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翁还是一位品酒师，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有一段精彩鉴赏酒的理论，这篇赋里有诸多关于酒的美句，文句华丽多采用对仗，大有唐朝王勃《滕王阁序》的风采，不能遗漏。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铺。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酲，不问妻妾。结袜廷中，观廷尉之度量；脱靴殿上，夸谪仙之敏捷。阳醉逷地，常陋王式之褊；鸣歌仰天，每讥杨恽之狭。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劝而我不闻，其谁敢接。”
《酒隐赋并叙》有句“……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厅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爱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且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纵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于血刃膏鼎，家夷族亡。”
尽管东坡酿造了那么多的酒，但他在造酒方面也不能说是专家，毫无疑问，他也只能算做是个“外行中的内行”，造酒只是他业余嗜好而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领略到他对生活、对自然的那种热爱之情，体味他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弦外之意。本来不胜酒力的坡翁却是酿造了这么多种酒，写了那么多以酒为题的文字，这是为什么呢？细琢磨起来，大概有其“姑为好事，借以为诗”的因素在里面吧。
坡翁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无所不好千古罕见的饱学之士，那老头真是不简单。
苏氏父子的同题文章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苏老泉与两个儿子并称“三苏”，名列唐宋八大家行列。苏洵那名号可是人家自己挣来的，人家苏老泉可是大名鼎鼎，上了《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不是“父以子贵”。他有《嘉祐集》传世，还有政论文代表作品《六国论》流传千古。
有趣的是这父子三人都曾以《六国论》为题各做了一篇文章，真不知这三人是出于何动机？不会有一较高低的因素在里面吧。这父子三篇同题文章在史册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一笔。
苏洵《六国论》正文：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译文：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端在于用土地来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问：“六国一个接一个的灭亡，难道全部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池。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与战胜别国所得到的土地，（前者）实际多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所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要多百倍。那么秦国最想要的，与六国诸侯最担心的，本来就不在于战争。想到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扔掉小草一样不珍惜。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第二天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贪心永远不会满足，诸侯送给他的越多，他侵犯得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决定了。一直发展到灭亡，按道理讲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的很正确。
齐国不曾贿赂秦国，可是最终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交战五次，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穷竭，国势孤立危急，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惜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理数，倘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判断出高低来呢。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也不能咽下咽喉去。真可悲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优势。如果凭借偌大的天下，却追随六国灭亡的前例，这就又在六国之后。
苏轼《六国论》正文：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轼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有的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苏辙《六国论》正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i）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曾经阅读《史记》的六国世家的故事，心里感到奇怪的是，全天下的诸侯凭借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常对这个问题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使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尝不责怪当时六国那班谋臣，他们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谋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浅了，而且不能了解天下的形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边境；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也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土地。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人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怕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讳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事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抛弃小小的韩、魏两国，（让他们）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顺秦国呢？韩、魏因屈服而归顺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这样，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永远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取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苏洵的《六国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苏洵在文章中提出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著名论点，苏洵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苏洵此文论点鲜明，笔势雄健，语言锋利，纵横跌宕，气势犹如江河决口，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表明了作者犀利明达而深远的政治见解。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群龙无首”，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灭亡。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欧阳修称赞苏洵“博辨以昭”，“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曾巩评论苏洵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明代何仲默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三苏”的“同题作文”摆在上面，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孰优孰劣？世人自有公道评论。
清代李桢也作《六国论》掺乎了一下，本文不说他了。
千年来世人给东坡戴了多少顶高帽子
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据现在将近千年，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要说近千年以来，东坡那些如过江之鲫的粉丝，给东坡戴了多少顶高帽子，这绝对没有人能统计出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东坡，这话没有多大水分。东坡就仿佛邻家老头，是那样的真实、率性和本色，恬然自适、超然物外。
东坡铁杆粉丝的评价
东坡辞世二十二年后，公元1123出生的洪迈绝对是东坡的一个铁杆粉丝。在给东坡无上赞誉的人群中，他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东坡，其中一篇《东坡不随人后》对他的偶像给予了极大的褒扬。
“自从屈原开创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给后代一个竞相模仿的机会。后世人写的词赋语言不能说不工整，但所有这些人都相互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突破这个俗套，创造出一些新意来，仿佛不这样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等到东坡公出现后，作《后杞菊赋》，开篇就平地起波澜：‘哎，先生，谁使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这就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的大鹏，高高翻飞在九霄之上万里之空，难道是那些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
洪迈老夫子从东坡的《后杞菊赋》入手，把东坡比喻作鸿鹄他人则是“区区巢林翾羽者”。洪迈还把东坡的诗句和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句进行了对比，说：“妙用前人诗意，而手法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到东坡这里算是到了极点。”
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的诗则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杜甫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东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郑谷的《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东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与东坡同朝代人的评价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东坡先生传》。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东坡先生传》。
丞相欧阳修评价东坡，惊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
丞相王安石称赞东坡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
大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答傅彬老简》，“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
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楚辞专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点《屈原庙赋》说：“……赋也不是都仿效《离骚》。尽管如此，却不是不如《离骚》的。”他还说，“东坡居士的词，纵横天地，自是曲中条条框框所禁锢不住的，如绝世美人洗净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赋也是这样的。”东坡的赋如抒情诗，却常有《赤壁赋》那样的纵横议论，真正做到了“赋者古诗之流”。宋朝郎晔认为晁补之对坡赋的评论是精到的。
诗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人诗话》当中提及；“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李廌在祭文中写道：“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这句话盖棺之论太要命了，把东坡捧上了九天，而将后世写词的人打入了地狱。真不知道那些再写中秋之词的看了这句话是如何面对的。嫉妒东坡？没有用，相信也没人这样做；憎恨胡元仁？我想，那是一定的了。他将后世写词的道给堵死了，一点夹缝都不给留。别说憎恨他，就是砸偏了他的心都有。
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不让人读东坡诗文，这不无疑要了人家的命。
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栁如泉，欧如澜，苏如潮。”
范温评价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
许岂页更直言认为：“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
诗人陆游《题东坡贴》有句，“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诗人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宋朝之后人们的评价
金朝著名学者赵秉文《滏水集》，“东坡先生人之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明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
明朝礼部尚书、画家董其昌评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东坡赋最为贴切而崇高的评价。
