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故意地坐在了前排，她一会儿点头微笑，一会儿又凝神沉思。

    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老百姓离婚可以找法院，可我向谁申诉呀？”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生于1914年。1938年她与毛泽东相识时，24岁，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当年的江青尽管年少，经历却非同一般。15岁那年她就离开了老家山东诸城，独自一人跑到了济南谋求生活。在济南，她进了由赵太侔、王泊生等主办的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开始学演京剧、话剧等。

    1930年后期，国内政局动荡，当局砍掉了山东省实验艺术专科学校的预算。刚刚受过一年半训练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有少数学生被北京的戏班聘去，另外一些学生在比较现代的上海电影界找到了差事，多数学生则放弃了艺术，另谋高就了。

    王泊生带着李云鹤和其他几位学生去了北京，在京成立了一个“歌咏团”，帮各位学生在首都各剧院里找了一些小角色。在这些工作中，李云鹤干得并不得意。她的地方话、地方习气是得不到北京观众的认可的。没有办法，她只得又回到了济南。在济南，没有人能提供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没有可靠的家庭背景，因此，她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才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嫁人，看来是当时李云鹤唯一可以选择的路。于是她第一次结了婚。李云鹤的第一位丈夫姓费，是济南一位商人的儿子。他们是1930年年底结婚的。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婚后的李云鹤应该规规矩矩地待在费家，做一名老实的儿媳妇。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绝不是李云鹤的座右铭。不出几个月，她就和费家的上上下下吵了个遍，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费家。

    1932年，赵太侔离开济南到青岛担任青岛大学的教授，李云鹤也跟着去了。在青岛大学里，她一面听课，一面劳动，并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在这期间，她和赵太侔的太太成了密友。赵太侔的太太俞珊，是俞明震的孙女。俞珊的叔父俞大维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珊的姑母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

    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天津市第一任市长，1958年病逝。）当时也是青岛大学的学生，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个子很高，而且面目英俊、富于表情。他冷静、沉着、文雅、宽容，颇有领导才能。女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由于敬仰、爱慕，很快李云鹤便同俞启威结合了。俞启威聪明而且有学识，他出身于一个既有理想而且又有社会地位的显赫家庭，他积极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这一切的一切在李云鹤看来都有一种神秘色彩。

    俞启威是青岛大学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宣传部长，经他介绍，李云鹤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九一八”事变，她参加了“反帝联盟”，以戏剧为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李云鹤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义愤，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她甚至不懂得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就在这年7月，俞启威被捕了。国民党没有捉到李云鹤，她失踪了。俞启威被捕后，李云鹤打定主意，要离开青岛。她要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努力重新做起。

    1933年7月的一天，从上海火车站走出了拖着两条大辫子的山东姑娘李云鹤。不过此时，她已改名叫张淑贞了。这位19岁的姑娘是来上海碰运气的。她年轻，一心要当一名演员。她在上海陶行知办的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很快她又成了“左翼教联”的一员。她喜欢穿蓝衣服，蓝布旗袍，以为又朴素又大方，导演于是给她取了个艺名：蓝苹。

    业余剧团的演员演技平平。顾而已和赵丹看了演出，发现那位带有山东口音的女演员不一般。对白、动作处处显出受过专门训练。一打听，女演员叫蓝苹。国民党警察也同样注意到这位不一般的女演员。一查，蓝苹就是张淑贞，张淑贞就是李云鹤。

    于是，她被捕了。两个月后方由上海女青年会负责人保释出狱。

    1935年4月，蓝苹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演出。在《都市风光》里，蓝苹扮演一位知识青年的女友，唐纳则扮演那位知识青年。1935年冬天，电通影片公司歇业，翌年（1936年）蓝苹转到联华影片公司。靠山东实验剧院时的同学魏鹤龄引荐，她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娜拉这位“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如此相似！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接着，蓝苹又在《大雷雨》中担任了主角。

    她获得成功，赢得了掌声喝彩声，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小报上。捧场最卖力的，要算那位性格如同吴语一般软绵绵的唐纳了。

