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复信周恩来，说他“写了一封不像情书的情书”。

    邓颖超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回赠她的日内瓦著名的芍药和玫瑰花后，精心地把它们镶嵌在一个镜框里。这特殊的工艺品，成了他们隽永爱情的美好象征。

    1940年12月10日，周恩来去参加沈谱和范长江的婚礼，邓颖超请他带去她的贺信。信中祝新人：“今后共同生活，要坦白真诚，互助，互勉，互信，互谅，互慰，相爱始终”。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五互”作了补充，成为：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并把这“八互”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的准则，伴随他们白头到老，成为夫妻至爱的生死情结。

    相依相伴西花厅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定居于中南海西花厅。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为建立新中国，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动荡奔波，总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隅，一座大厅带一个后院，还有东西偏房、曲折游廊和花园。原是1910年清廷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当摄政王时盖的办公厅。醇亲王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辛亥革命爆发了。1949年北平解放后，西花厅暂时成为北平军管会办公处。阳春4月，周恩来到西花厅来看望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他看到院中海棠盛开，花团锦簇，这正是他特别喜爱的、他称为群花的海棠。当北平军管会搬出中南海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住进了西花厅。

    西花厅正厅是周恩来接待外宾和开会的地方。东西厢房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后院一排七间平房，西边两间打通了，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当中两间打通作客厅兼饭厅。东边三间，一间是邓颖超的办公室，一间是她的卧室。最东头一间是周恩来的卧室。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西花厅墙壁变黑，柱子破裂，冬天的寒风常从门窗缝隙中钻进来，屋顶有时漏雨。周恩来坚决不让维修装饰。

    周恩来国务繁忙，邓颖超也重任在肩。他们无儿无女，把满腔爱心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在这排陈旧简朴的平房里，他们跟普通夫妻一样，相依相伴，难舍难分。他们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相濡以沫，比翼齐飞；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交海内外朋友。西花厅的两位主人，吸引着科、教、文、卫、体、医药各界人士和海外友人，人们也许注意到了：许多出国访问、外交场合，作为共和国总理，有一段还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并未“偕同夫人”；而每当在国内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时，却能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相随相伴。在这里，他们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在这里，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身边工作人员，和他们建立了平等真挚的友谊；在这里，他们谆谆教诲侄儿侄女和亲属们，告诫他们从严要求自己，不许特殊；“文革”中，他们在这里殚精竭虑护战友，忍辱负重撑危局。在他们志同道合为新中国繁荣富强无私奉献的伟大事业中，夫妻感情也日臻深厚，谱写了人生幸福的和谐乐章。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体弱多病。周恩来对她关怀备至，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每次夜间开完会回来，他总是让司机无声无息地将汽车滑行到前院。他下车后，轻轻地步行到西花厅后院他的办公室和卧室。多少回，为了不惊动已睡下的邓颖超，他总是避开邓颖超卧室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1955年，邓颖超要动一次手术，周恩来赶在出国前和大夫缜密地研定了手术治疗方案。1961年，邓颖超住院期间，周恩来每日抽暇到医院探望。邓颖超病愈出院后，周恩来还自费宴请医护人员，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感谢。为了让邓颖超按时休息，周恩来无论陪邓颖超看多么精彩的节目，22点钟以前一定退席。即使是周恩来和同志们欢聚时，也惦念着邓颖超。有一次，周恩来在紫光阁参加舞会，透过窗纱他看见月光特别皎洁明亮。当他得知那天是中秋节时，一曲终了，他匆匆赶回西花厅，陪邓颖超散步赏月后，才又转回紫光阁。

    邓颖超对周恩来更是体贴入微。她看到周恩来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她从不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有时只是半夜起来，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前走一走，站一站，提醒他休息，或通过总机催促周恩来休息；或嘱托工作人员：“劝劝他，想办法叫他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也好。”

    “不像情书的情书”

    周恩来与邓颖超离别期间，两人南来北往、互相系念的书信，更是情深意笃。1951年春天，邓颖超因病在杭州休养。西子湖的美景也隔不断她对亲人恩来的思念，惆怅之中，她将一片红叶寄往北京。3月17日，周恩来给她写来热情洋溢的信：