明朝文坛盟主、史学巨匠王世贞《书苏诗后》观点，“其缺乏权变，故坎坷终生，此苏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后，宋代文士之争事东坡，却又宛如众派归江，百川汇海，‘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尤侗《西堂杂俎二集》有句，“坡公《大江东去》卓绝千古，而六一婉丽实妙于苏。”
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当中，更以南北两宋，豪放派之宗，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与史迁作品比肩。“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
清朝画家、词人徐釚：《词苑丛谈》：“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慨，固是英雄本色；柳纤艳处，亦丽以净耳。”
清朝文学家刘熙载《艺概·词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清人宋荦甚至把自己画在苏轼像侧，以示向往。他在《施注苏诗序》中说：“予自龆齿时，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心窃慕之，及就傅（跟着老师）读公传，向往愈挚，尝图公像悬座右，而貌（画）予侍其侧；稍长，遍诵公集，然嗜有韵之言尤深。”
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说：“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不能学，亦不必学。”“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词之右。”“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学小言》第六则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第十二则云：“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类言者，其惟东坡乎！”其实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诗人，也应首推苏轼。《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国维也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清末经学大师、湘学泰斗王恺运《相绮楼说》：“通首（指《念奴娇赤壁怀古》）出韵，然自是豪语，不必以格律求之。”
民国近代人的观点
民国画家薛瑞年《论苏东坡及其词》有言，“以苏门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苏子之大幸也。政治之党争与文士之争党，构成奇特之苏东坡现象。”
民国教育家、学者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近代著名词人蔡嵩云《柯亭词论》：“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近代诗人、词人夏敬观《宋人词集跋尾》：“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此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学者陈匪石《宋词举》：“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东坡词如天马行空，其用意、用笔及取神遗貌，最不可及。”
当代人的观点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研究宋代文学、苏轼的王水照教授说：“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他还在《苏诗研究史稿序》提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样说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长期从事苏东坡研究的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写道：“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学者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是东坡在黄州写赤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刘小川语，“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外国人的观点
日本诗人、苏轼研究家山上次郎观点，“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政治家、文学家为数甚多，但最受民众所敬爱的要算苏东坡，其原因在于苏东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优美的诗歌、并兼仙风道骨。就其一生来说，又是具有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们的心。”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指出，“唐末以来，词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东坡词却以悠然静观之姿，以及对人生达观的态度，组成其作品的基调。东坡词的豪放，与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
苏轼作品开始影响韩国从高丽国文宗三十四年开始，九百多年间，韩国人都称东坡先生为“苏仙”。苏轼是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国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渊明都要高。在韩国中学校、大学校的课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三槐堂铭》等。
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没有尾声
正像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呜呼，这种文字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对东坡的评点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昼夜，安有穷尽？
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我以为不是可能，而是毫无疑问，东坡做到了“前无古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要想再见到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后面来者”不知还要等上几千年。
还是以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山寨”陋室铭背后的辛酸
《陋室铭》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传世名篇，这篇经典古文自它问世以来，“盗版”、“山寨版”、“仿制版”无可计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是被仿作最多的古文经典，后人传诵千古，这点无争议。
这篇传世名篇却并非作者蓄意斟酌而作，而是他一怒之下宣泄而成。刘禹锡曾官运亨通，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后因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住三间三厦的官邸，但和州知县欺他是被贬之官，对他百般刁难，半年之内逼迫他搬了三次家。房子越搬越小，地方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第三次搬家之后，刘禹锡忍无可忍愤然挥就《陋室铭》。
看这段故事，刘禹锡“被”搬来搬去虽然说条件是越来越差，但好歹还有间房子住。到了宋朝苏东坡那里可就惨了，东坡的遭贬可不是在一座城市里搬来挪去，不只是一走几千里饱尝风餐露宿，而且到了目的地还要居无定所露宿荒郊野岭。
黄州住所落成在雪中
宋神宗当政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元丰三年（1080），他因作诗讥讽王安石的新法，结果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黄州。被贬黄州期间，东坡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居所。
东坡在《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东坡在黄州为了生计不得不开荒垦田，植树种菜，还搭建了一座草房，草房是在雪中竣工的，因此壁上绘画雪景，取名为“东坡雪堂”。
王文诰《苏诗总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
《宋史·苏轼传》云：“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从这几篇文字中可以看到东坡的生计是多么艰难，他已经到了无屋可居的境地。
苏东坡为雪堂行云流水作文一篇《雪堂问潘邠老》。
序言：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正文：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
东坡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安身栖所是在雪天落成的，这本身就说明东坡一度无家可归无屋可居。东坡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将为名逐利世事坎坷的世间进行了揭露。我们也看到了东坡所付出的艰辛要比刘禹锡多了去了。东坡逝世约七十年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南宋陆游曾拜谒过东坡的雪堂。
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两三首》一诗中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东坡要想睡个安生觉，还得亲自盖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东坡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一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找活做，“安则乐，乐则喜从事”。这就是东坡遭遇挫折时的心态。
海南露宿桄榔林
但东坡的陋室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黄州他还能自食其力盖起了雪堂。更凄惨的还在后面，等他被贬止海南时则要露宿桄榔林中了。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再次被贬，从广东惠州渡海南下到海南岛后折返昌化（今儋州），苏东坡父子抵达儋州后无处安身，只好居住在废弃的官屋中。很快立冬，海岛上气候并不寒冷，但风雨连绵，几无虚日，官屋破漏不堪，如住水牢。“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迂。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东坡《和陶怨诗示庞邓》。
等至军使换人，新来的昌化军使张中崇仰苏轼，他见官舍实在无法居住，让东坡暂住行衙，又派兵修葺伦江驿作为东坡的居所，使东坡得以安居，还不时馈赠酒米。然而章惇一心想要东坡的命，宋绍圣五年四月，朝迁派出湖南提举董必赴广西察访，在雷州得知东坡居儋州官舍，便派人前往将东坡父子逐出。张中也难逃此难，后遭罢黜而致死。东坡父子被赶出官驿后无室可居，只好暂时借宿在学子黎子云的旧居，处境十分凄凉。
为了安身，苏东坡决定在城南的桄榔林中买地建房，在写给朋友的的信中苏东坡说：到了这里，已经有一次遭到驱逐，为了不露宿野外之中，只好倾尽所有积蓄买地盖屋。“初至僦官屋数橼，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当地百姓十分同情窘迫的东坡，在东坡盖房时“儋人运甓畚土助之”，“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和陶和刘柴桑》。那些跟随苏轼问学的学子更是全力以赴，“十数学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其中来自潮州的王介石更是担当起主要责任，“不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毫之求。”《与郑嘉会书》。
绍圣四年（1097）七月，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东坡的三间茅屋落成。东坡在宽慰之余，作诗将自己不累于外物的旷达情怀如幻似真，虚虚实实诉说一番。由于茅屋处在“竹身青叶海棠枝”的热带乔木桄榔林中，便将茅庵命名为“桄榔庵”并题《桄榔庵铭》：
序：东坡居士谪于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屭，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鈇。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溕之都乎？
东坡决定长居此地，作《新居》一诗，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
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
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我们看看东坡新居环境是怎样的？“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儋县志》。东坡的桄榔庵周围一片荒芜，“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
这样恶劣的环境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但豁达睿智绝不会被命运压倒的东坡就是在这里一住三年，他的笔墨与桄榔相伴相随：“独倚桄榔树”，“江边曳杖桄榔瘦”，“卧树独秀桄榔园”，“雪粉剖桄榔”，“散策桄榔林”……这里就是他的“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苏轼贬逐岭南的一千多个日月。桄榔庵在东坡之后历代都有修缮得以保存，但不幸在民国九年（1920年）州城“大难”中毁灭殆尽。
东坡的《雪堂问潘邠老》、《桄榔庵铭》两篇“陋室铭”，加在一起也远不如刘禹锡的一篇《陋室铭》名气大，影响深。这没什么，这世上所有的风光也不能都叫东坡一人占了。东坡的诗文历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长留于天地之间。九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和他的灵魂交流与对话。“文字恒久远，美文永流传。”对于东坡来说，对于后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东坡回首他的一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所道出的这一句也许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贴切的脚注。
刘禹锡若地下有知，看到东坡生活居住的地方，他还会写出《陋室铭》吗？
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进行改制。就在这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时发生了“乌台诗案”，这起案件是北宋历史上第一宗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文字狱。
