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下子扑到儿子跟前,要求儿子跟她一起回家,无论如何也别出去干那种危险的工作了。
1961年5月7日,上午,天气蛮好。
回乡做农村调查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沿着村间几乎看不出的小路,步出生他养他的炭子冲,来到炭子冲地界的林中一隅,祭扫母亲坟墓。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尽管刘少奇此刻不会料到,此后已没有机会再来。
站在母亲坟前,刘少奇无语。最后一次见母亲,已是36年前的事了;而母亲去世,亦已整整30个春秋。想到此,他的双眼已模糊。
天地间一片肃穆,仿佛只有刘少奇的心灵在诉说,诉说那母子相依、相逢以及再见也成为遥远的思念的往事——
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姓鲁,人们习惯称她为鲁氏。母亲为刘少奇带来了3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家中的“满崽”,家族中排行第九,被称为“九伢子”,大号渭璜。
外祖父鲁桂和家位于离炭子冲5里远的顾庐塘,一个有四儿三女的作农人家,少奇的母亲是女儿中最小的,1864年大年三十出生。她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聪明秀气,又高大结实。1882年她与刘寿生定了亲。当时刘寿生的父亲刘得云正重病在床,一家人无计可施,便按照“一喜消三灾”的封建习俗,希图以儿女的婚事来“冲喜”。于是,她在做新娘的同时,又多了一重使命。可惜,事与愿违,正是她坐着花轿来成亲的那一天上午,老人与世长辞了。当然,喜事还是照样办完。
鲁氏到来后,不光是为刘家生儿育女,更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娘家的大家庭生活,早已把她磨炼得麻利能干。她不仅把一家老小的家庭生活调理得井井有条,对于一些男人经管的事,诸如四时农活、帮工请人、对外联络等,也能替丈夫分担。她是勤劳的,在少奇同志不谙世事的眼中,充满着母亲忙碌的身影。
鲁氏的思想是比较开通的。正是父母亲的努力,少奇才能自8岁起即得以上学读书。要知道,当时的农村教育还十分落后,农家子弟上学读书实属不易。由于他是家中最小的伢子,深受家人钟爱,所以幸运地得到了从小上学的机会。不过,由于学习费用等原因,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私塾学堂,柘木冲、罗家塘、月塘湾、洪家大屋、红米冲、花子塘,从8岁到13岁,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在家里,少奇则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天地,一个小小“书房”。这是杂屋后面的一个小偏棚,窄小偏僻,房内也仅一张旧桌、一把木椅、一只旧书箱,但桌上除油灯外,文房四宝一应俱全。置身其中,听不到外面大人和小孩的吵闹,只有山间园子的鸟鸣虫叫与他做伴。有时,他会忘情地在书海中遨游到很晚,直到母亲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卧房睡觉。由于他刻苦读书,知识不少,人们都叫他“刘九书柜”。母亲听了,脸上总是浮现出欣慰与自豪的笑容。
少奇同志的母亲是坚强的,有一种愈挫愈振的劲头儿。尽管父亲于1911年夏因病过早去世,丧夫之痛把母亲击倒了,好长一段时间里天天都要哭,但她没有令孩子们失望,没有一蹶不振。她终于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坚韧地挑起家庭的全部重担,依靠几个逐渐成年的哥哥,克服种种困难,竟使父亲在炭子冲的家业不但没有凋落下去,还渐渐地振兴了起来,增加了几亩田产,加修了几间茅屋。
鲁氏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她终究是属于她那个时代的农村妇女,而新的东西在吸引着年轻的少奇。这样,一向疼爱有加的母亲,对爱子有了更多的约束,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思想的传播,使少奇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震动。他开始厌倦私塾式的教学,向往进新式的小学堂读书。小学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而在各地开办的新式学校。但是鲁氏认为他的学问已经不错,只要找个好的老中医师从师学徒,将来做个看病先生就可以了,这也是父亲生前的愿望之一。至于将来,也可以在乡间私塾中教“四书五经”之类,用不着去喝什么“洋墨水”了。
禁不住少奇的一再要求,母亲做出了让步,同意他到离家20多里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进了初等小学堂。少奇格外珍惜这一争取来的求学机会,学习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顺利地考入了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1916年夏,18岁的刘少奇又跑到省城长沙,考入了宁乡驻省中学。
县城宁乡、省城长沙,可比家乡炭子冲大多了,令年轻人眼界大开。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反袁斗争、驱逐军阀运动,更增加了刘少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当他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反对袁世凯、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的时候,那种热血沸腾的感受,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正是在这时,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即保卫炎黄子孙之意,这也是他此时的人生目标。
不久,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又掀起了到欧洲去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尤以留法勤工俭学为最。刘少奇也准备去留法,并到河北保定的留法预备班学习了半年。但回到长沙,听到可以通过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到苏俄留学的消息后,他决定改留法为留俄,因为“十月革命”的故乡更令他向往。一切联系妥当之后,少奇赶回家中,一是报告他的决定,二是要旅费。
这时已是1920年冬,屈指算来,刘少奇已是一年多没回家了。母亲不高兴是很自然的。本来,不准备让他再读书,可他又一发不可收,从县城读到了省城;要是规规矩矩读书也罢,而他又不断地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时还跑到了北京。离家远走一年多,好不容易盼回来了,却又带着一个更令家人震惊的决定:出国留学。
无论如何,母亲也舍不得儿子再离家远走了。年龄越来越大,谁不愿儿女留在自己身边呢。母亲恳求地说:“你只要不去留洋,什么要求家里都可以答应你。你可以在家做你喜欢做的事,也可以去长沙读大学。”哥哥们也以“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劝说他。
母亲的态度,不出少奇的预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有一再解释说:“苏俄是劳工当政的国家,是最平等合理的社会,需要我们青年人去了解、学习和见识……”,“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正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他毫不妥协地表示:主意已定,是不能改变的。
“真是儿大不由娘啊!”母亲怅怅地感叹着,随即陷入了沉默。大家都不再说话,静静地等待着。好久,母亲才又开口,是吩咐哥哥们抓紧时间开仓粜些粮食,再把几头肥猪卖掉。
——这是为刘少奇凑路费!