    若用旧式小姐们的眼光来看，唐纳一表人才，够“帅”的。但是像蓝苹这样的“解放女性”，未必看得上这种缺乏阳刚之气的“帅”，她看中的是另一种。

    唐纳本名马骥良，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能著能译能评能编还能演。蓝苹活跃于十里洋场，深明“不捧不红”的道理，她需要唐纳手中之笔。何况，正当青春，一个人孤零零住在上海，若没有异性的温存简直是不可思议。她和唐纳迅速相恋了。1936年两人结了婚。此后，江青掀起几次情海风波，闹得唐纳死去活来，几度自杀，一时成为30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了。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

    1938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已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合作，联合演出了《血祭上海》，该剧本是由沙可夫、任白戈、左明三人创作的，演员有孙平、孙维世和蓝苹等人，蓝苹只是第二女主角，饰演二姨太。话剧对当时山沟里的延安来说，还是十分新鲜的，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前来观看，其场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的。演出完毕，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举杯畅饮。蓝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酒席间，毛泽东提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

    在康生的帮助下，蓝苹顺利地进入了“鲁艺”。在“鲁艺”她既当教师，又当演员。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去“鲁艺”讲课，这样蓝苹终于接近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是很有用的，因而他经常去“鲁艺”给学员们讲讲课。有一天，毛泽东又来“鲁艺”讲课来了。蓝苹故意地坐在了前排，她一会儿点头微笑，一会儿又凝神沉思。大多数学员因为在西北农村待了较长时间，皮肤比较黑，所以蓝苹的白皮肤就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她还要故意引人注目，带头鼓掌。毛泽东讲课结束后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

    现在蓝苹终于认识毛泽东了。以后几个星期，她又到凤凰山找了毛泽东几次……

    1938年8月，蓝苹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到毛泽东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

    很长一段时间，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特别是1940年，李讷出生后，江青连露面都很少了。

    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十年里，很少见江青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挤了进去，也当了个委员。当然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于是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报上只见她以“李进”之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组员有李进、冯毅之等12人。又一次是在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一首七绝中，题目“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

    江青搞摄影是从1949年炎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她逢人喜欢炫耀自己摄影技术高明过硬，说她有一次为了要拍彩霞竟耐心花了20天工夫。据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调查所得，她所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照相纸，以及洗印药品等都要进口货。1972年她一次就从香港买了伊斯曼彩色底片6万米。1971年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署名峻岭。每张都是占了全页版面的彩色照片，其中还有一张是林彪拜读红宝书。

    建国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一直到1964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大，山东省代表名单中才出现她的名字。

    实际上，江青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内，亦非安分守己，沉默无闻。她以治病疗养为名，曾四次去苏联，回国后又不断地巡回于各大城市与风景区之间。

    江青在苏联也不单是休养，曾参与过一些外交活动。1949年年初刘少奇访苏，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疗养中，江青仍然想登上政治舞台。1954年9月中旬，她曾忽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欣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10月16日，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

    10月23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得意地笑了，因为终于获得了胜利。

    随后，她又病了。一病就是7年——从1955年病到1962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首七绝，即：“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她为毛泽东拍摄了许多幅相当精彩的照片。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那幅，题为“冷眼向洋望世界”。“仙人洞”这幅风景照也是江青的得意之作。1963年这首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事实上，江青拍摄之前，专门召集了几位摄影家一起研究照片的构思，然后由摄影家们去选定了实拍的地点，还安装了电话专线，一俟景物和气氛符合拍照的设想时，立即请江青前来拍摄。江青到现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她瞧瞧镜头表示满意，便按动了快门，拍几张彩色的，又拍几张黑白的，拍毕扬长而去，由摄影家们收拾冲洗，印放了许多张之后，再请她去选定她认为最标准的一张。

    从这张照片的产生过程来看，江青为了得到毛泽东的题诗，的确煞费苦心。但江青最初的用意，主要还不是为了“要扬名”，而是出于她极端自私的妒忌心理。因为4年前（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诗，对他早已牺牲的夫人杨开慧烈士表达了高度的赞美和真挚的怀念，江青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总在设法有朝一日要在毛泽东的诗词里留下自己的声名，绝不让杨开慧专美于前。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萌发了再一次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野心。

    1962年9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于是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柯庆施则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于是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却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年初，江青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她久想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在柯庆施去世以后，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有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从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红学”家俞平伯中，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回批《海瑞罢官》，她又一次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1969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谈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突然出现在上海《文汇报》上，陡地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