案件的起因是御史中丞李定、舒掸等人使用沈括用过的伎俩，摘取苏轼所作诗句和《湖州谢上表》中一些不臣语句，指证苏轼藐视朝廷、谤讪新政，将其告发。在这之前，沈括曾一个人单枪匹马“检举”过苏轼，因其人单势孤没有得逞。这次可不一样，李定等人是组团来的。面对强大压力，宋神宗只好下旨将苏轼入狱到御史台。御史台也叫“乌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植有成排的柏树，上面时常栖落着数千只野乌鸦，后世便称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审理这起案件自然也在御史台狱进行，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舒掸等人为何要污蔑迫害苏轼？
原因有以下两点：
李定、舒掸、何正臣等都是在朝廷变法之际坐着火箭上来的新进之士，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这几个人声望低根底浅，最忧虑担心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重量级人物卷土重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那样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打击旧党代表人物，致其死地而后快。
他们痛恨苏轼，还因为他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反对新法敢说敢为，他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如果剪除了苏轼这个“祸根”，那些跟着苏轼的人就会树倒猢狲散。其中李定最想要苏轼的性命，是因为还有私怨在里面，苏轼曾对他为了继续做官，竟然隐瞒家中父母丧事，不去丁忧的事情嘲讽过。
再有也是李定这帮人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本能使然。嫉妒使这伙人成了魔鬼。
李定、舒掸等人是如何污蔑迫害苏轼的呢？
李定等人将苏轼上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作为导火索，引燃对苏轼的迫害。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向苏轼放出了第一枪。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轼就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将责任归咎于新法。提出按照法令对苏轼进行严厉惩处。
监察御史里行舒掸紧接着上阵。他将苏轼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说苏轼在诗文中遍处都在诋毁新法、藐视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苏轼讽刺新法令考核官员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将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说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造福农桑兴修水利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请求神宗立即对苏轼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舒掸恶狠狠地提出要结果苏轼的性命。
李定这位御史中丞火上浇油表现的更加狠毒。他列举了苏轼四大可废该杀之罪：
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
二是“傲之语，日闻中外”；
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
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怙终”这个词很有分量，语出《书·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孔传：“怙奸自终，当刑杀之。”怙终就是有所恃而终不悔改，就是盗贼终生不改其性，只能用刑法来处死他。李定说苏轼“怙终不悔”，要求神宗对苏轼实行“特行典宪”，这就是血淋漓地表示要了苏轼的老命。
以上三人对苏轼的攻击之词《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二年》都有记载。
神宗面前摆着这几份措辞激烈的奏折，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为了维护大局，他下旨将苏轼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
苏轼逃过一劫
说苏轼的诗歌有的存在讥刺时政，讥讽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大臣的，指责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事实，连苏轼本人也不否认。但这仅仅是苏轼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使然，苏轼本人断没有什么谋反之意，也无什么无针对皇帝本人的不恭之词。这点神宗是深信不移的。李定等人愣是从中归提炼出苏轼“指斥乘舆”的大逆不道之罪，实属包藏害人谋命的歹毒心肠。
其实，就宋神宗本人来说，他无疑是矛盾的。他爱惜欣赏苏轼出众的才华，因而不忍加害；但他也相当不满意苏轼恃才傲物，诗文带讽反对变法的言论。他也认为苏轼太过狂傲张扬，也想给苏轼点教训，告诫苏轼“从心所欲”时也要“不逾矩”。让他收敛一下，嘴上装个把门的。这样说来神宗大概只想要惩治一下苏轼，而没想过要了苏轼的“老头皮”。何况还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训。
在朝廷上下、各方都要求赦免苏轼的一片呼声下，神宗最终饶过了他，苏轼幸免一死。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虽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也扒了苏轼一层皮，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蒙神宗的恩赐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市）。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唾沫交杂的“乌台诗案”，玩了一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掸、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煅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那么，是谁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1126）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林语堂先生的观点，陆游看见了苏东坡手写的全部手稿；是陆游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
李国文先生在《走进苏东坡》一文中写道：“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
李国文先生这是采用了林语堂先生的说法。这段文字除了陆游还出现了宋人朋九万。文中的“他”，不知道是指的这二人中哪一个？如果是说两个人，怎么的也得说成“他们”吧。这真让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乌台诗案》·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宋朋九万编，即“苏轼御史台狱词也”。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讪谤，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在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於下而用台印”云云。是必大亲见真迹，然不言与刊版有异同。”
这里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乌台诗案》是宋朋九万编的，看到东坡全部手稿真迹的是周必大。没有陆游什么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东坡乌台诗案》该书编者含糊其辞，怀疑是后人摭拾胡仔《渔隐丛话》所录，稍附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于陈振孙所录。而清代学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开篇就明确指出，四库所收一卷本《东坡乌台诗案》为朋九万所编。但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陆游什么事。
据周必大撰《二老堂诗话》，有“记东坡乌台诗案始末”一文：“元丰己未，东坡作诗谤讪，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存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
这段话说：元丰己未（1079），东坡作诗谤讪朝廷，被收监关入御史台，当时东坡所交待供诉的诗案材料。现在都已经刊印流传了，这就是所谓的《乌台诗案》。钦宗靖康丁未年（1127），北宋覆亡后，宋室由开封迁都余杭时，御史台的官吏将将涉及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文挡和一些主要卷宗南运。到达扬州后，御史中丞张守（字全真）将这些真迹全部取出，运回家中收藏起来。张守死后，他的儿子请丞相张浚（字德远）为其父撰墓志，以一半手稿充作润笔酬金，其余一半为张守子孙的传家宝。南宋人周必大说：他曾在张全真家借过半部手稿阅读，亲眼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的真迹，供词确系东坡手书，凡有涂改之处，都一一画押于下，加盖御史台的大印。
这些资料表明，看到“乌台诗案”卷宗真迹的是周必大无疑。
陆游又是在哪看到的哪？哪些典籍记载了呢？他又是怎样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呢？难道是林语堂老先生搞错了？
孤傲铸就了东坡的坎坷人生
东坡口无遮拦是很敢说话的，是不怕得罪人的。无论同僚还是上级，他一律都随意拿人家开玩笑；东坡也是很孤傲狂妄的，他恃才傲世没有几个古人能入他的法眼。苏门四学子黄庭坚就曾说过东坡这一点：“东坡文字妙一世，其短处在好骂尔。”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说东坡“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
东坡说整个唐代只有韩愈《送李愿归盘谷》一篇才能称得上是好文章，其他文章都如草芥。而自己能够写出比它更好的。每次想要写的时候，就说：还是等等吧，先让韩老夫子独步天下玩一会吧。“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跋退之送李愿序》。
呵呵，纵观历史，也就东坡敢用这口气说话。至于什么“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舍弟，我为舍弟改文章。”这只是茶余饭后徒添笑料罢了。
东坡还嘲笑当时文人只会堆砌华丽辞藻罗里罗嗦，还自以为是司马相如再世。即便人家司马相如不找你的事，但那些看文章的人恐怕会“渴睡落床”，上哪里去体味什么“飘飘然有凌云之气”那种感觉。“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书拉杂变》。
上至天子、大儒下至寻常百姓，没有东坡不敢嘲笑贬低的：“武帝无道，无足观者”，“孟子乱儒家”，“卫青只不过是个奴才”，“司马迁有二大罪”，“柳宗元敢为诞妄”，还说杜甫有的诗简直就是“村陋”……
更有甚者，东坡竟然说出“武王非圣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来。
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历史上一直能公正的看待。当时商纣王统治暴虐昏庸，宠幸苏妲己，唯妇人言是听。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逃离朝歌。百姓都不敢正视，缄口不言，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
看到商朝统治者昏庸无道，在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武王顺应历史潮流顺势而起，他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因而获得了天下百姓的拥护支持，从而大大的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远大的眼光，以其杰出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率领周军攻打纣王，商朝灭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代替了腐朽的旧王朝。武王也成为历史上数的着的名王之一，受到后人称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康王息民。”
改朝换代的时候已经来临，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势不可挡。武王伐纣，灭殷兴周。没有谁说武王做的不对。
但，东坡先生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东坡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极力反对和批评了武王伐纣，提出“天下归仁”的原则。东坡说：即使纣王暴虐无道，也不能诉诸武力。他认为，主宰天下的神器随仁义自来，不可强取，也不得推辞。神器不到，也不能强求。“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
东坡还说，“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天下没有君主之时，也会有圣人出现的，到时天下自然归圣人领导，圣人也不能推辞，天下自然会得到大治。而通过战争武力取而代之，这怎么能行呢？
“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人家纣王不攻打你周地；而你武王却来伐纣，诛杀国君，毁灭人家国家。这是犯上，是不义。诸侯一定有不高兴不赞成他的，所以，武王对这些诸侯进行封赏，这岂是武王的本意？所以东坡说“武王非圣人也”。
东坡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忠君、报国、利民的从政原则；第二是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第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虽然东坡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但儒家经典并不能拘束缚住思想解放自由奔放的东坡。因而他在评价历史人物、议论古人古事时多发前人之未发的观点。这篇《武王非圣人》，提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并连及汤之伐桀。
东坡还对孟子所言的“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予以批评，严厉指出孟子这是乱了孔子的“家法”。
在东坡所处的封建时代，“薄汤、武而非周、孔”，往往成为“名教之罪人，天下之公敌”。但思想活跃的东坡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指责汤、武之篡弑，这是实属“胆大妄为”。东坡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势头。大概是这位东坡先生就喜欢和他人不一样，太爱出风头了。
