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袁世凯称帝是一场大戏正在上演的话，那么，全社会的人，都自发参与进来了。起先是围观，然后，一个个不甘寂寞，跃跃欲试想登台表演。他们一边声讨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一边赞颂自己数千年的君主制，武断地把当今社会的一切不妥之处，都归结于没有皇帝的缘故；异口同声地强调如果一日无君，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变得层出不穷：在京城，警视厅通知全市卖元宵的人，改“元宵”为“汤圆”，并在店铺前书写“汤圆”二字，以便利市民叫买。这当中的原因是警视厅自觉接受“社会贤达”的意见，认为“元宵”音同“袁消”，于袁世凯不吉。有人为此撰写打油诗谓：
偏多忌讳触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条。
放火点灯都不管，街头莫唱卖元宵。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也传来消息，父亲袁保中墓旁，已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形的紫藤。颇信风水的袁世凯听后半信半疑，悄悄派袁克定回乡察看。袁克定到达项城后，写了一封信告知袁世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除了这件事外，各种祥瑞现象出现的消息也纷纷传到袁世凯耳中。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大星高照，呈帝王之相，经勘测研究，大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那些居于中南海的家仆们，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有一天，茶童送茶给袁世凯，袁世凯正在睡觉。茶童一不留神，将手中的上等碧玉杯打碎，这只杯子，是朝鲜国王当年送给袁世凯的。袁世凯惊醒后，茶童怕怪罪，慌忙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的大金龙。茶童这样一说，袁世凯自己也变得迷糊了。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又编出很多故事和征兆。还有一次，袁世凯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院内人声嘈杂，一个侍从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跑来——原来，在居仁堂旁边，竟然出现了一条大蛇。袁世凯忙赶过去，果然看到一条大赤蛇，通体呈深红色，正伏在假山的角落里。待袁世凯走近，那条大蛇还朝袁世凯点点头，然后顺着假山慢慢游走，钻入洞穴之中。后来有人认为这条蛇是袁克定等一帮人故意隐匿的，以骗取袁世凯相信天命。也可能，这一条蛇还真的让袁世凯动了心。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因为知识结构的原因，很少有不迷信的。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在私利与幻想中，内心已不堪重负，方寸有点乱了。袁世凯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做事方法也越来越奇怪，尤其对于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当选大总统后，袁世凯特意请了一位“青鸟大师”，对即将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这位风水大师装模作样地一番测试之后，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于是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选了个“黄道吉日”搬进了中南海。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找了一位郭姓堪舆家，专程到河南项城去观察袁氏祖坟的风水。郭某看了十处墓地后，认为第七冢袁世凯母亲的墓最不同凡响，他说：“此坟外形，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袁家人听后，皆兴奋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后，袁世凯问“东兴之运”有多少年，郭某心里没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与“阴阳二气”，乃应声说：
“八二之数。”袁世凯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虚，只强调：“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袁世凯于是自言自语说：“就算是八十二年，已历三代，我也满足了。”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郭某的预言验证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袁世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边缘，就像一只飞蛾朝着火光在飞舞，越飞越急躁，越走越愚蠢。后来，袁世凯回想起当初的决判，一直觉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乱舞之中，怎么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凯的果敢、坚定甚至铁血的品质，仿佛突然被一阵风刮走，留给他的，只有软弱、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以及听之任之了。这一切，还是因为私利吧？一个人的心房被私欲充塞之时，他的大脑肯定会凝固，政治智慧也荡然无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愚不可及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各种势力就是如此心怀鬼胎，簇拥着袁世凯，一起走向帝制的祭坛。在帝制风潮中，还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是后来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披露的：袁世凯当时最把握不住的，是日本的态度。因此，每天都要看亲日报纸《顺天时报》披露的有关信息。袁克定为了说服袁世凯称帝，暗地里纠合一班人马，生产了一个假版的《顺天时报》。假版《顺天时报》不断向袁世凯透露日本赞同中国恢复帝制的消息。有一次，袁静雪无意之中发现袁克定的阴谋后，便和袁克文商议，决定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得知后，气急败坏，把袁克定狠狠地鞭打了一顿。但这时候，袁世凯已同意恢复帝制，骑虎难下了。
9月下旬，请愿联合会发动第三次请愿，要求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从日本返回北京，捎回了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国帝制的口信。日本的表态，让袁世凯彻底放松了警惕。这个时候，袁世凯已跃跃欲试，满腹心思都是想做皇帝了。
公心还是私利（3）
