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中心议题是开始制定宪法，并且以宪法之规定选举正式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由于会议程序不明，绝大多数议员角色定位不明，对职责和权力一无所知，对民主政治不明事理，会议一如既往地胡乱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袁世凯一如既往地摇头叹息。不过国会开幕的当天即有好消息传来：巴西承认了中华民国，这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袁世凯心花怒放，毕竟，这是一个好兆头，相比去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无人承认，显然进了一大步。
很快，新成立的国会发现了袁世凯有一件大事在瞒天过海，那就是，袁世凯正在操作一项“善后大借款”——以政府的盐税作担保，与五国银行签订了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本来是与六国银行签订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那些将被接受的条款过于苛刻，对中国主权是严重的伤害，因而加以拒绝。袁世凯之所以以如此苛刻的条件借款，并不向国会报告此事，也实属无奈——如果向国会报告的话，借款根本就办不成。当年在唐绍仪手上，正因为向国会报告此事，遭致一片反对，六国银行也取消了借款。这个借款，正是去年借款不成的延续，是袁世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两年之久的谈判才争取到的。如果这笔借款到位，最起码，政府可以正常运转了。
善后大借款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人哗然，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的这一举动，公然违背宪法，是对国会权威的挑战。国民党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黄兴通电，公开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孙中山则向五国银行写信，要求拒发借款。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纷纷表达对袁世凯的不满，要求以蔑视国会罪的名义，弹劾袁世凯，并向银团和报界声明，借款未经国会同意为无效。善后大借款的风波越闹越大，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庆幸的是，五国银行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很快预付给民国政府二百万英镑。
尽管善后大借款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西方列强不顾反对，仍对袁世凯政府鼎力支持：5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承认袁世凯政府；5月3日，古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英、法、意等老牌强国向袁世凯表态，等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也将给予承认。这等于给袁世凯服用了定心丸。有了国际力量的支持，袁世凯的胆子更壮了。不过善后大借款的事继续成为纷争的借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反对袁世凯大借款。同一天，国会参、众两院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到了5月中旬，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由一些国民党激进分子组织的“血光团”准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在京被破获，案件显示，黄兴跟这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情急之下，袁世凯气急败坏地发表公开谈话，痛斥孙中山与黄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同盟会诚非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似乎忍无可忍了，在他看来，中国独特的国情之下，这种扯皮的民主共和制度根本就办不成事，也无法让国家迅速强大。袁世凯铁定心思要施展一贯的铁腕作风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意识到党派和国会力量的重要了。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以立宪派人士为主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进行了合并，成立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等。进步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跟国民党相抗衡，在国会中抱团支持袁世凯。针对国民党控制的五省都督的联名反对，袁世凯也不示弱，以中央名义，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之职，调京听候任用，以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广东都督胡汉民调任西藏宣抚使，以陈炯明为广东都督；安徽都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袁世凯对五省的铁腕政策，自然激起五省都督的反抗。7月，李烈钧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宣布独立；黄兴也在南京成立讨袁军；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国民党人宣称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实事求是地说，“二次革命”并没有赢得广泛社会力量的支持，当时的各阶层，对于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已表现出没有太大兴趣。多年以来封建正统的观念，使得普通民众更愿意寄希望在当朝的袁世凯以及中华民国身上。所以，尽管“二次革命”看起来声势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苏两地具有一些军事力量之外，其余地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二次革命”的爆发，也使“宋教仁被刺案”不了了之：特别法庭很快解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算是从这一事件中缓过神来，重新赢回了主动权。
袁世凯很快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在江西战场，水陆并进，一鼓作气攻下九江、湖口；在南京战场，冯国璋以张勋部为前锋，势如破竹，很快攻下南京。
袁世凯大获全胜。轰动一时的讨袁军，不及两月便全线溃败。无奈何之下，孙中山、黄兴败走日本。不久，袁世凯又平定了豫皖鄂陕交界处的白朗起义。
轻松地取得了对南方革命党的胜利，袁世凯深感得意。正是这一场胜利，给了袁世凯信心，让袁世凯认识到革命党的真实实力，那些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嘛！此后，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乘胜追击，开始对各地方势力进行“削藩”，基本上实现了对南方的统一：袁世凯先后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湖南谭延、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的兵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袁世凯以汤芗铭督湘，李纯督赣，倪嗣冲督皖，冯国璋督苏；在东南，任命云南的龙济光出任广东都督；又将黎元洪调至京城，以北洋将领段芝贵任湖北都督。其他的地方“诸侯”们，像徐州的张勋、山西的阎锡山、奉天的张作霖等，在袁世凯的恩威并施之下，也变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袁世凯在操作这一切时，显得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在这个过程当中，袁世凯总算找到了一点当年的感觉。小心翼翼地当了两年多的共和总统，袁世凯一直感到憋屈无比，就如民谚中所说的“虎落平川”。现在，乘着军事上的高歌猛进，袁世凯终于感到心花怒放，可以一释胸怀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旧制度之人，一旦能够大权在握，充分地运用谋略应对各种各样的事务时，他就会乐在其中不知疲倦。这样，到了1914年，袁世凯已基本将全国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强权政治已初露端倪。
袁世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二次革命”，不仅赢得了国内一片叫好之声，也赢得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赞许。英国报章在评价这一事件时，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决定中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统治，还是各省各自为政”，《泰晤士报》的社论赞誉袁世凯“是能使中国免于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美国《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认为：那些举兵反袁的人，“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干禄之徒要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并预言“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为幸的事”。可以说，经过这一次洗礼，袁世凯的威信在国内外得到了有效提升。
英才还是枭雄（1）
回顾袁世凯1913年前后的表现，应该说，“二次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还在立宪与共和之间犹豫不决的话，那么，“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一步一步地显示他的“司马昭之心”，决意施展铁腕与专制。
“二次革命”尽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却引起了全国震惊，在很多人看来，自清康熙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地方大员起兵造反的事情，现在民国初立，共和刚兴，就有国家分裂的内战爆发。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归罪于“舶来品”共和体制。同时，对于袁世凯来说，轻而易举地挫败“二次革命”，让这个强人收获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胀。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议会道路不认同了。在袁世凯看来，这种以欧美为师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明显地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袁世凯决意重拾权威，建立强权，以保证中国进入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大权在握的中央集权的“总统制”，这个总统制，甚至比美国总统制的权力更大更集中。
如果说最初的《临时约法》还有着过分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动机，那么，1913年之后的袁世凯，明显地，就是矫枉过正回归老路了。这个专制政体下培养出的新旧参半的人物，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旧的一面：他还是决定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过传统的专制方式，控制住这个国家的走向。正是出于这种初衷，袁世凯不断地跟内阁，跟革命党，跟清廷的残余势力，跟任何一种势力全力掰着手腕。
1913年2月，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在袁世凯的劝说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人对她个人的同情，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一个逝去朝代的怀念。袁世凯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讯后，臂缠黑纱，下令将已故皇太后的灵柩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停厝三天，举国志哀，万民同吊。袁世凯想用这样的方式说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联系的，没有谁能够割裂历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凯的位置变得更加巩固，那个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许多。
袁世凯上台之后，仍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经济上，推出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法规，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等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政府还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了银币（袁大头），奠定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制定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法规，各种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开始在各地涌现；降低税收，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这些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很快获得了成效——几年后，很多大公司、大工厂应运而生，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也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14家，1913年为25家，1914年增加到89家，到了1915年，则增加到102家。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注册，因此，当时的工业公司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些。1913年，袁世凯又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规定凡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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