可事实上东坡也不是一直就否定武王的。他在刚一出道时所做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就肯定了武王和尧舜禹一样是古之君子长者。“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这就是说：周武王和尧、舜、夏禹等君主一样，他们是多么的深爱百姓、关怀百姓的疾苦，又以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可是，东坡后来又喊出“武王非君子”的“正义呼声”。东坡这样自相矛盾左右互搏，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这真是奇了怪了。
还有，东坡一生都大谈“超然物外”，极力表示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可是他在行动上又极度留恋红尘，执著追求功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不是也很自相矛盾的吗？窃以为：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发展变化的。每个人都是寻找、引用对自己有力的佐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做天经地义，没什么好奇怪的。
东坡《和陶贫士七首其二》表露了他的心态。
“夷齐耻周粟，高歌诵虞轩。产禄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古来避世士，死灰或余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
东坡说：就是伯夷、书齐这样的古代高士他们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他们高歌赞扬虞舜、轩辕，也没有脱离俗世超然物外；吕产、吕禄算什么东西，只凭着“卑辞厚礼”竟然把商山四皓罗致来了；陶渊明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但也曾没办法之际而奔走仕途。自古以来的高士都未能忘情世事，都有矛盾的一面，何况我苏东坡呢？
自人类进化完成后，有哪里记载着某位先贤、大哲终其一生言行一致？在我们生活周边，你就是找到地老天荒，你也甭指着能找到这样的人。那么，去史海典籍中找吧，摸打滚爬几个来回，找的海枯石烂也不见一人踪影。就说圣人孔子，一方面教育弟子“孝乎惟孝”。以孝为先，可以影响政治，这也就是从政，为什么做官才是从政呢？他还支持曾皙回归自然的志向。“莫春者……风乎舞雩，咏而归”，鼓励弟子与世无争；一方面又赞同子夏所言“学而优则仕”。孔子说：“冉雍，可以做一个地方的长官。”说到他自己，则说道：“假如有人聘我去管理国家，一年可以治理就绪，三年就有成就。”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处讲他的仁政治国理念理想。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但就东坡来说，他的这类狂傲厥词，对他的人生也没产生多大好处，没给他带来多大裨益。相反，他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远远大于大于他的沾沾自喜孤芳自赏。东坡一生坎坷，不断遭到谤讪和贬斥，最后中了南方瘴疠毒气，死于北返路上，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这一类“恃才自傲”的言论，得罪人太多太深，为自己树敌太多的缘故。
宋人蔡絛所著《铁围山丛谈》卷三中的有一段话透露出其中秘密：“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徧也，独於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这段话的译文是：“宋哲宗元祐年间，东坡被选入翰林院，他以自己才高博学而轻慢戏弄诸位公卿，几乎给每个大臣东坡都给人家起了绰号。唯独在宰相司马光面前不敢造次，有所收敛。一天，东坡与司马光一起商讨免役差役的利害，双方产生分歧。东坡回到家里，刚脱下朝服，就连续大声呼叫司马光为：‘司马牛，司马牛。倔强不讲理的司马牛。’”
东坡还曾经笑骂墨守陈规的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从此二人结怨，以后演变成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党争，使东坡二度遭受打击。
《周易·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这就说：一个人的言行能够主宰他自己的荣辱。孔子说：“刚强、果敢、朴素、慎言，有了这四种品德就接近于仁了。”孔子还说：“君子说话要迟缓，行动要敏捷。”君子有改天换地的抱负与责任，言行怎能不谨慎呢？
《曲洧旧闻》记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宋仁宗赵祯）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东坡的性格是不会隐忍一些他看不惯的事情的，东坡曾经说，“我说话，就如饭食中发现了苍蝇，吐出来那样。”晁美叔每次见到东坡，都听到东坡这样说。东坡还说：我被仁宗皇帝提拔在贤科，将那些有才华的人看做成为知己。我的责任就是要为天下负责，剔除诟病，我要是不来说这番话，谁又能说呢？我所耽虑的，不过是惟恐朝廷杀了我。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也说：“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如果东坡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虽然不能说确保他不受排挤打压，但也是可以使他免去许多祸端的。可是，对东坡来说，让他少说话，那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不要了他的命吗？东坡一生一直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才是东坡本色。
这样看来，东坡身边的上下级他都得罪遍了。如果在官场搞个民意测评，东坡大概只能得到一票，还得是他自己投给自己的。
这样说来，自身狂傲，刚愎，因而一生不断遭人诋毁污垢报复陷害，才是东坡客死他乡的主要因素。这对东坡来说是一个悲剧，对历史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对文学来说，却是大幸。
苏东坡最崇拜的古代诗人是谁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苏东坡最崇拜的古代诗人是谁呢？东坡这个名字是他效仿白居易而起的，那么，白居易就是苏东坡的偶像吗？看东坡先生生平和他留下的大量作品，这白乐天还真不是东坡的偶像，东坡只是效仿白乐天的一些行为举止而已。有人说是范仲淹，东坡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欧阳修、韩琦、富弼）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很”，无何否认，这证明东坡也是崇拜范仲淹的。但从东坡一生的足迹来说，在某个阶段他崇拜过白居易也崇拜过范仲淹，但看他的一生他崇拜的人还真不是这两位大师。东坡先生崇拜一生的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入刘宋后改名潜。曾做过几年县令小官，后辞官回家隐居，创作了《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大量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
曾取了一个和陶渊明有关的名字
东坡一生，最为推崇、反复称道的人是陶渊明。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的诗作还在陶渊明之下。在取东坡居士这个号之前，他曾给自己取了一个与陶渊明有关系的号“鏖糟陂里陶靖节”，“陶靖节”就是陶渊明。这个名号由于生僻拗口又太长所以没有叫起来。他在《与王定国书》里说了这件事，“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东坡在《江城子》一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说陶渊明是他的前生。他还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渊明形神似我”。他对陶渊明不仅是出于诗风的倾慕，也有着人格上的真心膜拜。
把自己看成是陶渊明的学生
提起陶渊明，东坡总是把自己置于学生的位置，“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陶渊明写诗十分随意丝毫不做作不拘泥，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在平淡中见功夫。苏东坡钦佩陶渊明，是因为东坡深知想要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多少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都曾经写了多少名山大川的诗歌，但只是接近了陶诗的表象，并没能达到陶渊明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只有陶渊明才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东坡《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东坡听说江州东林寺藏有陶渊明的诗集，准备叫人去求得。李江洲雪中送炭派人送给东坡一本，字体合适，纸张厚实，都是东坡喜欢的。每当东坡感到身体不适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取过这本诗集来读，每次仅仅看一篇，唯恐全部看过之后，再没有宽慰自己的了。从这段话中可见东坡笃好渊明诗歌之深，仰慕之诚，崇拜之高。
倾慕陶渊明的真性情
东坡晚年非常推崇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淡雅飘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羡慕欣赏陶渊明无可比拟的性情真率，感情真挚。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说：“看人家陶渊明想当官时，不以当官为污点；想要归隐时，不以归隐为高傲。古今人们赞赏陶渊明，都是看中他的性情率真。”
陶渊明在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东坡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而东坡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
和遍陶诗作渊明
东坡喜爱陶渊明之诗，南迁之后，他把《归去来兮辞》隐括为《哨遍》反复吟诵，又对渊明留给后世首的一百多首诗歌，不满足于仅仅欣赏，而将其中的一百零九首都唱和了。我们可以在东坡的诗文中看到：
《题渊明诗一作怀古田舍诗》，“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题渊明咏二疏诗》，“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而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或者颠倒见耳。”
《书渊明归去来序》，“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里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澈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书渊明酧刘柴桑诗》，“自夏历秋，毒热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极，意谓不复有清凉时，今日忽凄风微雨，遂御夹衣，顾念兹岁，屈指可尽，澎泽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此言真可为惕然也。”
《书渊明乞食诗后》，“渊照得乞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日卜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
《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苏辙证明东坡对渊明的仰慕之情
苏东坡谪居海南时，曾经寄书给苏辙说：“自古以来，已经有诗人写过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人追和古人的诗。追和古人的诗，便从我东坡开始。”
这段话见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原文：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独犹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东斋引。
译文：
东坡先生被贬谪到海南，他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和幼子苏过挑着东西过海。在海南，他住的是茅屋，每天吃的是苦菜和芋头，没有那种住室堂皇、食物精美的想法。子瞻平日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只是把把图书历史当作花园来游览，把文章当作音乐来欣赏，到了这时也全都停下来了，只是喜欢写诗。他写的诗精深奥妙，丝毫看不到老年人那种衰弱疲惫的精神状态。
这时，苏辙也被贬谪到海康，子瞻来信对苏辙说道：“自古以来，已经有诗人写过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人追和古人的诗。追和古人的诗，便从我东坡开始。在诗人中没有谁是我非常喜爱的，我唯独喜爱陶渊明的诗。陶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看上去朴质而实际上华丽得很，看起来简陋实际上很丰满。即使是曹植、刘祯、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众位诗人，都赶不上他。我前后和渊明的诗共一百零九首，至于那些得意之作，自认为在渊明面前并不觉得很惭愧。现在我要把它们编成集子并且抄录下来，为的是把它们送给后世的君子，让他们明白我的志趣。你为我把这些记下来。但是我对于渊明，哪里只是喜爱他的诗呢？如对于他的为人，我是很有感触的。渊明临死前写信给陶俨等人说：‘我年轻时生活穷苦，常常因为家里贫穷东奔西跑。我性子刚烈才智笨拙，和世人多有抵触，自认为一定为让世俗痛恨，自己再由着性子干下去，一定会给你们留下祸患。于是尽力辞去世事，使你们很小就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渊明这些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我现在真的有了他这种毛病，由于自己没有早早知道这种毛病，做了半辈子官，触犯了不少人，招来了世间的灾祸。这就是我十分佩服渊明，想在晚年学得他一点长处的原因。”
唉！陶渊明不肯为了五斗米而穿戴官服去拜见乡里小人；子瞻做了三十多年的官，被狱吏羞辱，最后还是不能改悔，以致陷入大难之中，才想起在晚年隐居效仿陶渊明，哪里有人肯相信呢？虽然是这样，子瞻做官，出入朝廷、官职或升或降的原因还是可以考究出来的。后世君子一定有类似的，一定会从中总结出一些立身出世的教训来。
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私下里与老彭（商朝的贤大夫）相比。”孟子说“曾子、子思的思想相同。”我的小小成就，不足以议论读书人。
苏辙年少没有拜师，子瞻成年以后学成出师，先父便要我向他学习。子瞻曾经称赞苏辙的诗具有古人之风，我自己认为比不上古人。然而子瞻自从被贬谪到黄州住在东坡之后，他的学问与日俱增，如同般充沛的河水奔流而来。他的诗超过杜子美、李太白他们的，于是就和陶渊明相比。苏辙虽然随着他奋力跟随，总是落在他的后面。对于他追和陶渊明的诗，苏辙也跟着和有一二首。写于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东斋。
历代文人对陶渊明的赞赏
