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以用诗馀不用词？

    诗馀不就是词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词的闲评”，而要给它换个名字，岂非不大好？所以要选这两个字而不直接说“词”，稍微有一点意义在里面，现在先解释一下。

    第一，词和曲是两种韵文的体裁，但词和曲又都是乐府上的名称，就其文章方面说，则为“词”，词者言词之词也；就其韵律方面的谱调来说，则为“曲”。但词亦谓之曲，如五代时的和凝，人称他为“曲子相公”。曲亦谓之词，如北曲南曲别称为北词南词。这很容易使人误会，把两者混为一谈，所以不说词而说诗馀，这是一个原因。

    再者，古人说，“词者，诗之馀也。”宋以后词已不是乐府，早已不能唱，换句话说，它早已和音乐脱离关系，变成文学方面一种长短句的诗了。我说诗馀，就为了表示这个性质。但为了行文说话之便，有时我仍说“词”，这是习惯一时改不过来。

    二 最早的情形

    下面我们来说诗馀的来源。一般人都好说宋词、元曲，好像词是宋代才有，曲是元代才有。其实不对，我们应该说唐词、宋曲，不过最早的词与文学无关罢了。它的起源，远在它成为文学作品以前，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纯粹是音乐，第二期渐有歌唱，最后才涉及文学，才是我们现在所读所作所欣赏的词。最早是有声无词，类如曲谱，根本和文学不发生关系。这种谱子大约始于中唐，甚而更早，初唐时就有。第二期虽有歌唱，但也极粗浅，是用俚俗的白话作成的，大都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敦煌石室里就有这种材料。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引的《望江南》，有这么一句，“为奴照见附心人”，这完全民歌的样子，并且还有别字。

    这怎么算得文学？但可见唐代并非无词，实在和文学的关系太小耳。真正文学的词，是在唐代晚年及五代时产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了。

    三 词调之特色及其演变盛衰之迹

    词是有调子的，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调子固定。比如说《浣溪沙》，调子永远不变，你要作，就得按照着调子作，原来的形式绝对不许更动。调子既不能牵就文章，一定要用文章来牵就调子，所以叫作“填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由此造成词之所以特异之点。比如文字方面，声音的高下，都和调子有关，看其文词，就可以知道填的是什么调子，因为文词一定要合律的缘故。

    词调也有变化的。从唐、宋以来，曾经过好几个时期。这种变化并非“文学的”，而是“音乐的”。我们可以由音乐的好听与否，来决定词的盛衰。这个理由极简单，盖音乐之好听与否，乃视社会上大众的爱好为转移也。至于它的演变，可分四个阶段：

    （一）令——又叫小令，盛行在晚唐、五代时候，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调。

    （二）慢——所谓长调是也，北宋初年开始发达。

    （三）犯调——东拼西凑而成者也，北宋晚年才有。以上这三种算一类，都属于自然的演变。

    （四）自度腔——是词人自己编的谱子，这到南宋时才有。这一种单独算一类。可见那时词风已衰，社会上喜欢词的人已渐渐少起来了。

    何以大家不喜欢词了？那就是因为新的音乐起来代替它了，所谓“曲”是也，这种情形很像皮黄的代替昆曲。（附带说一句：曲最早始于宋代，南宋并没有统一，北方的金朝，当时戏曲已很发达了。所以我说唐词、宋曲，宋曲的真确性固不下于唐词也。）后来蒙古灭宋，北曲竟取词的地位而代之。元朝八十年工夫，就把词弄得没有了。这里我们得一结论：就是艺术的——包括音乐文学——盛衰的原因，其性质是有关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像上面所说，这道理就很明显。

    四 词调失传之故

    词调的失传，也不是无因的。最普通的原因是当时词调流行得很普遍，几乎家喻户晓。既然家喻户晓，所以用不着人来记住它，因而最易失传。比如民国初年盛行的《五更调》，谁都会唱，所以用不着记，等时代性一变，会的人少了，结果就渐渐失传。然而这一个原因还不够；更主要的原因，实在由于当时没有好的记谱方法。记谱最要紧的，一为工尺，一为板眼。工尺示音之高低，板眼示节之快慢，当时曲谱大抵只有工尺，没有板眼，后人谁也看不懂，所以失传。故姜白石的词，虽然有谱也不能唱。