母亲的神情却是一副淡淡的样子,似乎爱子要去的不是异国他乡,而只是去几里外的集镇而已。一个母亲的勇敢和奉献,正是在这种平淡中得到了瑰丽的升华。是母亲,就不愿委屈了孩子;是母亲,就往往把叹息与失落留给自己。
随后,刘少奇便和几个同伴一起,在长沙乘船北上,经“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改乘江轮,顺着长江直奔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几个月俄文后,1921年春启程赴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首届中国班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春,根据组织决定,刘少奇提前回国,8月间回到长沙,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报到后,抽空回家看望了母亲。
这么快就留学归来,是少奇始料不及的,母亲更是喜出望外,思念与喜悦顺着泪水一齐淌出。母亲有说不完的话,但他却不能多耽搁,也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要去从事的,正是她日夜担心的、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革命。
匆匆地,刘少奇再一次离开了家。这一次,母亲没有拦他。也许,母亲真的认为,小儿子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了。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把刘少奇推到了年轻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地位。母亲也从他的哥哥口中,晓得少奇干了革命,干了那种得罪官府与衙门的事情,心中的担忧不免与日俱增,佛龛前少不得经常念叨几句:保佑我家九伢子平平安安。
再次见到母亲,便是那最后一面了。不是他去看望母亲,而是母亲来见他;不是在家乡,而是在长沙;不是他给母亲行礼,而是母亲求他……
1925年年底,按照党组织安排,刘少奇从上海到长沙治病和休养,因为“五卅”运动时操劳过度,肺病发作。谁料想,湖南军阀赵恒惕探得消息,竟把他捕去了。
一时间,群情鼎沸。妻子何葆贞四处奔波求人援手,母亲也把哥哥云庭派到长沙,利用他曾在湘军中做过下级军官的背景及同乡关系,联络援救。至于党的、工会的、省内外的呼吁与压力,更是军阀赵恒惕所难以承受的。招架不住之下,赵恒惕不得不于1926年1月将刘少奇释放。
少奇同志从入党那一刻起,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赵恒惕的淫威算不了什么。母亲却是在家里天天着急担忧,如今得到喜讯,无论如何也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在少奇的兄长陪伴下,六十有二的母亲不顾劳累赶到了长沙。
母亲见到儿子,未语泪先流。过早失去丈夫的母亲,实在是不想再失去自己的儿子。她一下子扑到儿子跟前,要求儿子跟她一起回家,无论如何也别出去干那种危险的工作了。
面对老泪纵横的母亲,少奇心欲碎。他理解母亲,理解母亲对儿子的一腔虔诚的母爱,可要奋斗,总要有流血牺牲。在革命事业面前,只能顾大家而舍小家。他坚定地对母亲说:
“……别的事情都可以依您,唯有这件事不能答应您。请您老人家放心地回去吧,我会多加小心的。”
他毅然告别了母亲,离开长沙,踏上了新的征程。
就这样,浸透了泪水的离别,成了刘少奇同志与母亲的最后相见。此后,革命工作的繁忙,他再也没有空暇回家看望母亲。1931年母亲病逝的消息,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母亲去了,少奇同志再也不能见她老人家一面……
鲁氏的一生是平凡的,如逝去的岁月,无声无息。
作为儿子,刘少奇感到自己欠母亲的太多了,而今又无法弥补。但自古忠孝两难全,既然选择了这条舍小家为大家的道路,也就无法顾及了,但愿母亲能理解他的这种选择。
在鲁氏的墓前,刘少奇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又躬身献上几枝松柏,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张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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