在历史上，绝不是仅苏东坡一人对陶渊明的人格中“真性情”予以赞美，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赞誉。但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到了梁朝时，昭明太子萧统才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隋唐时期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初唐田园诗人王绩就像陶渊明一样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就十分崇拜陶渊明，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李白也有诗文表达了他的崇敬，《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谁又有能说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勇气没有受到渊明影响呢？安史之乱之后，杜甫过着流浪流离的生活，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把陶渊明视为知己。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他前去拜访了陶渊明的故居，在《访陶公旧宅》这首诗中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赞扬了陶渊明高尚的人格，结尾发出“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的感慨。
嗜酒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性，这里肯定有陶渊明的影响。白居易效仿陶渊明的诗体创作了一些作品，他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有诗句：“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陶渊明的历史地位到了北宋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情况大有改观。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到了苏轼那里则是毫不掩饰表达了他对陶渊明的敬仰，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他们几乎是“组团”极力推崇陶渊明，加上他们在北宋文坛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居高声自远”，三大家的褒扬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的苏东坡更是起到奠定乾坤的作用。
东坡“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苏轼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陶渊明很轻松地就做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大隐于野。东坡钦佩陶渊明，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东坡是陶渊明真正的千古知音，但东坡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一个陶渊明那样的真正隐士。他一直想着乘九万里之风施展抱负，他为普渡众生而无怨无悔饱受苦难，“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直到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努力。这又证明，东坡的人格内涵因而比陶渊明更为丰富。这也绝不是陶渊明所能取代的。
苏东坡都使用过哪些名字
时下，人们的网名尽可随心所欲竭尽能事的起，你愿意起多少就起多少，就是千百万个也没人理你；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就是再难听在多么有创意，也不犯法。
古代中国文人的“号”和当今的网名一样也是随便自起的，只要自己喜欢，尽管自称就是了，多起几个也不妨。因而大多古时文人都有诸多个“号”，大凡大家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名号。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光耀史册的苏轼苏东坡也不列外，也曾使用了不少名字。
苏轼这个名字的含义
苏轼是东坡的名。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东坡的老爹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在一辆车上各有用途，缺一不可。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好像是可有可无。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也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也就是说，轼的职责是内在的、隐含的。他嘱咐儿子说：轼啊！我担心的是你过分显露而不会掩饰自己。
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所以说，辙是善于在祸福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他又嘱咐小儿子说：我知道你虽然没有福分却可以免除灾祸的，
也就放心了。”
看来真是冥冥之中各有天命，苏轼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从不知掩饰自己的观点，“一肚皮不合时宜”，因而落得一生坎坷，乌台诗案中几乎丢了“老头皮”。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身处在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苏轼苏辙一生的遭遇都暗合了他们老爹一丝担忧。真是“知子莫若父母也”。
东坡的第一个字叫“和仲”
“和仲”是苏轼使用的第一个名字。这是因为，苏轼出生时有个哥哥景先，但早亡。
古人兄弟排行时以伯、仲、叔、季为序来表示。苏轼的别字叫“和仲”，胞弟苏辙别字“同叔”。“仲”列第二表示是老二，孔子字仲尼，在家排行就是老二，因此这位圣人也被称作孔老二。“叔”是老三。“季”为第四。
又字“子瞻”
苏轼又字“子瞻”、“子平”。苏辙另字“子由”。
这两兄弟对老爸给包办的字“和仲”、“同叔”，名字不甚满意，感觉“太土”。所以又起了这个比较文雅的名字。
曾取了一个和陶渊明有关的号
苏轼在被贬谪到湖州时，曾给自己取了一个与陶渊明有关系的号“鏖糟陂里陶靖节”，“陶靖节”就是陶渊明。他在《与王定国书》里说了这件事，“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鏖糟”是湖州人的方言，意思是日子过的糟透了、窝心；“陂里”则是乡巴老的意思。苏轼给自己取“鏖糟陂里陶靖节”这个长名号时，主要是充满了自嘲之意。由于“鏖糟陂里陶靖节”不符合湖州语言环境，加之这个名号生僻拗口又太长所以没有叫起来。
光耀千秋的苏东坡
苏东坡这个字号是后来他被贬黄州时自取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十四岁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作诗以讥讽王安石的新法，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没有居所也没了收入来源，好友马正卿为他申请到黄州城东门外荒废的营房废地，“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苏轼带领家人开垦这数十亩荒地来解决生计问题。苏轼给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
苏轼之所以起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是他回望自己的宦海生涯，认为自己的一生与白居易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尤其认为自己谪居黄州的这一段经历缘由“与乐天大略相似”，对苏轼来说正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因此，出于自己对白居易的敬仰爱戴，爱屋及乌，将白居易享“闲适之乐”之处的“东坡”，取“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号，这是他效仿白居易的直接表露。
笔者的这种说法，多种典籍中都有佐证。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云：“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里说苏轼在东坡盖房子，因此取了这个名字。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里说：“苏轼号东坡，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这里说，苏东坡是因为仰慕他的偶像白居易而取了这个名字。
其他的名号
据有关资料查证，苏轼的雅号还有许多。
皇室给他的封号与谥号有：宋高宗赵构追复东坡为“端明殿学士”，又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孝宗皇帝追谥苏东坡为“文忠公”，乾道九年，又赐太师官阶。
与他官衔、职所有关的有：苏学士、苏内翰、苏端明、狂副史、苏使君、西湖长、苏徐州、苏眉州等。
与居所有关的号有：雪浪翁、东坡居士、毗陵先生、老泉山人。
别人起的外号有：长帽翁、秃鬓翁、白发兄、鬓苏、笠履翁。
文坛尊称他为：苏子、苏仙、坡仙、坡老、苏公、坡公、大坡、大苏。
与学位有关的称：苏贤良。
与地望有关的称：眉山公、峨眉先生。
佛家尊称他为：妙喜老人。
道家尊称他为：铁冠道人。
还有苏使君、苏贤良、苏长公、苏二、老农夫、等等诸多雅号。
东坡先生自己使用加上别人尊称的雅号达三十多个。这个数量，在古代文人所用的名字中，又一不小心又占了个第一。
尽管东坡有过这么多的名号，但大多名号都只算他的“散号”，用一次或几次就抛弃了。他的“正号”只有一个，即为他在黄州自号的“东坡居士”，后人也因此多简称他“苏东坡”，这也是苏轼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雅号，因此世人常称其号而少用名。
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光耀史册有一个名字就已经足够了。
苏东坡的天纵之才是怎样炼成的
东坡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东坡诗现存2700首，词300余阙，书信1700封，各类文章数千篇，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东坡之前鲜于有能与之比肩的人物；东坡之后几无来者。在我们看来，苏东坡绝对是天纵之才，按王安石的话说，“天下不知要几百年，方能出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物！”
翻看人类文明史，历朝历代都不乏天赋异禀之人，也从不缺少勤学苦练者。但既有天赋，又勤奋刻苦如东坡者，真可谓凤毛麟角。这就说，东坡的才华有与生俱来的一面；也有其勤奋刻苦而得来的一面。
东坡的散文文风浑厚自然，有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也如大海一样汪洋广博。后世仰视坡翁创造的文化精神世界将其喻作“苏海”。
人们都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一的天赋。荀子有句名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东坡的天才禀赋也是建立在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上，以及一生不断学习和不断重复的温故知新。苏东坡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曾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东坡在评定自己的文章时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东坡还曾经说到：“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宋史·东坡先生传》说：“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嬉笑怒骂在苏东坡那里皆可作成文章而咏诵，这是何等的本事。
苏东坡体现出一种深沉博大散发着光芒，雄视百代，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苏东坡也是一位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奇才。他的这个本领就是他的敌手也情不自禁流露出佩服。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针对的就是整治苏东坡。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掸等人搜集罗列东坡诗词文集，引章摘句，弹劾其“讥讽新法、包藏祸心、谤讪朝廷”欲致他于死地。在“乌台诗案”审讯东坡期间，一天早朝，群臣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李定忽然对群臣说：“苏轼确实是个奇才。”众人不知他的用意何在，都不敢搭腔。李定环视众人，过了一会儿又说：“即使是二十年前所作的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这还不是奇才么？”从这两句话中，一是看到了李定小人得志后那份洋洋自得自以为是的一副嘴脸；另一方面也直接反映出苏轼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其博闻强记，到了令他的敌手都会折服的地步。
东坡晚年，还曾经默写平生所作的八篇赋，竟然能够一字不差。
苏轼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不禁使人好奇，究竟是从何而来？难道是天生的？宋人陈鹄撰写的《耆旧续闻》里有一则笔记，告诉我们一些情况：
原文：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达姓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抄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译文：
司农朱载上曾经分教于黄冈县。当时苏东坡被贬谪居住在黄州，不认识朱司农。有位客人吟诵朱司农的诗说：“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苏东坡惊愕地说：“什么人作的诗？”客人回答是朱司农所作，苏东坡再三称赞，认为很有幽雅的情趣。有一天，朱司农去拜见苏东坡，他们于是成为知己。从此，朱司农经常登门拜访。偶然有一天来拜见，负责接待的人已通报了姓名，但是苏东坡好长时间不出来。他想留下来，则等候得很疲倦了，想离开，又已经通报过姓名。像这样过了很长时间，苏东坡才出来，表达抱歉久等的意思。并且说：“刚才作一些每日所要做的功课，没能及时来接待你。”两人安坐定落，别的话说完后，朱司农请教说：“刚才来时，先生所说‘日课’是指什么？”苏东坡对答道：“抄《汉书》。”朱司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身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苏东坡说：“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就只要抄一个字了。”朱司农离开座位，又请教说：“不知道先生肯不肯把所抄的书给我看看。”苏东坡就命令老兵在书桌上取来一册书。朱司农看了后，一点也不了解其中的意思。苏东坡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一个字。”朱司农按照他说的做了，苏东坡应声就背诵几百个字，没有一字差缺。共挑选了几次，都是这样。朱司农心悦诚服赞叹了好长时间，说：“先生真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才啊！”以后朱司农把这个话告诉儿子新仲说：“苏东坡尚且如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能不勤奋读书吗？”朱新仲经常用这个话教育自己的儿子朱辂。
