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被共同的血管所连通，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

    “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后来杨开慧果然不负众望，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她丈夫毛泽东在那首有名的《蝶恋花》词中，将她称为“骄杨”，赞她如“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与“万里长空”的云霞共舞，终于了却了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时的一番初衷。

    杨开慧家住的下板仓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板仓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倩影。儿时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简单的，却也充满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回味无穷。

    开慧长到七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小开慧的求知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父亲的鼓励下，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她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那种少女的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一展身手。

    少女年华的开慧，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更多的是大家闺秀的缠绵悱恻，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对家境日蹙的感伤，对学海无涯的急虑……这一切使体弱多病的开慧不时泛起难以自已的孤寂和伤感，陷入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规劝，向她（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获取前进的力量。在为数不多的开慧遗墨中，有这样一封信。信曰：

    我最爱之姐姐鉴：

    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痒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这封信写于1912年深秋，那时开慧才12岁。此后，开慧虽然年龄在增长，但这种缠绵的情感分毫未减。后来，更平添一种对爱情的渴望。这或许是开慧以后选定身体强健、意志坚强的毛泽东为终生伴侣的“基因”吧。

    1913年春，杨昌济结束了在国外近十年的留学生涯，回到长沙。杨开慧和母亲、哥哥一起，也从乡下迁进了城里。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所窃据。谭延闿企图多方网罗人才，他见杨昌济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曾有一定威望，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的教育司长。杨昌济托词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闿的邀请。他决心以教育为己任。他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聘请，在长沙当了五年教员。在此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以外，还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参与一些进步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活动。

    1915年9月，《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他是《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他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并推荐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在该刊发表。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与该校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白易沙等人共事，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一师的学生一般家境贫寒，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学习刻苦用功。杨昌济感到这些好学向上的青年十分可爱，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教材，先后编写了《论语类钞》、《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等，同时，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不仅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还成群结队地去“板仓杨寓”向他请教。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等人，都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很高兴和这些青年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感到无限欣慰，曾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除了在第一师范授课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高师虽是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但是却没有人系统地讲授过伦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在该校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不仅对于培养师范人才，而且对以后湖南的教育事业，都有良好的影响。

    此外，他还先后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教课，并任过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授伦理学和国际商法。

    对于湖南大学的创办，杨昌济也作过很大的努力。辛亥革命前，他和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他又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认为可以仿效英国的做法，把几个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大学。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筹备工作艰难。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时，杨昌济逝世已经整整六年了。

    杨昌济住在长沙时，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早在1913年，当杨昌济刚从国外归来，居住在长沙落星田时，后来成为著名革命烈士的柳直荀就寄居在他家里。

    毛泽东同杨昌济相识是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之后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随之也转入该校。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杨昌济在浏正街李氏芋园时，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肖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家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的心得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杨昌济和这些学生接触时，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注意。例如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篇记载：“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在这个时候写下这样一篇日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一师学生刚刚掀起的一场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开除。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没有在一师上课。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经过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昌等进步学生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要使个人和社会向上，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便导致了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根源，但与杨昌济的巨大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谈到创立新民学会的缘起时，在指出其他方面的两个原因之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1915年到1918年，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1个“基本会员”，除了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20人，都是一师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罗章龙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建立密切联系以后，也经常去“板仓杨”寓聆教。新民学会章程中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正是和杨昌济一贯的主张相吻合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这个学会是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是，新民学会基本成员的重要主张和观点，都与杨昌济的进步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毛泽东等进步学生与导师杨昌济的交往，给杨开慧的印象很深。一开始，当父亲的学生们交谈时，开慧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议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批学生中，毛泽东年龄较大，思想也较为激进、深刻，因此他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她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她还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于是，客厅里的感情交流便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借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毛泽东也不曾提。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何况，杨先生深知他学生所富有的强烈的自尊心，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毛泽东是绝不会谈婚嫁之事的。

    但是，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走进来，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杨昌济稍顿一顿，瞟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他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道：“我看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毛泽东谦逊地说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诊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杨昌济赞许地点点头，略一沉吟，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毛泽东终于得到公开凝望杨开慧的机会，是用一种期待、不安的心情凝望，似乎杨开慧的回答与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有什么重大关系。

    杨开慧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深深望一眼杨开慧，然后移开目光，重新面对他的先生。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被共同的血管所连通，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

    杨昌济缓慢饮茶。他发现毛泽东的个性中已经充分形成极富特征的两种品质：关心国家之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是救国之道。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欣赏勇气和力量；作为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启蒙者，而不希望他变成舞枪弄炮的一介“武夫”。他想了想，换一个角度谈：

    “听说你见过陈独秀了，还长谈过？”杨昌济保持那种不变的平稳声调，“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和民主。”

    “我感觉他主要是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我们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你也说过，你同李大钊完全一致。”

    “是的，我说过。李大钊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事业，他追求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

    “可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有激烈争论的，他们俩并不完全一致。”

    “四年前他们就有一次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哪个更重要；李大钊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当亡国奴好。”

    “因为亡国奴更无民主自由可言。”毛泽东附和说。

    “你在李大钊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做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做个中国人？”杨昌济问。

    “我首先是中国人。”毛泽东认真思考着，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李大钊最近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说明他和陈独秀开始合作了。”杨开慧轻声插一句。毛泽东第二次向她凝望，目光里饱含惊喜之色。他料不到这位温柔娴静的少女对国事对政治竟然这样关心熟悉，使人产生出强烈的志同道合的欢愉感。

