将它们重新加工，以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因为那时，延安的代步工具奇缺，只有毛主席有一辆宋庆龄赠送的小汽车，主席也不常坐。组织上虽然给陈云同志配了一匹枣红马，陈云同志也不常骑，出门办事，仍然乘“11号汽车”。所以，袜子的磨损十分厉害。廖承志同志送来6双袜子，无疑是雪中送炭。

    经过长征生活锻炼的陈云同志，深知如何增加袜子的牢固性，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于若木出身大家闺秀，初为人妻，然其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飞针走线的技术。于若木学着红军战士的做法，将袜底从前到后剪开，将袜底翻向脚面部，袜子的前头和后跟处再用布加固，用布纳成3层厚的袜底，缝到袜子上。改制后的袜子，一双顶几双穿。待袜底破了，再换新袜底，又可穿一段时间。陈云同志穿到脚上，似乎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6双棉袜，经过于若木同志的精心加工以后，整整让陈云同志在延安度过了8个春秋，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那一天！

    陈云和于若木居住的窑洞不太暖和，冬季尽管生了一盆木炭火，室内温度仍改善不大，凉气袭人。于若木发现陈云同志穿的棉制服，棉絮厚薄不均匀。大部分棉花已落到棉衣的底边处，决定将他的棉衣拆了重做。

    心细的于若木，一边一针一针地拆，一边记上如何一针一针地缝。她将棉花球撕开，重新铺展开来。在棉衣的后背、双肩处，将棉花絮得厚厚的（因为背部是最容易受风寒着凉的地方），再一针一针地缝制。经过于若木重新缝制的棉衣，陈云穿在身上，感到特别暖和。

    1938年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因为这期间，日本鬼子和阎锡山、胡宗南、马鸿奎等匪军，全方位包围了延安，切断了通往延安的所有的交通要道，妄图困死边区100多万军民。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冲破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封锁，克服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党中央于1941年1月再次发出“精简节约，生产自救”的号召。于是，部队和机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不分男女，全部上山开荒种地。但几天干下来，大部分女同志力不从心。毛主席又提议说，女同志和体弱者，可以从事纺纱工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安军民纺线线运动。

    那时，纺线线分为两种。一种纺羊毛线，用以织毛衣；一种纺棉线，做针线活用。于若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纺缝纫机用的棉线，叫做“机子线”。纺这种棉线要先纺两根很细的棉线，然后合二为一，因此很结实。开始，因为是上面布置的生产任务，产品全部上交，与每月2元钱的零用费无关。后来，为了鼓励多纺线线，中央决定，取消零用费，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边区政府，以换取零花钱，由于于若木纺线多，所以，陈云家的“收入”也比过去大为改观。

    1942年，边区兴起做军衣的高潮。这时，陈云家还没有缝纫机，只有中央组织部机关里有一台缝纫机。白天，机关要用，所以，只能在晚上，等到阿伟（长女）熟睡之时，于若木才摸黑走几里路，赶到杨家岭——中央组织部所在地，缝制服装。她在那里快速地干到夜深人静之时，再摸黑赶回家中。半路上，经常有老百姓的家犬冲她猛地狂吠，吓得她一身冷汗。当她看到从自家窑洞里射出的灯光时，幸福感化解了疲劳。陈云同志一面在油灯下工作，一面等待她的归来。

    大生产运动，改变了延安没有工业的状况。尤其是359旅的大生产，使延安出现了“延安呢子”、“延安毛线”等产品。那“延安毛线”，不可与今日之毛线同日而语，它粗细不匀，各种颜色也是土法染制的。当时延安人，衣着上唯一可以自豪的，要算身上有件毛线衣。这是时髦的象征，美的标志。所以，有的人左一件，右一件地织，美化亲人，美化自己。由于购得的毛线粗细悬殊太大，于若木便一边织，一边将一些毛线粗加到毛线细的部位，使其粗细大体均匀些。所以，她织出的毛衣，不仅比较平整，而且也显得结实些。

    心灵手巧的于若木，无须多久，可以一边看书，一边织毛衣。一件毛衣织完了，能看完好几本书，真是学习、生产两不误。一家3口人的毛线帽子、毛衣、毛裤、毛袜、手套等，均出自于若木一双手。而最暖和的，要算陈云的那条藏青色的围巾了。那是用于若木赴延安时，身穿的那件藏青色的毛衣改织的。这是货真价实的上好的蜜蜂牌藏青毛线，均匀细软。陈云围上那条长长的藏青色围巾后，显得格外风度翩翩。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除了纺线以外，还有一种是捻线，是利用一根短小的木棍，既当下垂的重物，又当旋转体，用手把驼毛捻成线。这在当时，多半是男同志干的。于是，于若木想起换工的念头。她与陈云同志的警卫员商量，她为警卫员织一件毛衣，警卫员为她捻一斤毛线。警卫员一听，立即同意了这个方案。于若木充分发挥自己熟练的手艺，为一些警卫员织毛衣，把换工得来的棕色驼毛毛线，为女儿阿伟织了一条工装毛裤。