关于苏轼手抄《汉书》这件事，另有文字记载。《高斋漫录》：三苏自蜀来，张安道（张方平）、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自是名誉大振。明允（苏洵）一日见安道，安道问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轼近日方再看《汉书》。”安道曰：“文字尚看两遍乎（张方平的天资很高，凡书皆一阅不再读）？”明允归，以语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苏轼头出山之前，他的父亲去拜见张方平，他问苏洵：你两个儿子现在看什么书？苏洵说：苏轼正重读《汉书》。张方平不以为然地道：“看书就是要过目不忘，任何书看一遍就可以了，哪用得着看两遍？”苏洵心情沮丧的回到家，把这话对苏轼说了。不料苏轼根本不买账，极为自信的顶了一句：“这位老先生大概不知道人间还有看三遍《汉书》的。”苏轼已经手抄《汉书》三遍了，所以有此自负之言。
苏轼用功读书的轶闻，还有一则，《道山清话》：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寝。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苏过）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东坡经常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东坡的侄婿王庠向他请教读书之法，他在回信中说：“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章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敬仰天才，更欣赏赞誉那些走在路上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者。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
父子三人同写一部书
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在浩瀚的文学史上，父子、父女作家屡有出现。诸如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在文学史上交相辉映各领风骚；蔡邕、蔡文姬父女，父亲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女儿博学多才；班彪、班固、班昭，父子父女三人合力完成了功在千秋的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人们称赞这部鸿篇巨制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到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时，他们联袂又为世人奉献出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苏氏易传》。
《苏氏易传》共九卷，又称《苏氏易解》、《东坡易传》、《毗陵易传》。《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中记有：“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这段话说明该书是苏洵首先创作，后遗命二子继续完成。因而这部书是父子三人合力为之合作而成，但也肯定了苏东坡的主要功绩，东坡为这部书付出的精力最多，他是这部书的总撰。
苏洵于嘉皊六年（1061）在《上韩丞相书》中交代了自己写《易传》的始末。“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说：“（苏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名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作《易传》未成而卒。”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也对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进行了交代，“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
《易经》是产生于殷周时著名的占筮书，有很大的神秘色彩又有一定哲理。它诞世后，历代都有不少人研究它，后人对《易经》作了许多解释，编写了诸多“易传”。孔子所作《易传》是历代儒家学者的世界观的主要依据之一。汉人解《易》，偏重象数；晋人解《易》，偏重义理。到宋代解释《易经》，则成为成为风气，许多文人都有解《易》之作。如陈搏的《先天图》、《无极图》，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司马光的《易说》等等。苏东坡因“自恨不知数学”，所以他撰《苏氏易传》偏重于义理分析。
东坡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对《易经》进行研究，浸淫其中几十年。他写《周易》的主要时间是在两次贬官期间，在黄州时已基本完成草稿，后在岭南惠州、儋州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回想自己的创作过程，苏东坡在《夜梦》诗中之感慨：“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意思是说孔子在《易经》上花费了许多时间，连串联竹简（当时用竹片写书）的牛筋都被翻阅断了。而自已花的功夫比孔子还多，只好用更坚韧的犀牛皮来串联竹简了。这首诗表明东坡写书很勤奋也很辛苦，耗费了东坡一生很多精力。
《苏氏易传》脱稿后，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见过苏东坡的手写书，都极为赞赏。他逝世后，传阅和抄写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不少书商也开始刻印。但因宋徽宗严禁苏东坡的诗文流行于世，人们便根据他逝世的常州之雅称“毗陵”，将书改名为《毗陵易传》。因此《苏氏易传》也叫《毗陵易传》，也由此纪念为这部书做出大贡献的东坡。
《苏氏易传》同其它“易传”所解释的《易经》不同的地方有几点：干卦的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对此解释道：“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苟且之意），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他认为天之健并不是靠“刚”，而是靠“不息”，才能“日长”。“巽”代表风，是八卦之一。苏东坡认为风总是在“不息”的运动，所以“巽而止蛊”。对《易经》六十四卦中的“蛊者事也”之说，苏东坡则认为：“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一种毒虫）·之所以为事也。”意思是说毒虫本身不是多大的事，也不会有多大祸害；但因天下为无事而生事，所以毒虫就为大事了。
苏东坡还说，“阴阳相蕴（蓄）而生物，乾坤者，生生之祖也。”他认为：“刚柔相推而变化生。”意思是阴柔阳刚对立的变化才能促进生。同时他还强调“刚柔变化本出于一”，即有进则有退，有明则有晦（暗），进退与明晦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他在《毗陵易传》中说：“见其今之进也，而以为非向之退者，可乎？见其今之明也，而以为非向之晦者，可乎？圣人以进退观变化，以昼夜观刚柔，二观主无往而不一者也。”
苏东坡在《苏氏易传》中还说：“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唯无见，故告之以一物不识，又可以多物患之乎？”东坡说“告（指听别人告知的）”与“见（指亲眼所见）”的作用和效果，所以“无见”是人仅凭别人“告”知，是很难准确认识事物的。苏东坡强调凡事需亲身体验才能得到真知。他劝戒人们：不要仅仅满足间接获得的知识，而要同事物直接接触才能有真知熟见。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正是他对“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的直接体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苏氏易传》作了中肯的评价。《提要》中说：“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试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辫，足资启发。”肯定了苏东坡结合现实，从实际出发“多切人事”的观点。
“多切人事”四字，确实是《苏氏易传》的特点，东坡性格豪放不拘，以一代文豪的文笔解《易经》，所呈现出的特点自然是“文辞博辩”，“言简意明”，“足以达难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
《苏氏易传》以“借天道谈人事，屏弃玄谈，切近事理”，故将易学从高深莫测中解脱出来，成之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因而具有指导人们修身养性，学为所用的实用价值。
古人在表示矛盾的双方时，常以阴阳表示，《周易》也是这样表示。东坡在阐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也有自己的观点：“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见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东坡的矛盾观也反映了他的“多切人事”的特点。
但客观地说，东坡在《苏氏易传》上也表现出相信天命的唯心的一面。他说：“死生病福，莫非命者，虽有圣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这句话揭示出东坡对天命的信仰很虔诚笃实。但，东坡在一些具体事物问题上“多切人事”，又时常表现出唯物的一面，经常提出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见解。
东坡临终时握着他的好友钱济明手叮嘱道：“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武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吾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读这段话不能不为东坡“沥血遗言”而感动。
朱熹对《东坡易传》“不知性命之理”，而“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这些观点最不满意。朱熹以自己的天理、人性诸说为理论基点，对《东坡易传》中的人性理论进行了反驳，并替孟子的性善论进行辩护。朱熹说：“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后之，务为闪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至简。今将言之而先日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日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适所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杂学辨·苏氏易解》。
陆游却给《苏氏易传》很高地评价，“自汉以来，未见此奇特。”陆游还认为，“东坡汇百川支流，滴滴归原，而滔滔汩汩以出之，万斛不能量也！”他肯定了苏东坡吸众家之长，有了“万斛不能量”之博识。陆游说：“《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朱熹）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对朱熹尊程氏驳斥东坡的观点，陆游予以反对。
其实，东坡本是文学家，不是思想家，因而有其“理论不能严密贯澈”，“理论上有不一贯之点”的缺陷；但东坡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种种人性、观点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和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对于后世来说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苏氏易传》是三苏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既是“三苏”父子“合力为之”的结果，也是东坡“独得伏羲、文王超然之志”而成就的一代名著。无可否认，在这部传世之作中，东坡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研究东坡，《苏氏易传》不可遗漏。
“苏门六君子”中东坡最愧疚的是谁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东坡先生辞世之后，在写给他的诸多悼文中，我最欣赏的是这一篇。这篇悼词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写的，“东坡之没，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曲洧旧闻》。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北宋文学家。李廌六岁时父母就离开了人世，他发奋自学。苏轼在黄州时，他拿着自己的文章拜谒东坡。东坡在看了李廌的文章后认为“其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堪敌万人，如果再加以高节情操，举世都不能抵御了！”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也。”自此天下人知道了李廌有“万人敌”的美名。李廌拜在东坡门下，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几年后，当李廌再拿着文章去见东坡时，东坡评论其文“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感慨地说：“（李廌）张耒、秦观之流也。”
“苏门六君子”也称“苏门六学士”，他们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六人。“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主掌贡举考试，他的门生李廌在省试举子之中。李廌是苏门弟子中最有才华，文章写的很好之一，加之又有东坡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李氏一定会考中。因此，苏轼“先言任意取人”的传言开始弥漫。“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但结果却是李鹰名落孙山。北宋末年朱弁《风月堂诗话》亦载：“东坡知贡举，李廌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矣。如‘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朝士吕大防感叹说：“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李廌的落榜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对于李廌落第，身为主考官的苏轼深为自责，为此赋诗：“余与李廌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曜仙。”苏轼在诗句说自己愧对李廌，失取此奇才，当负遗才之责。他相信李廌并非池中之物，一定还有科场进身的机会。
黄庭坚为这次省考的参评官，他也次苏轼诗韵，赋诗安慰李廌，诗题为《次韵子瞻送李廌》：“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偶，博悬于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黄庭坚说李廌是未遇伯乐的千里马，这次落第是因为运气较差，考试如同赌博，胜负只是凭运气而已。