    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从唐到宋，词的经过也有三百年，这里面并非一无变化。新调一方面逐渐添多，旧调一方面却渐渐消灭。添的有人注意，消灭则少人知，因而愈久，失传的愈多。比如说张志和的《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那一首，到苏东坡时已不能唱，故易其词为《浣溪沙》，以便歌唱。由张志和而苏东坡，这中间相去不过才百馀年，已经有失传的调子了。还有宋代词调虽多，却不见得都能唱，常唱的不过极少一部分。这个事实并不奇怪。现在常唱的昆曲也不过极少数的几折。比如史梅溪有一首《东风第一枝》，张玉田说：“绝无歌者。”可见这调子流传不广，当然难免失传了。

    要知宋人和今人的观点根本不同处就在此，当时人并不十分重视词里文章的好坏，主要在看音乐歌唱是否受人欢迎，现在人既无可听，便只好谈文章了。

    五 唱法与乐器

    当时唱词的情形，大约有两种：（一）有舞态的，间或表演情节。（二）和歌，即清唱。其有舞态，如《杜阳杂编》《南部新书》记《菩萨蛮》队舞，《容斋随笔》说《苏幕遮》为马戏的音乐。又近人刘复《敦煌掇琐》有唐词的舞谱，虽不可解，而词有舞容则别无疑问。

    至词为清唱，试引姜白石《过垂虹》诗即可明白。他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那时大约只是清唱，不在跳舞，否则一叶扁舟，美人妙舞，船不要翻了么？

    诗馀的乐器伴奏，张炎《词源》里记载得最明白：“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可见夜游垂虹，白石以箫和歌，只是临时的简单办法，非正式的场面也。词为管乐，仅用哑筚篥或箫来合，与它的文章风格幽深凝炼有关。北曲自始即是弦乐，故纵送奔放驰骤，与诗馀的情调大不相同矣，固不得专求之于文字，在此无暇详述了。

    六 诗馀在文学方面的情形

    以下要讲一讲诗馀在文学方面的情形。大抵宋人会作词的很多，不必专门家。古人生活太奢华浪漫，才有这样富丽堂皇的文学作品产生。北宋末年，词风盛极。南渡之后，就差得多了，可以说是词的第一个打击。当然南宋仍很繁华，所以词还可以存在。可是金朝戏曲已逐渐抬头，词终于先亡于北。而南方在南宋末年，也产生了南曲。词于是成了古调，当时几乎等于文学家的私有。在文章方面，看去好像进步，实则它的民族性早已消失。等到蒙古灭宋，它更受到第二个打击，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词的内容变化，也不简单。最早完全是艳曲，专门描写闺阁，如《花间集》上所载的作品。后来才较为普遍，可以抒写任何事物。北宋末年，更讲求寄托，事实上已含有家国兴亡之感了。大体说来，其特点可分为下面几种：唐五代词精美，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

    在作法方面也分两种，一种是“写的”，一种是“作的”。所谓“写的”词，大抵漫不经心，随手写得，多于即席赋成，给歌伎们当时唱的，唱完也就算了，只取乎音乐，无重于文章。“作的”词则是精心结构，决非率尔写成。前者像苏东坡、辛稼轩是，后者像周邦彦、吴文英是。“作的”词精美居多；“写的”则有极精的（往往比“作的”还精），有极劣的。说到这里，我们更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读词不能只看选本。因为选本大抵只拣精的，不选坏的，而全集则精粗杂陈，瑕瑜互见。至于专门研究，那么选本、专集，自然不可偏废的。

