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很少题词书赠他人的，赵镕将军能有幸得到，这其中必有缘由。于是，我们对赵镕将军的访问，就以这幅中堂为题谈起了。
“朱老总亲笔写了这首诗赠我，不仅因为我在南昌起义前曾做过他的副官，而后又追随在他身边几十年；更主要的是朱老总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几十年一直关怀着我的成长。”赵镕将军满怀着敬意和深深怀念之情，向我们讲述了他和朱德同志的相识，以及在朱老总的思想影响下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经历。
赵镕将军是云南宾川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靠着伯父的资助，他才得以上了小学和中学读书。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昆明之际，赵镕正是血气方刚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他凭着一腔反帝爱国的热情，很自然就成了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学校当局视为芒刺而遭到了开除。但这一打击和挫折并没使赵镕消沉下去，在几经波折进入了昆明市法政学校以后，他变得更成熟一些了，他要寻找一条救国道路的决心也更强烈了。很快，赵镕就成了法政学校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的活跃分子。有一天，赵镕的3位同学因为宣传反帝反封建而遭到治安部队的逮捕。这一来激怒了广大师生和市民，治安部队见势不妙，便连夜把3个被抓的学生转交给了警察厅。而这时的警察厅新任的厅长正是当年“讨袁护国军”混成旅的旅长朱德。法政学校的师生为了营救3名被捕学生，推选出了7名学生代表去和警察厅交涉，赵镕是7名学生代表之一。师生们虽然知道朱德讨袁有功，颇负盛名，且为人正直不阿，敢于主持正义，但他对平民百姓、爱国学生，对反抗外侮的态度究竟怎样，大家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因为师生中没有同朱德打过交道的。为此，代表们在赴警察厅谈判之前，同老师和同学们连夜召开了“诸葛亮会”，根据过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仔细地研究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变措施。但是，第二天一到警察厅大门口，代表们便发现昨天晚上研究的对策不中用了，因为这里的气氛和他们设想的大不一样。过去遇到这等事时，群众代表连警察厅大门都进不去，即使进去了，也会被驱赶出来，或者被抓起来塞进监牢里。然而这一次，代表们不但顺利地进了警察厅大门，警察们也没有吆喝着命令他们像过去一样站在院子里等候。代表们被客气地让进了客厅，警察还送上了茶水，让学生代表慢慢述说。紧接着，从楼上又下来了一位30多岁的青年警官，操一口四川话，和气地同学生代表们打了招呼，并询问7名代表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等。这一来，赵镕和其他6名代表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原来研究的对策也用不上了，只好同这位青年警官一问一答地唠了起来。唠过一会儿之后，赵镕的情绪多少有些镇静下来了，他忽然想到，朱德是位名气很大的军官，又当过护国军旅长，这岁数恐怕要有四五十岁了，可面前这位只有30多岁，会不会是警察厅搞的花招，派一个冒牌的厅长来应付他们呢？倘若是冒牌货，跟他谈判不是白费口舌吗？不行，得拆穿骗局，让他们把真厅长叫出来！赵镕想到这里，胆子也壮了，冲着那“冒牌厅长”说：“喂！长官，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你是知道的。还是请你们厅长出来吧！”朱德是颇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他也早就发现学生代表们对他的身份有怀疑，于是，他便诚恳地向学生代表们解释道：“对不起，同学们！我刚才忘了向你们自我介绍了。我就是新任警察厅厅长朱德。”“你真的是朱德？”赵镕诧异地反问。“不错，我就是朱德。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尽管学生代表们还是满腹狐疑，可是为了营救3名被捕同学，也就只好不管他到底是真是假了。
谈判开始了。赵镕和其他几名代表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抓学生？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犯了哪一条罪？”有的学生代表还说了些挖苦的话。但是，没想到这位警察厅长却毫不在意，一点没有生气见怪的意思，只是认真地对学生代表们说：“同学们，别误会，真的不是我们抓的。”“治安部队同你们警察厅历来是秘密通气的，他们抓和你们抓有什么两样？而且抓来的人已经关在你们牢里了，这不很说明问题吗？”赵镕他们针锋相对地反驳着。
朱德见学生代表们一个个像吃了老虎胆似的，就巧妙地避开了谁抓人的问题，转而以鼓励的口气称赞起青年学生反帝爱国、关心民族存亡的举动来了。这一来，倒使赵镕他们纳闷了：这位堂堂警察厅长居然和我们学生想到一起了，和过去那些当官的态度大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真是朱德吗？就算是朱德，不也是大军阀手下的军官吗？怎么会说出鼓励赞成我们的话呢？
朱德也仿佛猜透了学生代表们的心思，就径直接着说下去：“你们青年学生关心天下大事是好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但是天下都发生了些什么大事？你们谁能说给我听听吗？”
这一下可把赵镕他们给难住了。几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有应声。这一则是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得不多，二则也是为了警惕，怕惹麻烦。朱德似乎猜出了他们的想法，没有继续问，便自己接着讲了下去：“你们知道吗？在我国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做俄国，那里已经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苏俄政权。这个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同，那里不许财主们管理国家，而是穷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管理……”朱德侃侃而谈，几名代表虽然都缄口不语，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股敬佩之意，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军人，知道的事情有那么多，说得更好。
最后，当朱德讲道：“同学们，你们不仅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还应该……”赵镕他们对朱德的怀疑已是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信任和亲切感了。
赵镕谈到这里，笑着对我们说：“这次交涉实际上是听了一堂课，我们顿时觉得心里更亮堂了。3位被捕同学自然没用再谈判就放出来了。从那以后，我和朱老总就成了很亲近的朋友。每同他交谈一次，就觉得大有收获。我同朱老总的交往，使我眼界开阔起来了，内心更充实了，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热血青年应该为国家为民族肩负重任。可以说，后来我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和朱老总当年对我的启蒙教育分不开的。”
“那么后来呢？后来您怎么成了朱老总的副官呢？”我们急切地问赵镕将军。
“那是在后来。我从昆明市法政学校毕业后，学校决定让我回老家宾川去任教，可我不愿意回去。怎么办呢？这时朱老总已经离开昆明去德国留学去了，我就决定投奔朱老总过去待过的护国军——此时已改叫滇军了。到了滇军以后，就和桂军一起，从事驱逐陈炯明、迎接孙中山回广州任大元帅的斗争。1924年，我同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接触，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第二年，受党的指派，我到了江西赣州，去说服杨如轩、杨池生响应北伐。到了1926年底，我得知朱老总已经回国到了南昌，正在筹建军官教导团。这使我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要去找朱老总！这样，我终于来到了朱老总的身边，当了教导团的副官。南昌起义前夕，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经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又随朱老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1959年因病离休以前，我都一直在朱老总领导下工作。可以说，朱老总是我的革命启蒙者，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知心朋友。”
赵镕将军说到此，语气慢了下来，我知道，这是我们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思念之情。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我是知道它的分量的。
从赵镕将军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没有辜负朱老总的教导和期望。
（程俊嵩 张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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