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还是宪政（2）
孙中山的突然归国，以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步骤，袁世凯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到了1911年12月底，隆裕太后已听从袁世凯的上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了。在袁世凯看来，这意味着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自己一直主张的君主立宪就要成功。而现在，革命党人先行一步，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选举了在革命党人和南方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袁世凯所不愿意看到的。
尽管孙中山就职的当天，不仅在就职演说中，同时也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代理临时大总统，如果清帝退位，会随时让出总统位置。但袁世凯知道，革命党人对于他，还是不相信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明显不想拱手让出政权。1月2日，袁世凯公开宣称，不承认南京政府。袁世凯表示，自己决不会接受共和体制，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
不仅仅是袁世凯对于共和制持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国家也对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共和制抱有疑问。关注中国政局的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这样认为：
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日本《上海信使报》业主兼主编佐原笃介，在给英国驻华记者莫里循的信中，也对中国革命的选择充满了失望：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情开始变得纷纭复杂了。孙中山上台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空空，几乎不名一文，不仅办事，甚至连维持基本的运转都不可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的设想，革命时所需军费将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票等方式筹措，但实际上，在革命之后，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施行。独立的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关盐、茶税和大部分田税就地截留，根本不向南京国民政府上缴。而国民政府发行的一亿公债，根本不被认可，市场不能流通。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总统手批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如此拮据的政府如何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向日本等国，以秘密外交方式谋求借款。但这一项运作，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独立光复各省，以及被抵押的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甚至以辞职相抗。由于时间太短及一些其他原因，孙中山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获得成功。如果孙中山有钱在身，又有列强支持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1912年1月14日，南北军第六次停战，唐绍仪密电南京临时政府，询问：孙文让位于袁世凯，有何把握？孙再次表示，肯定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在袁世凯退朝回锡拉胡同的路上，车到东安门大街时，突然由街道右侧向马队投来炸弹，当场炸死袁世凯的护卫营长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凯在马车御手刘二的掩护下逃脱，下车后笑着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同盟会刺客三人被捕杀。袁世凯密奏太后，等于发出了最后通牒：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事态变化，引起叛乱，到时候，后果就来不及了。
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隆裕在议事时抱着宣统大哭：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1月18日，良弼等人发表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宗社党。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震惊北京。隆裕太后只好放弃了所有的指望，恳请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余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这个时候，在南京的孙中山等人也意识到清帝退位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事先的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要交给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做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多地利用规则，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就成为摆在革命党面前的新课题。革命党人能想到的，是如何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的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有总统，但政治的运转是以内阁总理为枢纽。也就是说，在法式政体中，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理手上。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地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一共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的内阁制了。《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它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就变成了国家的虚位元首了。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268年的清朝，在完成了自己的荣光与腐朽之后，寿终正寝地谢幕。退位诏书为洪述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拟写的，洪述祖当时的身份是直隶候补道员，也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秘书。隆裕太后在阅过之后，吩咐一定要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很明显，隆裕太后最担心的，还是革命党人。这个时候，可以看出的是，袁世凯已勉强接受共和制了。中国就这样看起来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共和，就像轻易地翻过一页纸一样。让更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竟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有很多人为新招牌兴高采烈，只是人们没有想到，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哪会如此轻松地结束呢？在很多时候，它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们只知道“共和”这个名词，至于“共和”怎么个“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将是如何，似乎谁也不知道。与此同时，旧制度巨大的阴影并没有随之消失，前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剪去了自己长长的、已显花白的长辫子，剪的时候，袁世凯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对于袁世凯身边的人来说，袁世凯如此兴高采烈，还真是从未看到过，以后也没有再次见过。第二天早晨，当袁世凯留着齐耳的短发，有点不习惯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时，他看到那些随从和军政大员们，大都已按照他的要求剪去了发辫。双方对视之间，都哑然失笑，彼此都有点不自然，一个个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共和还是宪政（3）
清帝虽然退位，但国际社会对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持冷淡态度。列强纷纷表态，拒绝承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美国公使公开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仍旧强调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试图通过中间人士不断跟美国接触，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美国一直不松这个口。孙中山得到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各国政府依旧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海关和照原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袁世凯。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的断言是：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中山去争取外国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得兑现他对国民的承诺，表示愿意让位袁世凯。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书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附带三个条件：一、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后，本总统及各部总长、次长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正在制订中的）临时约法。
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首都议案。让孙中山没想到的是，大多数议员主张定都北京，其中，章太炎、宋教仁等强烈反对建都南京，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东三省和内外蒙古。孙中山在主张受挫后十分愤慨，要求参议院复议。
第二天，黄兴亲临参议院解释、疏通，经过再次激烈辩论，以十九票对七票，改变了原先的决议，通过南京为民国首都。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表决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提案，入会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
当天，参议院将选举结果致电袁世凯，在电文中给予袁世凯以高度评价：
“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知南京政府选举自己担任临时总统的消息后，且喜且忧——喜的是，自己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忧的是，自己原本并没有打算跟革命党真正合作，对于共和制，也不认可。按照袁世凯的初衷，是想在逼退清帝之后，由他承接隆裕太后的最后旨意，在北京召集成立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简而言之，袁世凯就是想撇开革命党和南京革命政府另起炉灶。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当然被革命党人所察觉，因此，革命党人选举孙文为临时政府总统，同时又虚席以待，明显地就是针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就是不想让袁世凯在北京另立政府，先下手为强，逼袁世凯就范。紧接着，孙文及南京革命政府去电袁世凯，表示明确反对袁世凯另起国会的设想。南京的同盟会报纸也得到授意，对于袁世凯不愿南下进行抨击。
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消除革命党人的敌对情绪，袁世凯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同意南京革命政府的说法，认为由一个被推翻了的政权授意成立国会是不妥的。袁世凯回电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等，声称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绝不能因为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乃至分裂的局面；待局面稳定之后，自己立即退隐田里，为共和之国民，但在未接受之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一席话，在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及全国各家公私报刊发表之后，赢得了南北舆论的广泛支持。
为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袁世凯通令军政各官，限2月18日（正月初一）前，一律剪去发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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