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一片寂静，我们走进窑洞，看到朱德同志肃穆地坐在那里。一见到我们，他就站起来说：“我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声音是低沉的，他脸上那样悲哀沉痛。

    母亲为哄他高兴，常给他唱一首摇篮曲，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月如眉，月如弓，月如眉，月如镰，不似眉头常皱。这个时候，母亲的歌声给他带来快乐。

    她明白抗日的艰苦，谅解党的困难，不要求儿子和八路军为她养老，仍留在乡间劳动自给。她唯一的愿望是想见儿子一面。

    他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历史。”

    一

    朱德说：“我这一生中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够在她老人家身边。”

    1944年3月的一天，宝塔山下的延河水刚刚解冻，住在王家坪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正在和参谋人员共商用兵大计，秘书孙泱走了进来，给他送来一封信。待会议结束，与会人员散去后，他撕开信封，摊开信纸，才知道86岁的老母亲，已于2月15日去世了。去世的前一分钟还在烧饭，是在锅台边倒下去溘然长逝的。

    他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眼眶里盈满悲伤的泪水。

    他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妻子康克清，十分悲痛地对她倾诉了肺腑之言：“我这一生中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够在她老人家身边。”

    作家刘白羽曾这样描述过——

    朱德同志是爱他的母亲的，我曾经体会到他对母亲的这种挚爱。那是在延安朱德同志约了萧三同志和我到他那里去，院内一片寂静，我们走进窑洞，看到朱德同志肃穆地坐在那里，一见到我们，他就站起来说：“我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声音是低沉的，他脸上那样悲哀沉痛。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也有同样的感受——

    提起了母亲，朱德将军满脸温情和悲痛。

    当同志们知道朱总司令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慰问。朱总司令深情地介绍了母亲的贤良品德，回忆他所受母亲的教养之恩。秘书孙泱就帮他记录了下来，整理成一篇文章，这就是发表于1944年4月5日《解放日报》上的《回忆我的母亲》。

    二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朱德的生母姓钟，是一位具有山区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女性。她生于1858年，祖上是流浪艺人。母亲的父辈定居仪陇后，仍保持着钟家的传统，靠卖艺为生。每遇结婚、丧葬、生日等场面，钟家就被雇去，有的吹打，有的演戏；有时遇到农村过节或逢场天，便到场上搭一座简单的舞台唱一台滑稽戏或一台老戏，以此糊口度日。“那是一帮爽朗而愉快的人，一般老百姓对他们喜爱得不得了。”朱德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深情地微笑着。母亲深受家庭的影响，在朱德童年的记忆中，母亲为哄他高兴，常给他唱一首摇篮曲，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月如眉，月如弓，月如眉，月如镰，不似眉头常皱。这个时候，母亲的歌声给他带来快乐。

    朱德和大哥代历也深受钟家的影响。大哥代历比他大4岁，有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朱德不时坐在他身边，笑口常开地倾听他吹奏。自己的手长得够大以后，朱德也吹奏起来。等到成年，还买了许多种乐器，学会弹奏。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农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憔悴。朱德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他的母亲时说道：“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绾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惠，充满了忧愁。”“我的相貌很像母亲，她一生有13个孩子，只活了6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5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我家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亲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那时候，做姑娘的可以有名字，嫁出去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的娘”。朱母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甚至像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以至于没有更多的精力照料自己养育的孩子们。朱德和兄弟们，几乎是“野着”长大的。他知道母亲很爱他，并且从来没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顶多只能抽空照顾照顾正在吃奶的婴儿。

    为了抚养众多的孩子，朱德的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白天在地里干活，回到家里要挑水、做饭、养蚕、喂猪，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直到深夜。“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把桐籽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子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朱母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家务和农活，始终忙碌着。

    在朱德的记忆中，性情和蔼的母亲，从没有打过孩子们，也没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嘎、吱嘎”的纺车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嘎、吱嘎”地响了起来。

    因为兄弟姊妹多，朱德两岁时就过继给伯父朱世连抚养。同在一片屋檐下生活，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然而，在1895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土地上加租子，因为朱家不同意，就趁着大年除夕威胁朱家退佃，逼着他们搬家。在这悲惨的除夕之夜，朱家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幼小的朱德便跟着伯父走了，住进了大湾。他就这样和生身母亲相处异地，然而，念儿的母亲更加疼爱他。

