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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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一一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一一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一一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人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口、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人才,曾国藩在幕府中还收纳了许多科技和外交人才。这一行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说明曾国藩已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想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算逐渐展开。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除了郭嵩焘,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同样慧眼独具。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为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着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着科技研究和枪炮制造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徐寿,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很多年,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就这样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曾国藩不仅仅从自己的私人俸禄中向他们支付酬金,对于他们,也几乎无话不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讳莫如深。这一点,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日记中,赵烈文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的数次谈话内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了然于胸,对于中国的前途极度担忧。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单独在一起时,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北京来人所讲的,说都城那里的景况非常恶劣,时常出现纵火抢劫之类的案子,而市集店铺间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妇女也裸身没有裤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财耗尽、境况窘迫,恐怕会有变故发生。这该怎么办呢?

    赵烈文是一个对于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文人。见曾国藩如此忧郁,赵烈文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国家的治平安定,统一的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势必会逐渐地分崩离析。不过朝廷皇帝的威严历来很重,乱变纷争的风气未开。所以若不是从制度本身腐烂败落,则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不会形成。依我来看,来日的灾祸,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颠覆,而后神州无主,大家各自为政,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了。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眉头紧锁,沉思半晌,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担心的是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听起来,这似乎是曾国藩的官话了,他当然不愿意在幕僚面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况且,对于清廷,曾国藩还抱有一丝希望。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人关,所以“创业太易”;人关后为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为汉人所憎恨。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点好事,但他们的善行并不足以掩盖弥补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统治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对于赵烈文如此“过激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大约在心里面觉得赵烈文说见宗柘之陨。”“柘”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柘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深受病体缠身之苦的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徒叹奈何吧!

    在金陵那段时间,曾国藩抓紧时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谋划派遣中国少年赴美学习。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或是长江水师,都太需要一些专业人才了。曾国藩建议朝廷委派陈兰彬、容闳分任正、副监督,另派翻译一人、教习二人,在上海设立驻美中国留学局,制定章程,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招生及在美学习工作;另于上海设预备学校一所,委刘瀚清为校长,要求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先人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以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来说,此项举动无疑石破天惊。民间甚至大声呼吁:曾国藩是在贩卖人口,将帝国的后代送于虎狼之中,从中牟取利益!对于这样的指责,曾国藩苦笑不予理睬,只是全力敦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这项事务终于在同治十一年夏天获得了成功,第一批幼童扬帆远航,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接着,又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共一百二十人。虽然此事后来遭遇变故,但留学生大部分成器,成为了末代的英才。这些,也足以让曾国藩死后瞑目了。

    在金陵曾国藩所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明显带有点“私心”了,那就是全力扩大金陵书局的规模。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古今中外,文化要想流传,就得通过着作的出版和流通来达到目的。因此,对于金陵书局,曾国藩划拨了很多经费,让他们购买机器,聘请最优秀的员工。金陵书局刚刚投人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要求书局赶快印制《二十四史》,曾国藩还是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从金陵路过,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国藩还让书局聘请了一些懂外文的专家,集中翻译国外一些有用的着作。在江南制造总局,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书籍,兼及医学、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着作。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笔录整理。译成的书,由金陵书局大量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散布。该馆先后翻译书籍一百七十多种!成为当时译介西方科技书籍最多的机构。

    曾国藩对这一行动的认识很实在!在他看来!洋人那些机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舰的奥妙,都在那些书中藏着,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得让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识,就必须读洋人的书。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时间,书局按照曾国藩的安排,全力赶制的一套书,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这几乎也是曾国藩个人的意志。当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还属于禁书,但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并且,曾国藩组建湘军就在湖南衡阳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乡。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王夫之,格外亲近。曾国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书经稗疏》以及《春秋家说序》错讹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烧毁。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想方设法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然后由他跟曾国荃捐资三万金,让金陵书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船山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能让一种恢宏的思想发扬光大,是曾国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1868的春节说来就来了,金陵城内照例响起一片无心无肺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烟花升天,将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因为家眷还在湖南,曾国藩只是跟一帮同僚在一起过除夕。新年来到,不由让曾国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叶塘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的春节真是热闹,家家户户花烛红灯,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了好香;年夜饭前,家中的长辈带着一家老小向祖先们作揖叩头,铳炮连天,热闹非凡;吃过年夜饭后,长辈们向小孩发压岁钱,晚辈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从长辈手中接过红包,有时候,还故作亲昵地嫌少;然后,一家人在一起掷骰子、搓麻将、做游戏,其乐融融;夜深了,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睡觉,即使眼皮不断地打架,但也强忍着,坚持守岁到天明……这些,都让曾国藩难以忘怀。

    黯然神伤(2)

    在这个春节,曾国藩一点过年的情绪都没有。曾国藩只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让手下人在府第里放了一通鞭炮,还特意吩咐他们在其他时间不要放。鞭炮响过两次之后,这个春节,对于曾国藩就算结束了。正月初二,曾国藩接见了前美国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办清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各国事宜。曾国藩与蒲安臣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蒲安臣看来,清国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要想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清国就必须向西方各国多学习,不要怕吃亏,也不要摆泱泱大国的架子。曾国藩频频点头,在这方面,曾国藩是很有心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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