    这个时期江青的另一项“功绩”就是所谓“抓样板戏”。

    1963年3月22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13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于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江青又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演改编成京剧的《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院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于是，世人又看到了京剧《海港》。

    应该承认江青抓“样板戏”是下了点功夫。

    她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搞得剧组人员无所适从。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样板戏”总算是树立起来了。她的名声也响了。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样，江青作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随着运动的深入，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1967年8月，王、关被捕；1968年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让他分担病重的周恩来的工作。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是泯灭不了的。因为她知道，邓小平是绝对不会同她走在一条轨道上的。邓的复出和重新崛起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1973年年底以来，毛泽东已多次批评江青，对江青的不满日甚。

    1974年，有一次，江青要见毛泽东。通报以后，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一封信。内容是：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大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同意才能见面。

    这次求见未被获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3万元。“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江青走后，毛泽东说。

    这个时期，江青对毛泽东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毛泽东的病情。据张玉凤回忆：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地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泽东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苦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江青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帽子。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的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

    江青显得很不自在，尽管表现出一副矜持的样子，但她那高傲和主角的气派不见了。毛泽东在当面批评她。“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看得出，江青说这话是极不情愿的，而且还包含着一种不满，不仅对毛，而且对邓。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夫妇二人展开了对话。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这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那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四人帮”垮台前的二三年间，江青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不再满足于“旗手”之称，妄图登上“女皇”的宝座了。

    自从“批林批孔”进展到“贬儒尊法”，江青就选中了吕后和武则天两位女皇：一个按汉高祖死后的既定方针执政，平定叛乱，扭转乾坤；一个在权变的斗争中大踏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扬唐太宗的法治路线。

    江青传旨给“御用”的南北写作班子（如梁效、江天、罗思鼎等），要按她手定的调子为吕、武大造舆论，这样也就为她自己的袍笏登场，吹吹打打，开始鸣锣喝道起来了。

    1974年6月，江青看到《人民日报》介绍历代法家人物的文章中，只将吕后附在刘邦一条之后，便大发雷霆，立即批评报社，提出一定要将吕后专列一条，突出在头版地位。当时有个马屁文人得知此事，赶紧胡诌了一首七绝，其中两句是“众说高祖功业大，赖有吕后智谋多”。

    武则天早年为唐太宗才人（小妃子）的时候，太宗有一匹名叫“狮子□”的马，性情异常暴烈。一天，他问臣下如何才能驾驭，武才人回答，赐我三件武器，我就能制服它。先用铁鞭打马的屁股，再用铁挝（锤）击马的头，再不然就用匕首刺马的咽喉。

    江青对武则天这种勇敢的举动赞不绝口，于是江的“御用”文人便炮制了“铁鞭治国论”，借此吹捧江青在“文革”中大嚷“乱吧，乱吧，乱了敌人，乱得好”以及“文功武卫就是好”之类的“无畏”精神。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报上忽然看不到关于江青的报道，而且写吕后或武则天的文章也沉寂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受到了内部批评，大约她想当“红都女皇”想迷了心窍，搞得太不像样子了吧。可是过了两三个季度，有一天报上又登出江青在大寨田野上头顶草帽手持锄头的照片，原来她在装腔作势地下乡劳动，打发她那避风躲雨的一段日子。照片的登载，大家明白她就要“出山”了，果然随即报上又常常出现她活动的消息，关于吕、武的文章又多起来了。

    到了1976年初春，江青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竟明目张胆地表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

    1968年9月，陕西渭县河北河原上的韩家湾会社郎家沟出土玉玺一件，四方形，螭虎（似龙的兽象）纽，四侧刻云纹，高二厘米，宽二点八厘米，重三十三克，白玉晶莹，制作精工，印面阳刻篆文“皇后之玺”四字。

    由于发现玉玺时正值“文革”开始两年，一片混乱声中，并未引起注意，何况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停止出版。所以一直到五年后出版的《文物》才有报道。次年（1974年）因吕后成了热门人物，8月6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文物与考古》又发表了介绍文章。当日江青便在全国法家著作会议上一再问大家看到这篇文章没有？她说这件稀世之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意义特别重大。特别重大在哪里呢？说穿了，就是更加触动了江青要做女皇的美梦。女皇的玉玺居然适逢其时地出土，江青为此佳兆深深地陶醉了。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地团结。”

    形势的发展对江青已经很不利了。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是实现“女皇梦”的一步台阶，必须抢到组阁的权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四人帮”的活动频繁了。

