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川北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旱灾，穷苦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饥饿和困苦中哀号、挣扎。朱德的家庭也面临着灾荒的威胁。然而，更使朱家陷入绝境的还不仅仅是天灾。就在朱家老小疲于奔命，终于熬过这大灾之年的时刻，地主丁邱川在大年三十派来狗腿子通知朱家，佃给朱家的田地要加租加押，如不应允的话，就退佃、搬家。这一消息犹如雪上加霜，无疑是对朱家的一个沉重打击。
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朱家被迫搬家，分居两处：朱德的父母带着兄弟们去陈家湾，祖父母、伯父母和两个叔叔回到大湾朱家老屋。
大年初二的早晨，朱德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父母，随着伯父母（伯父母无子，朱德2岁时过继承嗣）踏上了通往大湾的小路……
搬到大湾一年以后，具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7里地的席家□私塾继续读书。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字聘三，号伯谷，这时已年近50。席先生年轻时，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中榜，从此，也就打消了入仕的念头，在家设馆教书，兼种几亩薄地，聊以为生。
朱德入塾后，勤奋好学，又乐于助人，深得席先生喜爱，每逢遇到朱德的伯父时，他总要把朱德夸奖一番。
在朱德的心目中，席先生是一个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好老师。他从席先生那里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情，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马鞍场，更是一个古老、衰败的中国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懂得了席先生为什么情绪激昂地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热烈赞颂那些变法革新的仁人志士的道理，以至40多年之后，他仍然一往情深地谈到，席先生对他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朱德入塾的1896年，清政府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了闭塞的山村。席先生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述了1894年发生的中日海战，清朝北洋海军失败，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赔偿白银两亿两，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他激愤地说：“如此下去，我们偌大的民族就像案板上的一块肥肉，任凭洋人宰割。朝廷的赔款，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搜刮去的，苛捐杂税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穷人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啊！”他还对那些敢于反抗官府、反抗洋人的英雄好汉们倍加称赞。席先生爱憎分明的态度，在朱德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国人民不甘忍受洋人的欺侮，从而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浪潮。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也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为国家的完整、民族的尊严呐喊、奋争。正在北京赶考的康有为联络千余名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请求皇帝下诏变法维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开设讲馆和创办报刊。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从此，新政诏书、谕令不断传往各地，这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黑暗年代，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席先生想方设法把变法诏令的内容抄录下来，向学生们反复讲解、诵读。朱德把席先生的话记在心里，一回到家，便津津乐道地向家人宣传变法运动。茫然无知的家人虽然弄不清朱德讲的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们所想的是如何不再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压榨，但是，他们却为朱德能知道那么多的天下大事感到骄傲。
维新变法的运动很快就失败了。席家私塾里充满了忧愤的气氛。席先生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介绍谭嗣同等人杀身取义的悲壮事迹，勉励学生们将来要立志救国救民。
在席先生的影响下，朱德不仅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而且还受到了信仰科学、追求进步的启迪。席先生虽然痛恨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他从“科学使西方国家成为强国”这一事实出发，告诫学生们要学习西洋科学，这是使自己的民族强盛起来，不再受人凌辱的一条出路。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就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有一年夏季，朱德的学友吴绍伯从成都度夏回来，带回来一本北京译学馆出版的数学书，大家看了感到很新奇，就连席先生看了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他把吴绍伯、朱德找来，加上自己的儿子，4个人接连琢磨了几个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朱德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对科学的信仰从此而起，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
在席家私塾的9年间，朱德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涉猎了一些史籍，以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小说。然而，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收获不仅仅是打下了旧学的基础，是在席先生的影响下，使他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开始思索要走出这片狭小偏僻的山乡，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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