    超：

    西子湖畔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

    邓颖超复信周恩来，说他“写了一封不像情书的情书”。3月31日，周恩来又寄信邓颖超：

    超：

    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能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1954年11月3日，周恩来来到广州。一次，他驱车外出，偶然间发现了他和邓颖超结为连理时住过的广卫楼，思念之情油然而生。11月9日，他在致邓颖超的信中说：“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周恩来盼望邓颖超来广州与他故地重游，要邓颖超将休养情况告诉他。11月13日，周恩来从邓颖超秘书张元和办公室人员的来信中得知，邓颖超身体极为虚弱，连执笔的力气都没有，更不能来广州。周恩来感到非常惋惜，连夜致信邓颖超：

    超：

    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南天月夜，写此寄意，祝你安好！

    邓颖超在连续接到周恩来两封充满深情的书信后，于11月16日病后试笔复信恩来：

    未能与你同行一游旧地……病后试笔，特书短笺寄意。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三十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这次你总算得到比较过去稍休闲的机会，可惜我因病不能偕行与你共游旧地，但我仍为你喜且羡，每在静默中心向往之，当和你有不少共鸣的回忆。希望以后有机缘能和你再去共游也。

    1959年春，邓颖超终于实现了重游广州的愿望，医生让她去广州休养。周恩来虽没能与她同来，但元旦佳节她收到周恩来寄给她的贺卡：“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1月5日，周恩来又飞广州看望她。3月8日，周恩来给她寄来一张署名“伍豪”的贺片。十天后，正忙于处理西藏达赖集团叛乱事件的周恩来忙中偷闲又寄给她一信：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现已夜深，听说明早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会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问好。

    夫妻感情以外的世界

    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花朵，并没有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是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沃壤中。仅从他们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他们夫妻的感情世界多么宽广！他俩的书信，除了缠绵的爱情之外，更多的还是关注国家大事。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同毛泽东和苏联政府谈判。由于建国伊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先期赴苏的毛泽东途中两次遇险。邓颖超十分担心周恩来的安全。为免使邓颖超担忧，1月12日晚，周恩来致信邓颖超，告诉她车已过天津、沈阳、哈尔滨，沿途平安；信中还写道：“过哈尔滨后，北满高原，气候转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产，恐大有影响。”途中“翻了翻雪声纪念册，觉得你应该写封信给雪芬，鼓励她多多学习力求进步才对”。可见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天地多么宽广！

    1月21日，邓颖超将一封信和友人从重庆带来的水仙花一并寄给周恩来。因重庆长眠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邓颖超心情沉痛。她写道：“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特寄三支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1951年3月31日，周恩来致信邓颖超：“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提醒邓颖超，不要忘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邓颖超与周恩来心灵相通，果然赶到龙井茶的产地梅家坞，仔细了解种、采、制茶的全过程。后来，周恩来曾五次视察梅家坞，和茶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周恩来为毛泽东已觉察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而高兴。他在写给正在外地休养的邓颖超的信中说：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做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无疑，邓颖超看到周恩来这封信后，内心是欣慰的，因为“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早使她感到困惑了，更何况周恩来自1956年提出反对冒进，主张稳步前进后，屡受批评。

    千里万里互牵挂

    1964年6月14日，邓颖超在和周恩来共庆端午佳节后，写下一首诗赠恩来留念：“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偕相伴机缘少，革命情谊万年长！”

    确实，越在危险和危难之时，邓颖超与周恩来之间的爱情，也愈显得炽热、浓郁。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日夜惦念着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参加重要国际会议的周恩来。5月中旬，她将一束盛开在西花厅的海棠花压制成标本，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因为她知道，周恩来平生最喜欢海棠“群花”。5月30日晚，邓颖超又托信使捎去一片红叶。装红叶的袋子上和贴红叶的衬纸上分别写着：“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功。红叶一片，寄上思念。”周恩来收到邓颖超寄给他的祝词和海棠、红叶后，于6月13日夜复信，称赞邓颖超：“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如你。”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表远念”。邓颖超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回赠她的日内瓦著名的芍药和玫瑰花后，精心地把它们镶嵌在一个镜框里。这特殊的工艺品，成了他们隽永爱情的美好象征。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与正在住院准备施行手术的邓颖超握别后，率中国代表团离京经重庆、昆明转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由于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还不发达，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直飞雅加达。4月9日，邓颖超从周恩来当日打给西花厅的电话中知悉国民党特务预谋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消息后，深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忧。4月10日，她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杀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4月11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放置定时炸弹的阴谋得逞，致使机上我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幸免于难。周恩来知道邓颖超一定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他和同志们商定对策后，赶在4月12日凌晨，给邓颖超写了一封短信：