    根据江青等的旨意，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专机到长沙告状。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北京的钓鱼台10号楼里，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泽东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做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江青曾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青岛市的纺织女工，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她接到北京，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8天以后，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此嘱。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江青曾屡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要求。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这时，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已是十分疏远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老百姓离婚可以找法院，可我向谁申诉呀？”

    可江青在公共场合，总是打着“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了”，“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之类的招牌。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她在用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花制的花圈上，写下“您的学生、战友”，“敬献”字样。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起来时，她还大嚷大叫：“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过生日。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也显得比平常热闹些，平时总是静悄悄的深宅大院，这天，也能听到些欢声笑语。

    这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来了，她们平时很少来看望父亲，但每次过生日，那是一定要来的，她们都带来了对爸爸的祝福。

    这天中午时分，江青也来了。本来，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是不能进来的。早在半年多以前，毛泽东就指示：“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打开铁门。”铁门是毛泽东住宅最外面的一道大门，这命令，据说就是专门对付江青的。

    但江青今天还是想方设法地进来了。她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两个菜：一个是用胖头鱼做的鱼汤，一个是用肉丝炒辣子。她还带来了白菜、大葱、核桃、红枣。另外还特意化妆了一番，日常就善于保养、着意打扮，如今虽已年过花甲，但看上去，依旧有几分风采。

    当江青走进大厅的时候，正好碰上要往外走的工作人员。

    “江青同志，您好。”工作人员上前问候。

    “你好啊，你辛苦了，主席今天过生日，我来看看他，他最近吃饭怎么样？还得加强营养啊，我今天还给他带来了山东的大葱、白菜，别小看这普通菜，那是很有营养的，山珍海味不能代替。”江青今天对工作人员显得格外热情。

    “主席今天精神不错，您进去吧。”工作人员简单回答着。

    “主席的生活、身体，全靠你们关心了，我得感谢你们。”江青说完，就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迈着小小的步子，几乎是蹑手蹑脚地向主席的卧室里走去。

    江青悄悄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此时，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眼睛微闭，江青进门便说：“主席呀！我给你祝寿来了。”江青说话的声音虽然又轻又细，但毛泽东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毛泽东睁开眼，把头稍稍移动了一下，望了望江青，什么话也没有说，几秒钟的沉默。当毛泽东睁开眼之后，江青满以为他会说句什么，她满脸堆起笑容，恭恭敬敬地听候着，但很快她就失望了，因毛泽东很快又把双眼闭上了。

    毛泽东对江青不愿理睬，这已是长时间以来的做法了。

    特别令毛泽东恼火的，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

    那是1975年7月23日，朱老总派秘书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亲笔信。

    一张信纸，毛笔行书，寥寥数语，开头仍然是称“润之兄”。

    毛泽东读着这封不寻常的来信，他的脸一下子布满了阴云。他把看完的信往桌子上一放，沉思了片刻，然后顺手拿起了铅笔，在朱老总的信上写下了几句对江青的评语：

    “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在这几句话的后面重重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

    原来，朱老总的这封信，就是向毛泽东反映有关“红都女皇”的事，并提及了江青与美国记者路易斯的谈话。

    毛泽东已多次听到有关江青胡作非为的事情。他越来越看到了她的肤浅、无知、骄横，她绝不满足于“夫人”的位置，她太喜欢炫耀自己，炫耀到了吹牛撒谎的地步。她想入非非，以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她多次拨弄是非，大发淫威。尽管毛泽东听到的仅仅是她飞扬跋扈、寻隙闹事的很少一部分，但就这些，已是够使他无法容忍的了。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江青。江青每次上庭，总是左顾右盼、作若无其事状。每次下庭，总问看管人员：“你看我样子，还神气吧！我就是要神气。”她在会见律师时，还要律师好好学习“文革”的文件，再为她发言和辩护。在法庭上她公开大嚷：“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她吹嘘自己30年来，一贯追随毛主席。在国民党进延安时，在前线跟随毛主席的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女同志。并且质问：“那个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江青的话引起了一片嘲笑声。江青自称，她在关押期间，每天闻鸡起舞，锻炼身体，目的是上法庭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力。还说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尽管她一再抵赖，法庭依无可辩驳的证据判决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将江青的刑期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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