    “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强调民族解放的意义。李大钊过去认为陈独秀对民族价值观念重视不够，现在列宁的阐述使他们能够有基础结合起来了。”杨昌济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他虽然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一种学问，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还是进行了一定研究。他用老师教导学生所特有的语重心长的声调指点毛泽东道：“首先是中国人，你这句话讲得对。不论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得为我所用才行。我看多研究几个主义好，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经过自己的经验，从中引出正确观点……”

    1917年杨昌济在英国□北淀大学的同学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章士钊向学校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空气，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1918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当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时，新民学会许多会员也从一师等学校毕业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即使是自学也要有生活费。正在他们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新民学会集会专门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确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毛泽东和肖子升则在湖南积极发动和组织，许多人踊跃报名。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到达北京。但是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些青年便分别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从而使他们得以顺利赴法。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广大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期间，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当时杨昌济一家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毛泽东住在景山东吉安东夹道7号，相距不算很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这时的杨开慧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生。毛泽东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这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1920年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福湘女中。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学校规定每周都要做“礼拜”。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抵触，杨开慧常常以生病为理由进行逃避，令学校颇伤脑筋。

    在校期间，杨开慧在《湖南通信日报》和福湘学校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莱世伯的一封信》等白话文章，抨击封建道德和礼教，提出男校开放女禁的主张，并率先与五名女同学一起进入原为男校的岳云中学读书，加之她剪了在当时颇为禁忌的短发，很快被学校视为“过激党”的代表。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俩人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1年8月，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何叔衡、毛泽民、罗学瓒、夏明翰等人，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922年10月，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常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入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这首词里，毛泽东截取了他和杨开慧爱情生活的一个断面——临别道情，将写景与抒情相结合，情真意切，扣人心扉。词分上、下阕。词的下半阕最后三句，使人得见一对年轻的恋人从此就要天南地北地分离，他们的心被痛苦所煎熬。但不管现在的离别带来多少愁和恨，为了事业的需要，必须忍痛割舍，等待将来重聚时，再像比翼齐飞的鸟儿一样，高飞云霄。把“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用来比拟斗争风暴。更加重了割断个人“愁思恨缕”，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表现出非凡的气势。

    1924年年夏，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到码头上亲自等候，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年底，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之身体不好，回韶山养病。杨开慧也第一次来到韶山冲，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

    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捉拿毛泽东。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过从甚密。

    北伐开始后，杨开慧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后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也凝结了杨开慧的心血。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又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就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继续相左，毛泽东又一次“赋闲”。杨开慧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渺，毛泽东用厚重的诗篇，表达了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和毛泽东一起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地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她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讲述了离别后的无限情思，也汇报了板仓地区的斗争形势，一直写到天明。她把已经存下的盐巴、药品放进几个竹筒里，并把要送去的文件和这封信，一并交给地下交通员。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下了《偶感》诗一首：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1930年8月，红军撤出长沙后，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悬赏大洋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八岁的儿子毛岸英。

    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甚至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时年29岁。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敛，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此词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之邀，把这道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毛岸英和陈玉英不久被释放，但板仓杨宅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所处的危险境况，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嫂嫂李崇德扮着走亲戚的样子，领着岸英三兄弟，坐火车到武汉，又改乘轮船到达上海。

    向振熙和李崇德将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后，不久便返回湖南，此后二十多年，她们再也没和三个孩子联系上，与毛泽东也音讯不通，她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焦虑忧愁中度日如年。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将他们全家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道：“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9月，当他获悉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找朱仲丽给向振熙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礼物之外，还附有一封便信：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1950年向老太太八十大寿。毛主席嘱儿子岸英前去湖南拜寿，并带去两棵人参，让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认为老岳母比他更需要进补。毛岸英的到来，使向振熙十分高兴。她对孩子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每月给向老太太寄生活费，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有时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过去。

    1960年向老太太的九十高寿，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老家祝寿，便给她写了一封信。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两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2年，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很快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发去电报，以表悼念，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毛泽东对向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也寄托了他对所有早逝的长辈亲人的一片孝心。

    建国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过从也很密切。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本来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被毛泽东婉拒。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谋私。他用严肃但又有分寸的语气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和妻兄杨开智各写一信：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十月九日

    1950年，杨开智被中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让他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这一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湘给外婆祝寿。毛泽东趁此机会捎去一信，热情鼓励杨开智夫妇。信中写道：

    开智、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不仅请杨开智帮助处理家事，也委托他办理朋友故旧之间的事。1954年4月，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家里寄去六百元，并代写一信，告诉他：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女士，现在长沙教书，生活困难，曾有人提出希望推荐她进文史馆任馆员，但因文史馆资格颇严，不好介绍。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送她若干，作为帮助，请杨开智从侧面打听一下，征得她的同意。杨开智收到信后，立即去做这件事，然后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据此给李淑一汇钱，帮助开慧的这位好友、烈士的亲属渡过难关。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杨开智极不放心，专程赶赴北京。其时要见毛泽东已极其困难，他只好让毛泽东身边的人递进一张近照和一封慰问信。不想毛泽东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当即要打电话把杨开智请进来。服务人员认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宜见客，只好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立即召见。

    不料毛泽东的身体从此再无好转，杨开智想见一见病中毛泽东的愿望，也终成遗憾。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在作家权延赤依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一书中有更明确的描述，转录于此，作为此篇的结束语。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的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优秀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像生来就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黏黏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的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他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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