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时代起,朱德同志就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了革命军事生涯。继后历任滇军的排、连、营、团、旅长,参加过辛亥革命昆明起义,讨袁护国之役和护法战争,战功显赫,威震川滇,成为爱国名将。五四运动前后,朱德同志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异常失望,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毅然弃官出走,在柏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朱德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高擎革命红旗,率部发动湘南起义,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湘赣边,共同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一起,领导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驱逐日寇,还我中华,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时期,朱德同志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军队的建设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为粉碎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为维护我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发生,我军进入初创时期起,朱德同志的名字就遐迩皆闻,举世所瞩。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心里由衷地敬佩和高兴。此后的岁月里,我一直在他领导下战斗和工作,更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回首往事,一幕幕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促膝谈心,剪烛话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朱德同志既是全党全军爱戴的军事统帅,又是我和许多同志的良师益友。他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朱德同志搞五湖四海,历来不搞“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不为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博大襟怀所折服。
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军队因为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大搞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了严重危害。朱德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教条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和“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等大批领导骨干,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散布流言飞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朱德同志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芦花,他和我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珍贵,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论平时或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表里如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朱德同志异常痛心,一面坚持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那时说的,在红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有次,张国焘要他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同志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没有他的中流砥柱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艰难多少倍!
朱德同志公道正派,不信邪。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记得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株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大家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同志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视为党的宝贵财产,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温暖如春,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初期,一大批知识青年涌进革命队伍,朱德同志对他们备加关心爱护,经常勉励他们与工农干部搞好团结,相互学习,以便在革命战火中迅速成长。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山头的“总司令”,而是全军的总司令,因而赢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戴。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我军必须坚持古田会议的建军方向、原则,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奋斗工具。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名著中,系统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建军经验,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军事装备、主力军与后备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时期,他居安而思危,对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部队视察,观看演习,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人民战争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制定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条件下的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领导我军实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反“围剿”中,长征途中,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他参加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
解放战争期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攻打临汾的困难时刻,部队新,敌人又硬,城坚难摧,屡攻未下,我军伤亡和消耗颇大。要不要继续打下去?能不能啃下来?前方的意见不够统一。正在石家庄的朱德同志得悉后,认为培养攻坚兵团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锻炼部队,为全军提供攻坚大城市的经验。他在写给前方领导同志的信里说,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能打开。“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他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
朱德同志为革命战争而诞生,是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他自幼即喜好武事,爱读兵书,长年的战争岁月里,更是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尤其是对于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更注意悉心钻研,因而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他的军事著作是我们党的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同志从基层军事单位干起,梯次成长,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结合于一身,才使他能娴熟掌握“战争的游泳术”,统帅军队,驾驭战局,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朱德同志终生不忘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一会儿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住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朱德同志铭刻在心,勤劳节俭,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他经常列举历代成败兴亡的史例,教育大家。在战场上和打土豪中,强调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延安,他是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除了组织部队开荒生产,还有块“自留地”,起早贪黑,拾粪浇水,辛勤管理,种出的西红柿个头特大,我们都吃过,一时传为美谈。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在朱德和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不仅克服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且形成我军参加生产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国后,朱德同志一尘不染,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认为,有些年轻人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说:“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他的教诲,对我们现在和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革命后代,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他为人民而斗争,人民为他而骄傲。1946年毛主席为朱德同志题词,用“人民的光荣”评价他,赞誉他,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心愿。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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