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周围古老的处女荒山，给人带来神秘莫测的感觉。虽然经过紧张的长途急行军，可谁也不知疲倦，无不好奇地盼望着，及早认识这个陌生的奇异世界。
拂晓，一堆堆篝火像红珊瑚点缀在河畔，燃红了小河边的草坪，也烧热了战士们的心。云集在南泥湾滩头的是一支整装待命的屯田大军。庄严而热烈的誓师大会开始了。我们真没有想到，由王震旅长陪同，出现在部队面前的，竟是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他要亲自指挥我们打响这一场屯田战斗！
朱总司令身穿灰色军大衣，走到队伍中间。他那魁梧的身姿，风尘仆仆的面容，慈祥有神的目光，加之部队有关他的传说之多，因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体指战员的注意力。
朱总司令对我们讲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十分洪亮，却坚强沉重，富于鼓舞力。他在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流血惨案、祸国殃民的罪恶真相之后说道：“我们三五九旅为什么要到南泥湾来？我八路军、新四军是最坚决的抗日先锋，蒋介石一不发饷，二不发粮，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与经济封锁，不给我们吃的，不给我们穿的，要活活饿死我们、冻死我们。毛主席讲抗战分三个阶段，现在处于第二阶段，也就是相持阶段，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铁壁合围，斗争相当残酷，蒋介石配合日本鬼子的扫荡，对我们进行封锁，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所以现在是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同志们说，我们要怎么办？”大家在沉思中正不知道如何是好，朱总司令接着指出：“毛主席要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参加革命前，不就是拿锄头的吗？我们会做工，我们会种地，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包围着我们，有什么用？毛主席要我们又会打仗，又会生产，又会做群众工作，蒋介石困不死我们，饿不死我们。你们在前方是英雄部队，就是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才把你们从战场上调回来，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镢头，就在南泥湾安家。南泥湾是个好地方，有的是荒山，土质肥沃，一脚踏下去，踩得出油来，我们要在这里屯田，开窑洞，种庄稼，吃饱肚子，练好武艺，防止蒋介石搞突然袭击。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蒋介石手下有个胡宗南，他不打日本，专吃‘摩擦’饭，打八路军。他不来‘摩擦’，咱们就生产；他要进攻边区，咱们就给他点厉害瞧瞧！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回答朱总司令的，是全体指战员的热烈誓言，像平地一声春雷，震得荒山都在打战……
朱总司令满意地点头鼓励道：“好！南泥湾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好好地安家立业吧！”
王震旅长代表三五九旅，在誓师大会上表示决心：“朱总司令昨天才从延安赶来，指挥我们展开屯田战斗，并且和部队一起露营，同艰苦，共患难，给了我们很大鼓舞，这只有共产党人才办得到。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吃老百姓一颗粮，还要有余粮送缴边区。我们还要开水田，种稻谷，使人人吃上大米，把南泥湾变成陕北江南。到那时鸡鸭成群，猪羊满山，纺毛线，织毛呢，叫人人穿上呢子衣服，比日本皇军的军官还要威风，这才算得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哩！”说得大家满脸笑眯眯，浑身暖呼呼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朱总司令带着一个老乡做向导，和团长、政委以上的领导人员，一起看地形去了。
部队遵照朱总司令的部署，一部分赴防地临镇和鄜县（现改为富县），牢牢把守着延安的这两处南大门。一部分驻在南泥湾一带，开荒地，种粮种菜，挖窑洞，从此揭开了屯田战斗的序幕。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南泥湾屯田的战斗者。不觉已是1942年4月下旬。
“一年一度桃花开，春从江南姗姗来……”算来部队到南泥湾已一周年又20多天，朱总司令又从延安出发，亲临南泥湾视察。陪同朱总司令来南泥湾的还有一二○师贺龙师长。
这时的南泥湾已不是荒芜的渊薮，而是炊烟袅袅，人欢马叫的屯田长廊了。
我们七一八团政治处的文艺小组，在朱总司令、贺龙师长莅临的前夕，集体写了很多欢迎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街头诗，贴满金盆湾街道两边的墙壁，表现了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对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热烈赞美。金盆湾虽是一条极小的街道，却是从国民党地区经我临镇到达延安的必经之地。在金盆湾驻军七一八团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中，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由王震旅长陪同，徐徐步入金盆湾街心。没想到这些街头诗竟然引起贺龙师长的注意，他停下来都一一看了。这些诗虽然写得很幼稚，可他并不觉得可笑，反而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战士们火红的战斗热情，美好的希望与向上精神。
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首先到临镇（距金盆湾40华里）视察，看望了驻军七一七团之后，又回到金盆湾。在盛大而隆重的检阅大会上，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检阅了驻军七一八团射击、投弹等军事演习。
中午全团举行盛大会餐；每班一席，就地而餐，除了猪、羊、鸡、鸭、鱼肉之外，还有豹子、野猪、山羊肉和香蕈、蘑菇、木耳等山珍野味。炊事班以最拿手的好菜，献给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
为了把这一盛况报道出去，王震旅长特别带我去拜访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这是我第一次晋谒我军的最高领导，思想极度紧张，青筋暴得老高，连向总司令和师长问好的话，都憋在喉咙管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贺龙师长先问了我的姓名，又很随便地要我把手板心伸给他看过，接着又问道：
“今年二十几岁啦？”
“22岁。”我回答道。
“手上有了茧，要得！但还没有磨成老茧，翅膀还不硬，莫要轻视老茧，这是南泥湾大学的毕业证书呀！”
贺龙师长嘴角叼着那管时刻不离的烟斗，烟雾伴着话语同时发出：
“你们的街头诗我都看了，我向朱总汇报后，总司令表示满意！好好干吧！时代不同了，我们就是要在炮火中、在开荒中，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尔基。你看总司令对你有啥指示？”
我扭过头来，端详着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慈祥的面孔，长长的眉毛，和蔼的目光，一点也没有身为总司令那种威严逼人的气势，简直使我看呆了。
朱总司令问我担任什么工作，我说在编团政治处的小报。
“小报叫什么名字？”朱总司令很有兴趣地问我。
“《战号报》。”我连忙回答。
“啊！师战斗报、旅战声报、团战号报，是不是？”
我正惊异于朱总司令对部队情况的了解如此细致入微，他又接着问道：“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
工作上怎能没有困难呢？我一个人自编、自刻（写蜡纸）、自（油）印、自发行，还要深入连队采访，工作量不能说不重。但团政治处李大同副主任对宣传工作抓得非常具体，战士写作甚为活跃，特别是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相形之下，编小报的工作反而像休息似的了。对！什么困难也没有。我对朱总司令也是这样如实地回答着。
直到这时，我才记起了一件大事：团政治处的领导和同志们一致嘱咐我，请求朱总司令为《战号报》写个报头。我大胆提出这个要求，可是心里还在掂量：朱总司令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吗？不料朱总司令毫不思索，叫我马上拿纸笔来。其实外面早已准备好了。
我向朱总司令、贺龙师长举手敬礼，高高兴兴地回到团政治处。同志们问这问那，都把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的鼓励当作无上荣誉。
（马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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