李廌认为自己满腹经纶，没能考上是命运不济，是阅卷者未能看中自己的文章，故而落第。他写诗明志：《下第留别陈至》有句云：“余生天地间，动辄多愿违。天王十二闲，玉勒黄金鞿。奈何骥与碌，不使备六蜚。盐车初未脱，伯乐第兴悲。宁甘生刍饿，不为场藿嘶。京都足风埃，士气亦随淄……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下第留别舍第弼》诗亦云：“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胸中经纶策，偃蹇未获试。”
三年后，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应试，不幸再次落第。他产生了不再博弈科名之意，“某顷元祐三年春礼部试不第，东坡送之以诗，黄鲁直诸公皆有和诗。今年秋复下第，将归耕颍川，辄次前韵上呈内翰先生及乞诸公一篇，以荣林泉，不胜幸甚。”有“数奇辜负师友责”之语。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说“廌果终身不第以死”，即据此而来。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件事，“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甚可哀也。”后人认为陆游的记载有虚构之辞。我倒是宁可相信这一观点。“李廌终身不第以死”这倒没什么，人怎样都可以渡一生；反之，如果真的是因为李廌落榜，而导致“廌有乳母年七十……自缢死矣”，这实在是令人欲哭无泪憋闷得慌。
无独有偶，赵渭《养疴漫笔》又一次将这件事渲染一番：元祐年间，东坡任贡举主考官，李方叔参加考试。将要对考场封闭的时候，东坡将一封封好的书信让人带给李方叔，当时李方叔不在屋中，这个人将书信放在桌上。恰巧这时，章子厚的两个儿子日持日援到李方叔屋子来，便拿起东坡给李方叔的信来看，是一篇文章《扬雄优于刘向论》。二章十分惊喜，将这封信拿走。等到李方叔回来后，到处也找不到这封信，知道了一定是被二章偷走了，十分惆怅又不敢说出来。等到考试时，所出题目果然是这个。二章都模仿放东坡的作文，心神紊乱的李方叔却是实在写不下去。等到放榜时，东坡想魁首一定会是李方叔，实际却是章援，第十名的文意与第一名相似，打开一看，却是章持。东坡大惊失色。前二十名里，有一个答卷十分奇特，东坡对其他的参评官说：“这个一定是李方叔。”等打开一看，却是葛敏修。而李方叔名落孙山。东坡走出考院，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大为叹息忿恨。李方叔离去时他作诗一首相送，有句“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李方叔的母亲叹息对他说：“苏学士当主考，你都没能考上功名，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呢？”李母因这件事抑郁而死。
南宋时，流传有东坡泄露考题给李廌，却被苏的政敌之子章氏兄弟偷去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几个人相信。宋朝科举之时，知贡举官在得到诏令、受令及入院锁宿等各个时间环节上，朝廷都派有人员监督。苏轼作为知举官，也不可避免的在各个时间环节上受到监督。尤其是北宋严格的锁院制度，增设权同知举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牵制，分割知贡举官的权利。加强对知贡举官的监督。因此说东坡徇私情授题给门人李廌的事情不能成立，说东坡私泄考题为的是污垢东坡的名誉。
李廌连续两年应举落第，便绝意仕途，他定居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县），长社县令李佐非常敬佩李廌的才华，他动员当地的士绅，为李廌买了一处房子。李廌定居在那里，直至去世。
其实，苏轼对于李廌的事一直放在心上，苏轼还与范祖禹商量一同向朝廷举荐李廌，但二人因故相继离开朝堂，因而没有结果。据李廌自己在《师友谈记》中的记载，苏东坡有次和他的僚属聚会，东坡举起满满一杯白酒对欧阳叔弼、陈伯修二校理和常希古少尹，说：“你们三位都把这杯酒喝干了，我才告诉你们为什么受罚。”三人饮罢，东坡说：“你们三位都担任主管，却没有举荐李方叔这样的人，即此就可以罚你们。”这三位人感到惭愧，忙着道歉。当时张文潜也在席上，却也举起大白之杯，对东坡说：“先生也应当喝这杯酒。”东坡说：“为什么呢？”文潜说：“先生从前主持贡举，也错失了李方叔，岂不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苏轼曾向有关部门多次推荐李廌，由于党争苏轼的川党失势，李廌自然受到连累，再也别想求取一顶乌纱了，终是布衣一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李廌步行到东坡逝世的常州，作文以祭之。所作《吊东坡文》言辞悲恸，文气奇壮，一时为人传诵。《曲洧旧闻》。东坡的儿子苏过居住在许昌时李廌多次和他相会交游。
北宋大观三年（1109），五十一岁的李廌身患重病去世。凄苦一生的李廌真的是一无所有，身无分文，贫穷到给自己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县令李佐哀其凄凉，带头募集银两买了口棺材，这才安葬了他。其实早在李廌读书时，就因为家境贫穷而致使三代祖先灵柩没钱安葬，只能寄放在庙里。李廌泪流满面对他的老师苏轼说：“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忠孝的意义，现在我的祖先、双亲未葬，我还学什么呢？”就告别他的老师，想去赚钱来完成安葬亲人。苏轼大为感动，对李廌予以资助，又告知朋友共同帮助他。李廌才得以把他三代祖先的灵柩安葬在华山下。
李廌虽然布衣一生贫困潦倒，但其词语俊，颇有苏轼的清新之味，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他的词代表作是《虞美人》：
玉阑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青林枕上关山路，卧想乘鸾处。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这首词描写春夏之交的雨景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思念情绪。一反寻常怀人词的凄恻，极淡远清疏之致地表情达意，作者与景刻画入微，引人入胜，为这类题材开拓了新的境界。
近代词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这首词评价很高，说“好风”一句，确有此景而又“似乎未经人道”；结尾“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一句，“尤极淡远清疏之致”。
李廌文章喜论古今治乱，辨而中理。《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师友谈记》1卷，记载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为后世研究宋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赵序有“鉴裁明当，语胜理诣，翰墨娟秀”之语称赞李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妙中理解”。
在苏门最得意的六君子当中，李廌幼失双亲，孤苦伶仃，最为凄惨；布衣一生，贫困潦倒，最为贫穷；无银葬亲，无钱葬己，最为悲情。
读李廌的人生，真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乌台诗案”害东坡的始作俑者竟是科学家沈括
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安无事的。不知怎的，有位科学家搞科研之后闲暇功夫有个嗜好，就是袖口里总藏着小纸条，收罗每位朝官的不臣之言，背后算计同事，然后向上级告密讨好，以表示自己的忠诚之举。这真是天下之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
这位科学家就是北宋的沈括。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博学多才、成就显著。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晚年以平生见闻研究，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而名垂青史。《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这就是说他这个人很喜好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沈括生于北宋天圣十年（1031），比苏轼大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治平三年（1065），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这位科学巨匠与文化大师苏轼这样就有了同事的经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皇上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激进的改革。沈括积极参预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和信任，担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还是朝廷派出考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这个沈括一心想要抱住王安石的大腿，他在到处考察后，只是报喜不报忧，汇报说全国百姓都热烈拥护朝廷新政策，国泰民安，万事大吉，一派升平。
苏轼却与王安石这位“改革总设计师”观点不一样；也和沈括这位钦差大臣“所看到”的不一样。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推行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指责王安石“怀诈其术，以欺其君”，还说如此这样推行新政将会导致亡国。“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是一位勇于直谏、嫉恶如仇很敢说话的人，苏轼所见到的和沈括所言完全相反。苏轼和王安石领导的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阵。
因苏轼一再和王安石“作对”，苏轼无法在朝廷上立脚，他要求外放被下放到了杭州担任通判。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向神宗辞行，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喻对苏轼“格外关照”。
沈括到了杭州，查访农田水利以及新法实施的情况后，虽然他和苏轼政治观点不同，但不妨碍“与轼论旧”，毕竟他们曾经是老同事老朋友。沈括和苏轼一见面，嘘寒一番，回忆“昔日同在馆阁之事”。临行时他向苏轼索要他最近的诗文，苏轼不做多想，把当时写的许多诗词，包括后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都手书一份给了沈括。沈括一回京城，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的“注释”后分给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沈括说苏轼的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词皆讪怼”，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沈括此举，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料到，王安石对他的邀功之举根本不予理睬。王安石经过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
有人说，致使苏轼陷入文字狱“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不错，王安石是看不上老和他作对的苏轼，但王安石还没有卑鄙无耻到使出蓄意栽赃无中生有这种小人伎俩。“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也正是沈括从苏轼的诗文中嗅出他的“反动语调”；也正是沈括出卖苏轼邀功请赏的举动，才为苏轼日后陷入“乌台诗案”险些丢了老命引燃了导火索，换句话说，沈括就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元丰二年（1079年），李定、舒掸、何正臣、李宜四个变法集团的主要官员，他们借鉴拾起沈括曾经的做法：从苏轼诗文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弹劾苏轼，导致苏轼入狱，他们欲陷苏轼于死地，因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这起案件中理想、身心遭受严重打击，还险些丢了老头皮。虽然，苏轼入狱沈括不是主谋，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沈括，“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掸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王安石罢相后，被他喻为“小人”的沈括没有辜负王安石给他的评价，风向立马变了。他和王安石划清界限，给王安石一击，摇头一变立马诋毁新法。沈括向新宰相吴充上书，历数了王安石变法的很多弊端。吴充也是很看不起沈括为人的，他转身就把沈括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神宗皇帝，神宗一看，沈括这人两面三刀，朝秦暮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做人哪能这样啊？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去了。元佑年间，苏轼在杭州当差，沈括居然跟没有发生以前的事一样，还经常跑到苏轼那里去叙旧，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礼数周全，苏轼早已看不起他了。脸皮厚也是小人生存不可或缺的法宝。
南宋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这一丑事。“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即签谶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掸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佑间，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人。”
沈括与苏轼曾是朋友不是政敌。那么，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这是人们十分想要知道的。余秋雨大师在《东坡突围》中说，“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
沈括出卖苏轼或许有余秋雨大师所说嫉妒的成分在里边。但我想，沈括绝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短处去和人家的长处相比较的。我却认为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那方强势他就倒向那方。苏轼和王安石对立，沈括看到王安石势力大，他便将赌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因而主动陷害苏轼以取媚王安石。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当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后，他又投向保守党，检举指责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弊端。这是沈括的道德人品、操守修养缺失所决定的。
沈括在朝廷上掺乎的事还不少。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侵扰不断，严重影响了北宋王朝的安定。沈括是坚决主战的，熙宁七年（1074）他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期间，他参与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对兵器制造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还编了《边州阵法》、《修城法式条约》，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在军事科学上。