    朱母心地善良，她自己虽然生活艰苦，还周济和照顾其他贫苦的乡亲。谁家没粮吃了，谁家的婆娘生了病，她总是要挤出一些粮食送去或去看望一下。有一年，南巴地区闹灾荒，一些灾民走进朱家，钟氏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菜糊糊，给这些灾民充饥。朱德这样回忆道：“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以她勤劳俭朴的习性、宽厚仁慈的性格和朴素的阶级意识，为中国革命造就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而朱德一直怀念着给予他完美人格的母亲。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产。”

    三

    朱德很爱自己的母亲，只因戎马倥偬，没有时间和机会回去探望母亲，直到钟太夫人仙逝，他们娘儿俩也没能再见上一面。

    1916年10月，朱德率领靖国军第三支队从泸州来南溪驻扎。

    夏季的炎热提早来到倚临长江的南溪。军旅中的孤独生活，常常使他想起生活在仪陇家乡的祖母和两位母亲（生母和伯母）。尽管他与她们有通信往来，却也无法排除心中的思念。

    时光流逝，不觉已两年过去了。朱德作为少将旅长（此时已改称第三混成旅）率部驻扎在泸州。就物质生活来说，他是富足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来到这位农家子弟的身边。这时，他不仅偿还了仪陇家中的所有债务，还为家人在马鞍场的柏林嘴修了一处宽敞的宅院。1919年秋，他派人将全家20多口人接到泸州居住。对于年届花甲的父母，他努力尽自己的至孝之心。

    然而，这一年年底，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朱德的弟弟朱炳、朱焜在一次作战中双双阵亡。消息传来，全家人接连数日不思茶饭，沉浸在悲痛之中。原本就不愿意朱炳、朱焜当兵的父母，这时更加悲伤。他们不愿留在泸州，执意要回仪陇老家。由于朱德再三挽留，使他们勉强答应再留住一段时间。

    1920年，战事频频的四川又掀起了新的波澜。全家20多口人先后被送回老家仪陇，生父朱世林在从泸州返乡途中病故于重庆。

    1935年，红军撤离仪陇后，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武装四处追捕、残害红军家属。逼得朱德全家四处逃避，20多户朱姓亲房的全部人口都背井离乡，改姓埋名，远走他乡，有的还隐居寺庵，吃斋入佛。朱德的母亲逃进深山老林，在岩洞里过了40多天风餐露宿的野人生活，后来和朱德的幺弟朱泰阶逃到泸州，朱德的同学戴与龄将她娘儿俩安排住进一周姓家里，又恐被反动派发觉；不久后又将他们转送到南溪县陈玉珍（朱德的前妻）的亲戚家里去躲避。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戴与龄才将朱母及泰阶接到泸州，备送充裕的路费将她母子二人安全地送回仪陇马鞍场。同年11月29日朱德于山西洪洞战地致函戴与龄，告以在前方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并说：“……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实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及时将钱寄给朱理书转交朱母，使其顺利度过荒年。

    也就是这一年，朱德和老家恢复了联系。钟太夫人知道儿子已是八路军总司令，她不因儿子的崇高地位而放松勤劳俭朴的生活，她明白抗日的艰苦，谅解党的困难，不要求儿子和八路军为她养老，仍留在乡间劳动自给。她唯一的愿望是想见儿子一面。

    在乡间，钟太夫人是备受尊重的一位老人。无论哪家亲邻有了客人，都要请她去坐上席。每当这时，她都微笑着说：“上席由客人坐嘛！”每逢提及朱德时，她的脸上总是默默地表露出一种想念之情。她说：“他（指朱德）从小就是为别人着想，从来没顾过他的家，过去30年连信都没有一封，抗日战争开始才给家里来了信，除了问一问我的身体外，啥也不说。”在说到这些时，她又觉得她有这样的儿子而高兴并倍加赞许。

    朱德很爱自己的母亲，但因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自己身负党和人民的重任，戎马倥偬，没能了却母亲的心愿。直到钟太夫人仙逝，他们娘儿俩也没有能再见上一面。

    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上刊载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在延安各界引起了反响，纷纷要求表彰这位贤母。于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办，延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于4月10日云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追悼与表彰朱德之母钟太夫人。会场庄严肃穆，挂满挽联。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也前来参加了大会，并送了挽联，中共中央送的挽联写道：“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送的挽联写道：“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追悼会上，由吴玉章讲述了朱母的生平，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贺龙代表军队、林伯渠代表边区人民先后讲了话，赞扬“朱母精神将永世长存”。同时号召千百万做母亲的、千百万做儿女的，都要学习钟太夫人和朱德总司令。

    对于母亲的逝世，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然而他很快化悲痛为力量。他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陈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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