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
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
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为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毋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而言，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榜样，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做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根深蒂固的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传统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致力于改革的袁世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错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
虚伪还是怀柔（2）
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让，也作了妥协，并且以自己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也作了忍让，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袁世凯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在袁世凯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努力使自己以一个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有时候，袁世凯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功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
自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与袁世凯一直有过节。在此之后，康、梁只要一有机会，便对袁世凯大肆攻击。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同样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指责。南北议和时，康有为发表声明，认为袁世凯是为“窥窃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联络满蒙亲贵推倒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有为仍旧对袁世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抨击，说袁世凯对英、俄窥视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终使国家遭瓜分的“让地政府”，说善后大借款是“卖身为奴”，等等。对于康梁的不断指责，袁世凯一直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笼络。袁世凯先是劝说梁启超回国，组织进步党参加“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袁世凯立即给梁启超每月三千大洋补贴家用。梁启超要组织进步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梁启超四十万。康有为母亲去世后，袁世凯抓住康有为不得不回国奔丧的机会，致电康有为示好，在电文中，袁世凯对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回国主持孔教，充当精神领袖。此外，袁世凯还布置广东当局龙济光等，对康氏优礼有加，邀请康有为北上议政。对于袁世凯的盛情，康有为抹不下面子，当即复电表示谢意，但以母丧家难，婉拒袁的北上邀请。
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到面子问题，收到康有为复电的当天，又亲拟电稿，发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电报。袁世凯从戊戌分别开始叙旧，苦口婆心地谈到当前的形势，认为“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栋梁之才的时候，力邀康有为北上“论道匡时”。袁世凯一片苦心，让康有为有点心动，康有为当即复电，对袁之“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万分感激，不过又一次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申明自己确实是有困难，不能北上。
八天之后，袁世凯第三次发出邀请电，再一次对康有为进行高度评价，恳请他出山“共赞”时局。康有为再次回电，表示感谢，诉说了自己不能应邀的理由，同时献上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的经国之策。袁世凯三次致电康有为，宛如一个民国初年的“三顾茅庐”版。应该说，作为颇有资历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如此降低姿态，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为虽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但他将政治主张和盘托出，那就是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孔夫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为的主张，对于朝代变更时期的人心安抚有一定好处，但这样的主张，对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回头看罢了。康有为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这样的老人，袁世凯要稳定局面，就必须尽力怀柔，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实事求是而言，无论是从文化、主张、性格以及行事风格来看，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不相融的，这也决定了稍有风吹草动，两人之间必定会呈现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仅仅短短的两年而已。不过在此之后，两人却同样以试图恢复帝制“殊途同归”，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抚康、梁的同时，袁世凯还努力对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抚，消除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阻力。对当时最著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凯一直优礼有加。有一段时间，章太炎也被袁世凯的行为感动了，性情的他，到处说袁世凯的好话。有一次，章太炎酒后失态，在袁府上大吵大闹，袁世凯也好言相劝。对于一些能力较强、身体较好的大臣，袁世凯授予他们参政的名义，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们当中有赵尔巽、李经羲、樊增祥、冯煦、瞿鸿、增韫、李盛铎、唐景崇、荫昌、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李国杰等等。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原清廷的要臣，对社会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必须得到足够尊重才行。对于那些明显不适合民国政体的，袁世凯也一一安抚，比如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如载沣、那桐、世续，封疆同僚周馥、锡良等，也尊以“旧侣”（老朋友之意）称号，让他们享受充分的待遇。对已经出任民国高官的前清内阁大臣、边疆大吏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袁世凯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凯还努力跟岑春煊这个老对头重修归好？
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袁世凯所沿用的方式，明显地是旧时改朝换代的习惯，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了。毕竟，以当时形势下各种势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凯为了争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的怀柔、妥协以及宽容，决定了袁世凯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也决定了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绝不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而只是新与旧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四不像”。这样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前朝政权的某种后续，而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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