    七 宋以后的情形——明清词

    宋以后词的情形，人们大都不爱讲。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大略谈一下：

    元代曲子盛行，词不大行，这里可以不谈。明朝的词，大都说不好，我却有一点辩护的话。他们说不好的原因，在于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词曲不分”，或说他们“以曲为词”，因为“流于俗艳”。我却要说，明代去古未远，犹存古意。词人还懂得词是乐府而不是诗，所以宁可使它像曲。在作法上，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我现在的意思，词是代诗而兴的新体，在文学方面说明词究竟不算最好。

    从清代到现在，词已整个成为诗之一体（这“诗”是广义的），并且清代是一切古学再兴时期，词风也曾盛极一时，大体可分作三派：

    最早有浙派。代表人可推朱竹垞。这派可以说是对明代俗艳的作风起一反动。矫正的办法，是主张“雅澹”。竹垞自己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可见其作风及宗旨之一斑。

    稍后有常州派，在清代中叶兴起，代表人可推张惠言。他主张雅澹之外，并主立意须高远深厚；他所选的《词选》，就可以作代表。这比前者更进一步了。

    最后有所谓同光派，代表人应推朱祖谋。他认为填词，在上述两派的条件之外，还主张精研音律，须讲求四声五音，比起以前的作法，要更难一层了。

    八 个人的看法——所谓闲评

    我们试想这样的词谁会作，谁受的了这个罪？准此，我愿意说一说个人对于词的看法，也就是题目上所谓的闲评，大约有下面几点：

    第一，词只可作诗看，不必再当乐府读，可以说是解放的诗或推广的诗。

    第二，但我们不可忘记词本来是乐府。既是乐府，就有词牌，自不能瞎作。如题作《浣溪沙》，却不照《浣溪沙》的格式去做，那也不大合理。

    第三，对于选调的工作，可以加以研究。选调不求太拗，也不求太不拗，应用调作本位来研究，去其古怪不常见者。

    第四，我主张只论平仄不拘四声。理由有二：其一，如果讲求音律，四声讲到极点，也还嫌不足，莫如不讲。其二，讲求过分，文字必受牵制。

    第五，作词似以浅近文言为佳，不妨掺入适当的白话，词毕竟是古典的也。

    此外，还有两条路。一种是作白话词，调子和从前的相同，在修辞方面，可不受拘束，文字则以纯正的白话为主。再有一种便是新诗，那是一任作者自创体裁。据我的看法，和这些年来的经验，这条路并不太好走。

    九 馀文

    正文说完了，还有一点感想。我感到了解古人的文学很难，作旧体文词也很难。因为古人的环境和事物，都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不易了解。比如古人有两句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诗的好坏不谈，这印象我们就难体会。现在的学生投考被录取，和从前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其情趣是迥不相侔的，因而也感觉不到那种愉快。再有，古人词里往往有薰笼，是用来燃香的，如麝香、沉香等。这是古代房屋里常用的东西，到《红楼梦》里还有。现在虽有舶来品的香水，但是情趣大不相同了。还有“灯花”，生在电气时代里的人物，恐怕不易领略这种况味，用手一捻就亮的电灯，是绝无灯花可言的。还有黄莺和大雁，无论南方北方人，现在恐怕都不常看见了，然而这些东西在旧诗词里却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究竟都是小节，主要的还是人事的变迁，生活的心情不同。前面我说过，古人的生活奢侈浪漫，有那种闲情逸致来弄月吟风。现在的人什九为了穿衣吃饭，在奔忙劳碌中挣扎，就拿我个人来说，这八九年来，就没有心情来填词，平均一年也只得一首，而且大半是悲哀愁苦之言，这是无可讳言的事。所以我说，了解古人作品很难，自己写东西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环境使然，没有办法的。

    去岁之夏吴玉如先生邀赴津沽工商学院讲演，其令嗣小如同学为笔录，文极清明不失原意，余复稍稍修订之。讲演原系公开性质，不专为治文艺者立说，故甚浅显，以代本书之导论，或于一般读者对词的了解上有所裨益乎。玉如先生乔梓之盛意尤可感也。

    一九四七年三月著者识于北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