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似乎能说明袁世凯处理义和团事务的不动声色——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一些义和团的首领尚不清楚袁世凯的态度，他们相约去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像前任巡抚毓贤一样，对义和拳积极支持。坐定之后，义和团首领们照例吹嘘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袁世凯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不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吃饭时间，袁世凯盛邀首领们一道进餐。餐桌上，首领再次吹嘘自己的法术。袁世凯提议让义和团当场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义和团首领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袁世凯让那些说大话的义和团首领站成一列，又叫来军中最好的神枪手——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吹牛的义和团首领哪里挡得住枪子的穿透力呢！这种不动声色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凯风格。很快，在全省范围内，袁世凯命令广贴告示，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严禁设坛习拳，“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也遭遇到诸多“教案事件”。因为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袁世凯的处理显得干练多了——有一次，山东平阴县教堂英国牧师在由泰安府回平阴县的途中，突然失踪。消息传至袁世凯这里，袁世凯一方面急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使节，表示会尽快妥善处理好此案；一方面调集有关人员，悬赏通缉案犯。很快，案犯被抓获，这是一桩抢劫行凶案。袁世凯很快在济南公开审理此案，并特意邀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旁听。由于证据确凿，审理公开，判决公正，英方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
轰动一时的肥城教案，就这样顺利终结，结案之快，赔偿之少，都是历次教案中少有的。
在外事矛盾与纠纷中，袁世凯也不算一味地倾向洋人。1900年1月至3月，高密县数百民众聚集，武力抗拒德国人建设的胶济铁路从境内通过。德国人调集海军陆战队三百多人进驻，扬言要以武力护路。双方各不相让，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火速调集大批军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调查，袁世凯认为当地的民众虽然愚昧无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对于征用田地赔偿不够。于是，袁世凯亲自拟定了有关条件，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由于袁世凯据理力争，德方作了让步。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对德国人筑路用地、路矿公司设局、雇工、火车运载货物、征收厘税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袁世凯在山东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当然，由于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大肆围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满。为了杀鸡儆猴，朝廷一帮人找了一个理由，将同时在山东做官的袁世凯的胞兄袁世敦革职回籍。压力之下，袁世凯仍冒着风险，上了一封《遵旨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再次阐述自己对义和团的认识，提醒朝廷不要受骗上当。袁世凯声称：经过调查，义和团实际上就是离卦教中所称的义和门，与当年抗清的白莲教同出一源。只有拳会之名，并无拳会之实。嘉庆年间，已奉旨严禁。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还聚众闹事，掠害平民，骚扰地方，危害很大。义和团也没有什么本领，屡战屡败，怎么可能用来抵御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呢？袁世凯强调，自古以来，绝无利用旁门左道邪教来抵御外敌的，也没有把这些抢劫拒捕之人当做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图倚重义和团，实属不可行。
由于袁世凯坚持不放弃对义和团的强有力打击，到了1900年，山东境内已无义和团的踪迹。义和团越境到了直隶境内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带地区，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与袁世凯约好，对义和团南北夹击，但此时朝廷对于义和团的纵容态度，让他不再敢轻举妄动。于是，义和拳设坛焚香，毁铁路、折电线、烧教堂、杀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这时候，对于义和团到底采取什么办法，清廷还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义和团的口号转变也是清国统治者看法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由最初与清廷的不共戴天，变成拥护清廷驱除洋人了。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股民间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的时候，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北方的广大地区越发处于无政府状况中了。
元凶还是智者（2）
清廷上上下下对于义和团的判断缺失，明显地是缺乏常识所造成的。当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东方古国，义和团民以及清国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无论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宦们，还是没权无势的百姓，既缺乏基础的科学常识，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们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满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谋深算，又自作聪明。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这种怪力乱神，相信那些带有神功的义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们可以刀枪不入，相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洋人。
以当时清廷自作聪明的想法，先纵容民间义和团力量打击洋人，给洋人施压，然后，再跟洋人谈条件。在官方的纵容之下，这股自发的农民运动变得有恃无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趋势。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为一片火海。