    超：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4月13日，周恩来又致信邓颖超，让她放心。同时寄上云南大学学生写给他的信和戏单两张，让邓颖超紧张的心松弛一下。邓颖超的心却一直悬着。4月16日，她动了手术，没等拆线，就赶回西花厅，日夜关注着周恩来的消息。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力排干扰，求同存异，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议获得巨大成功。周恩来载誉归来，邓颖超亲自到西郊机场迎接他。

    恩恩爱爱 地久天长

    “文革”中，周恩来所遇到的风险，远比在外事活动中遇到的多。夫妻俩在西花厅的日子从未有过这样沉重！周恩来忍辱负重、力挽狂澜，任凭风刀霜剑严相逼。对于身系天下安危的周恩来的处境，与他安危与共、并肩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邓颖超，最为理解。她全力支持周恩来。“文革”刚开始，她受周恩来委托，以“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接见像潮水般涌来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并制定“三不主义”，即不会客、不写信、不看人，不伤害组织、群众、同志和朋友，尽量保护同志，不连累他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伙同妻子、儿子强行乘机叛逃，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处理林彪事件，三天三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直至林彪一伙机毁人亡。邓颖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事件，急坏了，她只能打电话叮嘱保健医生，要他们注意按时给周恩来服药。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恩来百忙之中还得和伺机夺权的“四人帮”一伙较量。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无法排遣的内心郁闷和压抑，摧残了周恩来的健康！1972年5月，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发现周恩来患有癌症。邓颖超陪他去北海散步时，如实告诉了他。经毛泽东同意，1973年3月，邓颖超陪周恩来上玉泉山疗养院检查身体，进行放射治疗。在邓颖超的精心照顾和医护人员的诊治下，周恩来的病情一度稳定。

    江青一伙不顾毛泽东的警告，一次又一次蓄意加害周恩来。1968年，江青一伙借1932年2月18日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诽谤周恩来。毛泽东作了“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后，江青一伙仍纠缠不休，硬是在1972年6月23日，逼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1973年，江青一伙一面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一面逼周恩来清理历次“路线斗争”中的思想和责任。自5月8日到18日，整整十天，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伏案疾书。他的脸水肿了，腿也水肿了，控制他病情发展至关紧要的放射治疗也被迫中断了。

    看到日益消瘦苍老、身心疲惫的周恩来屡受江青一伙的摧残、打击，邓颖超的心在淌血！同时，她也深信，江青一伙想整倒周恩来的阴谋绝不会得逞。“周恩来的功过，党和人民自然会作出公正的评价！”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住进医院。自此，邓颖超每天上午参加学习会，下午和晚上去医院探望她的恩来。邓颖超看到重病的周恩来，仍为国事操劳，亲自为他设计了一个小木桌，在桌子四周还加了框，以免文件散落。1974年8月24日，周恩来住院两个多月后，她在台历上写道：“受苦不由命，幸福靠革命！”她期待着尽早结束动乱岁月，真正来一场造福国家和人民的变革。

    江青一伙决不甘心失败，又借评《水浒》为名，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和周恩来积极支持的邓小平是“投降派”和“修正主义”！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1975年6月15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回到他和邓颖超共同住了25年之久的西花厅，向应约而来的侄女周秉德、干女儿李湄等告别。之后，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带病接见外宾，并以顽强的毅力与江青一伙斗争。9月，他委托邓颖超将1972年6月23日他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整理成文件，并在第四次进手术室前亲自签名，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文件记录了周恩来对党忠诚、清白无瑕的历史。10月，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复出后一年的工作成就，并向来看望他的战友叶剑英等切切叮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江青一伙手里。

    1975年11月，周恩来向邓颖超交待后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12月19日，他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志坚如钢、从不掉泪的邓颖超撕心裂肺地痛哭。她献给周恩来的用洁白鲜花编织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1月11日，邓颖超扑在即将火化的周恩来的玻璃棺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周恩来的骨灰火化后，邓颖超按照她和恩来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诀别前，邓颖超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

    （刘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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