    在开荒种地的热流中，各首长家窑洞前的院子，也都开垦出来，种上作物了。于若木决定在自家门前种60棵西红柿，间种玉米。她办事有个特点，不办则已，办则全力以赴。由于她与延安光华农场素有交往，便去觅得美国培育的马齿玉米和甜玉米的良种，种在当院。于若木不断地给西红柿、玉米浇水、施肥、除虫、锄草。浇水时，要去很远的井上提；施肥时，要挎起粪筐，到很远的茅坑里去掏粪。她整天忙得十分疲惫，连周围的同志看了，也为她感到心疼。

    然而，当她看到玉米和西红柿绿遍前院的时候，心里却是甜滋滋的。绿油油的庄稼，风吹哗啦啦响，十分惬意。世上没有比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更使人高兴的事了。于若木说，甜玉米的味道特别好！进城以后，再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玉米了。要说那西红柿，就更好了。由于于若木管理及时，搭架、打杈、浇水、施肥，所以，西红柿结得特别多！

    于若木自幼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所以，每当西红柿收获时，她便取成熟的西红柿，经开水消毒，剥去表皮，再将纱布用开水煮沸消毒，用以挤出西红柿汁，喂养孩子。这是既无污染，又营养丰富的含大量维生素C的西红柿汁，孩子们特别爱吃。这么好的西红柿，进城后也没再吃过了！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陈云家请来一位保姆，名叫王玲。这是中组部通过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王玲出生在延川，是黄河边上苦大仇深的农家女，是年仅18岁。这时，陈云的大女儿阿伟已经出世，于若木忙得脚不沾地。王玲的到来，无疑减轻了她不少繁重的家务劳动。陈云告诉王玲，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带阿伟，洗洗衣服”。陈云同志的和蔼态度，使王玲的心里暖洋洋的。比王玲年长5岁的于若木，更是完全把王玲当作小妹妹一样看待。然而，王玲毕竟刚到陈云家，对陈云同志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尚不了解。

    王玲回忆说：“那时的延安，生活艰苦，工作繁忙。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但在生活上却十分简朴。一次，我做饭时，正要将纽扣大的一块洋芋扔掉，被陈云看见了，他说：‘王玲同志，食物不要糟蹋了，炒炒还可以吃嘛！’”

    要说陈云同志的节约精神，故事还多哩。王玲同志回忆说：“1943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延河边洗完衣服，将一块薄薄的肥皂片，丢在河沿下。下午，陈云同志散步，路过这里看见了，便捡了回来，和蔼地对我说：‘这点肥皂还可以用嘛，浪费了可惜！’”王玲听了，心里感到非常惭愧。

    1943年秋收后，陕甘宁边区的粮食、棉花、经费全部达到了自给。然而，经艰苦岁月磨炼过的陈云同志，丝毫也没有改变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那年初秋，王玲给陈云同志拆洗棉衣，看到棉衣里的棉花已经成在了圆蛋蛋。于是，让秘书领来一斤半新棉花。陈云见了，严肃地说：“现在是战争年代，应该节约！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纳纳又三年嘛！”秘书只好将新棉花退了回去。

    陈云同志的被子破旧得很厉害，秘书领来一块洋白布，让王玲为陈云同志换个新被面。陈云同志听到后，对秘书和王玲又是一顿劝勉：“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可要节约哟！”

    有一次，王玲的舅舅王占富，从延川来到陈云家看望王玲。陈云亲自接待他，让出自己的座位，请王占富上座。吃饭时，把饭碗递到王占富手里，边吃边问王占富，延川有多少个区，有多少个乡，人们生活得如何？王占富一一作了回答。陈云高兴地说：“你老人家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王占富回到村里，见人就说：“陈云把我当兄弟一样看待！”

    还有一次，陈云的儿子元元高烧不退，于若木不在家。王玲手足无措，急得直哭。这时，陈云同志开会回来，见状，宽慰王玲说：“没关系，别着急，今后给孩子穿暖和一点就行了。”一句话，使王玲如释重负。陈云那坦荡的心胸，给王玲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延安，凡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大部分接受过于若木的文化教育。于若木充当扫盲教师，为他（她）们购买文化用品，教他（她）们识字、读书、看报、写信。直到今天，王玲每每读报纸、念文件时，总免不了要说一句：“我认识的许多字，还是于若木同志在延安时教的呢。”

    （阮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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