时间到了1900年6月，义和团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缠红、黑、黄等各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脚，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北京的城门被莫名其妙地打开，十多万义和团民涌进了城中。他们满街逡巡，搜捕和杀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杀无赦；三毛子以下的，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之人？义和团证实一个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简单——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祭坛前，然后点燃一张写着上呈给义和团保护神的话语的纸条，根据纸灰的上升还是下落，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罪该杀。义和团扬言要拿获“一龙二虎”来祭天，以偿背祖叛国之罪——“龙”便是主张变法的光绪，“二虎”则是庆亲王奕和李鸿章。甚至有一度，几十个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想杀死光绪，最后被慈禧阻止？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战争也变得不可避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个时候，由于李鸿章远在广东，朝中无人与外国公使接触斡旋，朝廷数次征调李鸿章北上处理事务，李鸿章拒不应诏。
慈禧太后方寸大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军官恩海枪杀。在京的义和团又组织起来，围攻各国使馆。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头孤独的母狼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诏对十一国宣战。
清廷孤注一掷宣战之时，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员们，知道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合在一起，力求“东南互保”，以宣战的诏书为“矫诏”、“假上谕”为托词，拒绝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诏令。此时身在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在看法和立场上与李鸿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与朝廷相悖，只是把山东境内的外国人送至烟台避乱，使山东免遭列强蹂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慈禧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赴京增援，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左右为难，不派兵，开罪于慈禧，后果不堪设想；派兵的话，明显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无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摆出出兵的架势，对战事的格局持观望态度。战争期间，华北交通、电讯中断，袁世凯主动承担了通讯中转的职责，东南各省督抚、驻外各使节的奏折、函电等，都是先发至济南，然后由袁世凯发电代奏；朝廷的上谕、电令也是经袁世凯，转发至各地督抚、各驻外使节。纷乱的事务之中，袁世凯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比如说密电荣禄，建言设法妥善保护各国使馆，不让各使馆受更大的损失；在万不得已之时，要派遣军队护送各国公使安全离京，避免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接下来的事情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了：尽管义和团士气高涨，驻守在津京地区的清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装的联军面前，只得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京城，十多万义和拳民不知所踪。8月14日，也就是慈禧宣战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梳着巴巴头，像一个农村老太一样，携着光绪皇帝扮成难民模样，混在人群之中，由德胜门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歇下脚，这个村镇距京城仅七十里。村镇里的百姓谁也没认出大车里的人是皇室成员，也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看似农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监李莲英捧着碎银子到处求购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论生熟，一收而尽。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手下的。就这样，慈禧一行，如丧家犬一样一路逃到了太原。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不久，机敏的袁世凯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动向。
当慈禧9月10日到达太原时，袁世凯特意派人给慈禧送来了二十五万两白银。这一笔巨款对于大难之中的慈禧来说，无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凯之前的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陈醋一样。此后，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来了很多钱物。袁世凯的这一番情感投资，无疑已打动了慈禧。
经过清国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全力抗争，清国和八国联军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有4.5亿两，“人均一两，以示警告”，加上4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了9.8亿两，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单项赔款，总数超过10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
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谈判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去世，朝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四十三岁的袁世凯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凯的升迁，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是因李鸿章在临死之前推荐了袁世凯，传言最广的，是李鸿章举荐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真查询起来，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出处。李鸿章去世之时，正是中俄谈判最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条约》谈判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后来周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李鸿章去世时，自己由于极度悲伤，已不能亲自拟稿向朝廷报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笔的。也就是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别人记下后，报告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鸿章话语一事。实际上李鸿章一病不起时，慈禧已对李氏的病情有预感，对接任之人也有考虑。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时，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电禀很简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
电文只字未提李鸿章对袁世凯的保荐。慈禧太后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即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袁世凯的升迁，与其说是李鸿章推荐，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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