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时任滇军团长的朱德率部驻扎在四川省南溪县。这时，回乡省亲的孙炳文慕名前来造访。在交谈中，朱德获知孙炳文比自己年长一岁，早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曾任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牍部长，积极从事反对清王朝的活动。后因预谋刺杀原摄政王一事泄露，遭到袁世凯政府的缉捕，被迫潜回四川。以教书为业。他为孙炳文颇富见地的言谈所折服，深感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于朱德，孙炳文到成都时，就听他的朋友李贞白摆谈过。相见之后，朱德那淳朴的性格和谦逊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握别时，朱德向孙炳文表示了挽留之意，孙炳文答应有机会一定再来相聚。
时光流转，一晃便是一年。已经担任少将旅长的朱德刚刚摆脱战事的纷扰，率部进驻川南重镇——泸州。这时，他正为他的良师益友蔡锷将军的去世感到悲哀、惆怅。孙炳文的突然到来，使他得到暂时的慰藉，当他得知孙炳文决定留下时，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将孙炳文聘为部旅咨谋。从此，两人朝夕相处，结为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的大潮唤醒了朱德拯救民族、拯救国家的良知，在孙炳文的启发帮助下，他从进步书刊中了解到俄国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对苏俄劳农政府的宣言中提出的革命口号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与孙炳文在一起促膝交谈，商讨如何救国的问题。在讨论中，他们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富贵尊卑之分。可是，应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中的社会？他们讨论了许久，却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他们感到用旧的军事斗争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许就是苏俄革命的方法。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苏俄那样，症结到底在哪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走上新的道路之前，应该先到国外去，看看那里的政治制度如何。
1920年5月，川、滇军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朱德又一次被卷进军阀混战的旋涡。这时，孙炳文已决定到成都去。朱德和孙炳文分别时商定，等到打完仗他就去找孙炳文，而后一同到国外去。
1922年春，朱德终于冲出军阀混战的氛围，辗转重庆、上海来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两年后重逢，孙炳文为朱德毅然决然地断绝与封建军阀的联系，抛弃高官厚禄，感到欣慰。他激动地告诉朱德，有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以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斗争目标的政治组织。现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只有去找共产党。于是，他们登上南下的列车，去上海寻找共产党的组织。
在上海闸北区的一幢房屋里，朱德和孙炳文见到了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谁料想，当朱德叙述完自己的经历，向陈独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时，却遭到陈独秀的拒绝。陈独秀说，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军官，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才有可能加入共产党……他们失望地走出陈独秀的住所。此刻，朱德的心境坏到了极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斩断了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却不能在新的环境中找到立足之地。
这年10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欧洲大陆的土地。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美丽宁静的塞纳河，雄伟壮观的凯旋门吸引着他们。但是，当他们听说旅欧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筹建组织的消息后，再也无心留恋巴黎的美丽风光，迫不及待地乘上前往柏林的火车。
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楼房里，朱德和孙炳文恳切地向周恩来倾诉着他们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念与决心，一腔肺腑之言打动着周恩来的心，他动情地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和孙炳文广泛地涉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积极地向中国留学生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组织广大留学生参加各种活动。
1925年7月，他们先后抵达苏联。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孙炳文奉调返国，朱德则留在苏联学习军事。然而，临别时，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当朱德于1927年夏在武汉见到任锐的时候，才获悉孙炳文已在这年4月20日惨遭杀害。
沉思良久，朱德提笔复函任锐，他写道：
“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中共七大召开之际，低沉、雄壮的《国际歌》声回荡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内，朱德作为大会的代表之一，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们默默致哀，也向他失去的挚友孙炳文致以深切的哀悼……
（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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