到了1915年10月，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强大的社会压力，已经让袁世凯感觉到，如果再不恢复帝制的话，就会有悖民意，甚至会被民意抛弃。袁世凯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10月2日，袁世凯再一次单独约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两人又一次就改国体之事进行了会谈。庚子赔款之后，中国政坛每一次重大政治决策或者人事安排，事先总要有意无意地聆听列强们的意见。袁世凯也是如此。袁世凯之所以专门约见朱尔典，除了因为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列强之一，在中国事务中最多话语权之外，还因为英国对于自己一项支持和看好；并且，英国公使朱尔典跟袁世凯一直是好朋友，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出使朝鲜时，朱尔典也是英国驻朝公使。在朝鲜时，两人私交就一直不错。甲午战争期间，就是朱尔典帮助袁世凯登上英国船只逃回国内。朱尔典就任驻华公使后，对老朋友一直鼎力支持。慈禧逝世之后，载沣企图除掉袁世凯，朱尔典就出面警告清廷不要对袁世凯轻举妄动。在此之后，无论袁世凯是复出，还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朱尔典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
有必要将袁世凯与朱尔典的对话译成白话，供阅读和判断：袁、朱见面寒暄一番后，朱尔典问：君主立宪问题实行之日，应该不远了吧？
袁世凯回答：近两天以来，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文武行政各官，有的当面来说，有的发来电报，都说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这几个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也纷纷来电，主张立宪。
甚至一些年轻军官、革命伟人，也提倡以强力解决。一些所谓的有经验的政治家，也以为当初的强行共和，不是永久之计，所以出现了现在的局面。全国赞成君主立宪的人，都主张急速进行。我也费尽心力，以对付各方面的要求，让他们不必多事。然而这些人主意坚决，我如果强行制止他们，也可能会出事。所以一直想把这个问题来听听民意，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全国仍旧拥戴共和，那么依旧办事。
如果决定君主立宪，那么，我担心的是，现在也不是非常好的时机。
朱尔典说：如果国中无内乱，那么随时可以实行。此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因为中国现时政府，是一人之政府，权系于大总统一身。大总统即时离任，如果没有好的继承人，中国大局不堪设想。像这样的局面，怎么能长久？现在中国的共和制度，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这一种特别政体，是很难长时间维持的。如果早日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则跟中国人民的思想习惯，丝毫不悖。所以三年前，在英国的中国研究会，有秘密文件递交给英国外交部，请英国设法巩固中国政体，以防止中国混乱，以保护英国旅华人民的性命和财产。
这一个秘密要件文稿，曾由英外交部使馆存档，随时研究。今天中国讨论君主立宪问题，正合驻英中国研究会之意，所以，英国不但欢迎，且绝无反对之意。又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没有损害中国的意思。
袁世凯说：不知日本有什么举动？中国内地治安，已得各将军、巡按使切实担任。？所以我认为在内部没有问题，但在外部，不可以不搞清楚。
朱尔典说：没有听说日本有半点反对之意，或者想乘机获取利益，或者有损害中国之阴谋。
袁世凯说：大隈伯对我驻日陆公使说，关于君主立宪之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很愿意帮助一切。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是出于面子上，日本看起来大概也没有什么企图了。
朱尔典说：大隈这样说，是想表达他的美意啊。
袁世凯说：我在被授正式大总统时，曾经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变为君主立宪，会不会让人觉得失信于天下？
朱尔典说：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你为大总统，你当然要发誓维持共和政体。如果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是本国民的意思，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这也是顺应民意，于信用毫无损失。
袁世凯说：如长时期实行共和政体，那我将来满任时，可以休息养老。如果改为君主，则责任太重，非我一人所能为也。
朱尔典说：你推辞的原因，不是因为责任太重，可能是不肯放松现在的权力吧。我看现在的各国，不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不如现在你的权力大且重。英国皇帝的权力就不说了，即使是德国皇帝、日本皇帝、美国大总统的权力，都没有你的权力大。你如果能放弃现有之责任而推行君主立宪之政体，以救中国，如果仍实行共和制，那么将来退休之后，实际上还是要劳累的。如果你实行君主立宪，那么现在的权力，可以分于各部行政长官，而你却可以不时休息休息，做事也变得从容多了。
袁世凯说：如果推行君主立宪，必须另请宣统皇帝才可以。
朱尔典说：再选满人为皇帝，各国必不承认。如果大总统你肯顺民意担此责任，英国必大欢迎。因大总统的名誉，在英国十分受欢迎。
袁世凯说：此次君主立宪问题，风声一起之后，竟像当年的义和拳和革命一样，势不可当。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移归各省被选人员议决方合正轨。如果取决于武力，则跟民意相违背了。如果使用武力的话，我必然以武力来对付它。
朱尔典说：取决民意，才是正当办法。对于各国的信用，必有加无减。哪怕只是稍稍涉及武力，以势相逼的话，也会损害政府和你的信用。
朱尔典说：至于各国承认这个环节，可不必另派专使，即以驻京各公使为庆贺专使。这个方式简单便利，没有丝毫难处。推行君主立宪的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也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初中国人热衷于共和、非共和不可，那是推翻清廷的得力口号。当时你以为君主立宪比较接近于中国百姓的理想和习惯，我与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也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的美国大使柔克义，也屡次这样说。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出于一时之感动，没有觉察到国家万年之计，主张共和，不可以说不是失策啊。我与大总统你有三十多年的交情，没有一天不盼望着中国富强，将来大总统为新帝国大皇帝，即使我们有私交，除了召见，离三丈远，行三鞠躬外，不敢来府与你谈话。从这一点上看，我也失去很多啊。今日我说得很直接，请大总统不要见怪。
袁世凯说：公使你直言相告，我非常感谢。我以为，无论国体如何解决，礼不可太繁。那种跪拜之礼，以及凡有碍于上情下达的礼节，都是可以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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