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很快就到了，随着诸多绊脚石的除去，袁世凯大权在握，变得专横独断。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看法，今日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看起来越来越像三国末年的曹孟德了，既拥兵自重，又大权独揽。一部分人开始担心，另一部分人则为袁世凯的初显强权叫好。
这一年，袁世凯还恢复了中断一段时间的天坛祭拜仪式以及官方的祭孔仪式。跟历史上所有集权者一样，袁世凯一直在寻找一套跟他的专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袁世凯不可能看得很远，他依旧是向后看，还是想通过重树孔孟之道的权威来恢复秩序。毕竟，“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让中国人驯服了几千年。
当鬓角花白的袁世凯身着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礼服像模像样地祭天时，看起来怎么都有点滑稽的感觉。那些熟悉袁世凯的人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总统呢，这分明是一个前朝的旧式人物。袁世凯就像是从墓穴中爬出来的人物一样，周身散发出的，是浓重的腐朽气息。当年这个人身上的强悍与锐气，就如同他身上的青春气息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袁世凯按照中央集权原则所做的一切已有了回报，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已初显端倪。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的权力独揽，以及他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努力，《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作了系统分析：袁建立的独裁统治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到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机会不仅继续留了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
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了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经行政单位而努力。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的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被限制在军营内。
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了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这时候的局面是，袁世凯虽以强人的姿势登上最高权位的宝座，但他并没有确立上通下联、运作有序的政权架构。从总体上来说，对于袁世凯，所有的一切仍显得严峻无比。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无序之中，每一种利益集团，都想为自己争得最大利益，将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而袁世凯全力推进他的中央集权时，不可避免地遇到方方面面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革命党，来自于手握重兵的地方总督，也来自于那些废除科举后断了生路无所事事的士子——那些各省的都督本来就不是依靠袁世凯攀上地方大员位置的，所以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仅不买账，相反还要求中央再扩大他们的权力，否则就进行抗议或从中作梗。而那些掷出了很多年光阴，最后却走投无路的旧式读书人，对于袁世凯，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当然，这当中还牵涉到袁世凯原先的老部属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完全靠枪杆子起家的军阀们，当他们的权力遭到削弱时，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恨意和不快。与此同时，潜在的敌对因素还有无数在一旁看热闹，对于中国的哗变感到无所适从，只喜欢人云亦云或者随意起哄的人，他们也怀着天生的恶作剧心理，等待着一场活报剧的上演。
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强人袁世凯，就像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萨一样，四周皆是风生水起。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就这样潜伏着，觊觎着，它们蠢蠢欲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洞，就会宣泄和放大。它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也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公心还是私利（1）
如果心平气和地回顾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研究其产生、出笼、哗变，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所做的一切，并不完全出于个人偶然的动机或者私心，这样的结果，是由当时还占据支配地位的封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不灭的皇帝梦。袁世凯也是如此。只不过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凯来说，皇帝的梦想指日可待，似乎只要愿意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度，由皇权转入民主代议制度，这当中的过程，绝非只是废除一个皇帝，或者三五年数十年就可以改变的。它甚至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消除习惯和影响。中华民国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当然大快人心。但同时，自然而然地，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会遇到帝制沉没后的很多问题——中国运转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有相应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以及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道德伦理、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现在，皇帝垮台了，那种支离破碎的体系却有强大的惯性，依旧左右很多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天子消失之后，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也仿佛乱了套似的。很快，人们变得不习惯了，不习惯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生活。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以选举方式推举出的国家元首，总是缺少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让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经济的衰败，道德的沦丧，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所引起的人心浮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想而知。让普通民众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乱——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时更为败坏，儒学和道德变得松弛，人们在挣脱封建纲常礼教之后，变得无所适从，社会在短时间内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众多没有安全感，对于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竞相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或者沉湎于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在他们看来，旧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普通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新建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开张时挂出的一面空招牌，不仅店铺内什么都没变，而且社会秩序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涌动着一种渴望，那就是，中国急需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为特征的复辟派应运而生了。
袁世凯，这个曾经的激进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后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复辟派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新秩序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的时候，重新恢复旧秩序，以稳定社会。一开始，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复辟者，是试图从对道德的寻觅中复古的。面对纲常崩溃的局面，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强烈的尊孔复古思潮开始反弹。这些民间组织试图以扶翼圣道为宗旨，力挽当时的道德颓势。袁世凯对于秩序的维护自然持赞同态度，他不仅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亲自参加了好几次祭孔仪式，以示支持。很快，由恢复孔孟之道为宗旨的活动开始延伸——以康有为、劳乃宣为首的孔会，转变成了拥清复辟派，他们开始活动，鼓吹还政于清，进行立宪。“复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但在复辟的对象上，人们表现得并不一样。恢复满族的皇权地位，显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所不愿意的。虽然大多数人对于拥护清廷不感兴趣，但对于帝制本身，依旧有很深的情结。人们都在激越地探讨重新立一个皇帝的可能性。慢慢地，这股潮流越来越大，整个社会一片呼唤帝制之声。人们都把民国之初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问题，归结为没有绝对权威的缘故。中国文化一直是习惯于向后看的，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于过去的时光进行集体缅怀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也从这种越来越泛滥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鸣。袁世凯本来就一直对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松散局面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共和制的办事拖沓、扯皮忍无可忍。在习惯于专制和集权的袁世凯看来，这种国体，在社会转型的节骨眼上，根本就无法凝聚人心，无法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形成推动力。并且，当时的状态是，各省名义上挥舞着共和制的旗号，但在暗地里，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国当回事。在袁世凯看来，中央政府虽然号称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为政，根本控制不了。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诸如人权、财权、军权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纵，已很难控制，袁世凯一直不得过问，也不敢过问。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安插人员。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东北，袁才能够行使职权，安排人事。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旧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丰满，不太听招呼了。一个类似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局面粗具雏形。
让袁世凯最为头痛的，是共和国的经济受困于各省的各自为政：据财政部的报告，自民国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实际交纳到中央的款项才260万元，而且，这些款项基本上还是北洋集团势力所及的几省所交纳的。不交纳款项，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税收、田赋，用于养兵养政，而吃亏最大的是中央。这同样也说明中央集权的必要。袁世凯当然把这一切归罪于共和制。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开始涌动恢复帝制的愿望。当然，袁世凯将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让它露出一点头来，他担心的是帝制恢复所引起的震动。作为一个老辣的职业政客，袁世凯当然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一项改变的成功，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不可。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一个强大的信号，大战期间，原先被压抑了的各种矛盾，仿佛点燃了导火线似的，变得疯狂起来。一些人开始对民国以来的政局进行反思，并公开发表政见。原先一直蠢蠢欲动的君主与民主之争，一下子成为热门问题。
拥袁世凯为帝，最开始，是由湖湘才子杨度奠定理论根基的。杨度曾拜湖湘大儒王运为师，后来东渡日本学习政法，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曾经劝杨度参加革命，特立独行的杨度拒绝了。清末时袁世凯倡导立宪，一直视杨度为智囊，亲自题匾称杨度为“旷代逸才”。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确立民主共和，杨度一直持有异议。1915年4月，杨度完成论著《君宪救国论》，该文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主立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论述总统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宪。杨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亡国而已。在杨度看来，共和国必须有很深的民主自由传统，一般意义上的共和国，经济强盛，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比如美国和法国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往往导致政局不稳。至于君主立宪国家，一般都有服从和等级的传统；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来说军事实力比较强大，比如英国和德国。杨度还根据中国国民认识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人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因此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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