熙宁八年（1075），辽国派使者向宋朝廷索要河东黄嵬这一片土地，宋神宗派沈括出使辽国。出使前，沈括遍查两国间的地界书，义正言辞地驳斥辽方的争地要求。沈括到辽国后，双方进行了六次谈判，沈括都坚持不做丝毫退让，契丹知道了沈括的意志不可动摇，只好提出索要天池的要求。此件事记载见《宋史·沈括传》。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宋军在永乐城之战中被西夏所败，沈括在战役中负有救援不力的责任，被贬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形同流放。从此，沈括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
宋哲宗元二年（1087），沈括完成《天下州县图》，这本书他编修了十二年。被哲宗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次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梦溪园。沈括晚年在梦溪园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此外还有一本《忘怀录》。《梦溪笔谈》的问世，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典籍之作，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奠定了沈括科学家的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被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一笔永远无法抹去污点；否认沈括的人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东坡与竹的一世情缘
从古到今中国文人最普遍喜爱的植物非竹莫属了。除此君，无有可替代者。
君不见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咏竹、爱竹、嗜竹者不乏之人。竹子虽已不再作为书写文字的工具，传承文化的载体；但竹子并没有因此而作别文化，远离文化人的生活。而其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被历史赋予一种荣耀，一种光芒，这是因为它和文人拉扯上了关系，就不再寂寞了，就大出风头了。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中国文人，古语早就有“君子比德于竹”之说，舍此君其谁呢？竹本身四季常青，坚贞不屈，格高韵胜，虛心而直，不畏霜雪的特点恰恰契合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清高一面，暗合这类群体的道德意识，由此成了文人雅士精神人格的化身。
竹与梅、松被誉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四君子”。而只有竹因其具有崇高品质的象征，才被赋予崇高至上的无可比拟地位。它被喻为全德君子，常作为君子高洁、挺拔、风雅人格的写照。文人雅士不论在失意之际还是得志之时，都喜好以竹自喻，以竹明志，以竹修心，以竹怡情，以竹养性。因此说，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像竹子一样成为一种民族性的象征，对人类文明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诗经》中有“绿竹青青”、“绿竹猗猗”、“绿竹如箦”之句。后世吟诵竹者犹如吟月、吟酒，皆如星辰浩瀚，不可胜数。“竹下品茶则绿色盈盏，竹下饮酒则翠绿满怀”，这是人人向往的惬意之所。屈原在《离骚》中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魏晋时代有“竹木七贤”纵情逍遥于竹林中；唐代有“竹溪六逸”纵酒酣歌于竹海之处。这些千古留名的那个不是爱竹喜竹之士。
晋代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此地有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晋书·王徽之传》记，“王尝居空屋中，便令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大气磅礴的李白，“萧萧见白日，汹汹开奔流”。杜甫爱竹不仅表现在“平生歇息地，必种数竿竹”的生活中，而且还体现在精神追求上。白居易爱竹，既用之娱乐精神也不忘满足口腹。在《养竹记》中，他总结出竹的节操，“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他把自己的栖身所在设计建造成“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的环竹宅地。王维更沉溺竹之禅境，《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柳宗元的《竹》里有云“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南宋陆游作有《东湖新竹》，“插棘编箩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沦漪。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叶离离。官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明代徐渭在《风竹》讲，“竹劲由来缺祥同，画家虽巧也难工。”以画竹咏竹闻名于世的清代郑板桥更是满怀虔诚，“山竹为君，石呼为丈。赐以佳名，千秋无让。”
到了苏东坡这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东坡来了个全方位的：爱竹、咏竹、赞竹、画竹、食竹。这位创新大师与竹有着道不尽的一世情缘，因而开创了新的天地。
熙宁六年（1073）春，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曾下塌在“绿筠轩”中。他在“绿筠轩”临窗远眺，只见满目皆是苍翠欲滴的茂林修竹，景色宜人。东坡畅怀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名篇。
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於潜僧·绿筠轩》
竹与肉都是东坡的挚爱。可是，如果竹与肉二者不可得兼之时，又该何取何舍呢？东坡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因为“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了，多吃点好的可以补回来；人俗了，坏印象留在社会则无法挽回。但是对着竹而大嚼猪肉，这未免有些太煞风景了吧？扬州太守岂可骑鹤化仙？这首妙趣横生调侃戏谑的《於潜僧·绿筠轩》可以说是传颂千古、妇孺皆知。其实对东坡而言，最好当然是左手竹右手肉，两者都在手，这是多美的事。对他人来说也是何其幸事。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黄州，他在这里挥就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让人馋涎欲滴的名句。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初到黄州》。
东坡吃竹笋也吃出了“雅”，吃出了千古名句。除了“好竹连山觉笋香”的佳句，东坡还喜欢吃苦笋，好友黄鲁直还因此开他的玩笑，“公如端为苦笋相，明日春衫诚可脱”。说他为了吃苦笋，连官都可以不做。
东坡还有“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的妙语传世。这几句朴素經典通俗易懂的妙语让人感到：东坡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毫无虚假做作。就像你所熟知、真实、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不因為竹之雅，就故作风雅断然排除吃肉。东坡所表现出的才是真正的人间的烟火，才是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人生。这也是东坡为天下人雅俗共赏，共同爱戴的原因之一。
东坡还在《墨君堂记》赞竹云：“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这篇短文虽说是东坡写给与可的，同时也是赞竹，东坡眼中竹之品德，之气节，之高洁的高度概括。文中的最后几句，用在东坡身上不也很恰当么？又怎能不可以说成这是东坡的自我心声的吐露呢？
东坡他在《跋与可纤竹》中赞竹“其屈而不挠者，盖如此云。”这自然也是潇洒似竹，刚毅似竹，气节似竹东坡的自我写照。
东坡不光写竹，食竹，还要画竹。他曾向文同请教画竹技法，东坡记录了文同教他画竹的一番话：“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这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出处。“成竹在胸”就是胸中首先要有竹的形，这才有画竹的根本；东坡提倡神似，画以传神为贵，看重墨竹所传达出的作者的精神世界。但要让所作之画有“气韵”，最重要的是胸中一定要有君子之心，这样才能使墨竹升华为墨君。
东坡对文同由衷赞赏：“与可作画，能够博采众家之长。真正做到了诗在他的心中口上，竹在他的手上。”他自信对与可知之甚深，所谓“世上的人都知道与可的画珍贵，而最会欣赏他的画的人是我。”同样，与可也将东坡引为毕生知己，他曾经说过：“这世上没有了解我的，只有子瞻看过之后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之处。”每完成一幅新作，便叮嘱仆人：“不要让他人在上面书写题跋，要等到苏子瞻来，叫他在画面一侧上作诗。”东坡便挽挽衣袖，欣然落墨，这也是东坡平生的一大快事。
东坡《书晃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云：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东坡这首诗描述了文与可竹画时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文与可在画竹的过程中，忘记了周围环境，也忘记了自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胸中生成的创作意象上，在精神上与“胸中之竹”合为一体，即所谓“身与竹化”。这是精神的集中，实际也是一种精神超越。
东坡画竹所关注的不是临摹自然界中竹的表象，而是借画竹抒发其胸中那丛生机勃勃的意念之竹。东坡这番理解和展示出的技法深得文同的赞赏。与可死后，东坡曾见竹废卷因怀念故人而失声痛哭。
东坡画竹，他痴迷墨竹的画法。墨竹之爱，是东坡爱竹的升华。将自己所钟爱之竹形诸纸上，他创作时全神贯注，凝神屏息，心血凝聚。东坡的墨竹并不以形见长，展现更多的是因一种东坡内在的不俗之气。东坡曾说：“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对于此，黄庭坚做过切中肯綮的评论，他说：“东坡画竹多成林棘，是其所短，无一点俗气，是其所长。”从东坡对墨竹的探讨，则更可见东坡的艺术追求。东坡有《竹石图》留于后世。
东坡作画追求的是神韵、气象，强调的是独创；不在乎的是形似。他画竹喜用水墨泼成，不施彩色，而气势变化，颇类醉书狂草。“大抵写意，不求形似”。他画的墨竹有一根通天的，看见的人问他：“你画的竹子为什么不分节？”东坡回答：“竹子也不是逐节生长的。”这不算什么，这位“另类”的东坡还创造出更加另类的竹子，他还曾以朱笔画竹。他人问：“天下哪有红竹？”他就反问：“世间何来墨竹？”东坡作画不是在临描自然，直白万物，而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东坡的重抒发、轻形似画作，他所追求的是物我交融、物我合一，他要做的是借物抒怀。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丫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芒。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东坡这首英气自然的题壁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二》（《苏诗补注》卷二十三），就体现了他“不按规矩出牌”的理念和他那纵横不羁的天性。
刘禹锡曾说“高人必爱竹”。东坡就是爱竹的高人最好的证明。他认为竹为人间奉献的太多，又不求回报。因此，他为竹“打抱不平”。他在《记岭南行》中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这段话是说：岭南人，面对竹子应感到惭愧不安。他们吃的是竹笋，盖房子用的是竹瓦，载着他们的是竹筏，烧火做饭用的是竹燃料，穿的是竹皮，书写用的是竹纸，穿的是竹鞋，真可以说是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位君子呀！
东坡先生爱竹一生，竹俨然是东坡生活里不可缺失的伙伴，最割舍不下的朋友。在东坡的生活中，随处有竹，“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官舍有丛竹，结根问因厅。”“予谪黄洲，寓居定惠院，饶舍皆茂林修竹”。但东坡对竹的爱对竹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心的变化必然也导致对外物认识变化，也如四季交替。他对竹的认识变化表现在他一生各个阶段。纵观东坡描写竹的诗文变化，也表露出东坡人生观的嬗变轨迹。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血气方刚青年时，这是东坡的理想田园家宅。
“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净无尘，几砚寒生雾。”历经坎坷的不惑中年则有了一丝无奈。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宦海浮沉的老年，东坡知天命了吗？是旅者，在路上，只能前行。
“杖竹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暮色苍茫的晚年拄着竹拐杖，“累尽无可言，风来竹自啸”，“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要的就是这样潇洒这样淡定的人生。
这就是东坡与竹的渊源，东坡好竹，竹不仅融于了东坡的现实人生，更融入东坡的艺术人生。东坡似竹，他的伟大的人格和他在文学、美术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文化长河中的一抹亮色。
东坡的“捧功”可称独步天下
东坡的胞弟苏辙写了一本很有学问的书——《老子解》，在历代《道德经》注释中这本书是较为特殊的一个注本。苏辙提出“性”这一观点来阐释老子的“道”。苏辙还说：“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并行而不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苏辙的研究表现了儒释道三教思想合为一体的特征。
苏辙的这本《老子解》见解独到，很受宋明以来学者的重视，在当时及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史学界公认的。后世给苏辙这样的评价是经过历代学者研究验证的，不是虚言妄语。
然而，在苏辙的这本书刚一面世时，他的胞兄大名鼎鼎的东坡先生立即就撸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赶紧为其胞弟的大作摇旗呐喊进行吹捧，不避嫌拉大旗猛吹捧到了极点，在后世留下了一桩抹不去的笑柄，今天看来真是替东坡先生不好意思。东坡是这样为《老子解》吹捧的。
《跋子由老子解后》：“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东坡说：昨天看到子由寄来的这本《老子解》，这本书写得太好了，让人“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如果“战国时有此书”，就不会有商鞅和韩非这两人登上历史舞台了；如果“汉初有此书”，那么孔子和老子肯定会合而为一；如果“晋宋间有此书”，那么佛家和道家就会变成一家。这样的一本书，我一直都在寻找“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真是太幸运了！
东坡给予胞弟厥功至伟无以复加简直就是人间奇迹这样的评价，真是让后世人看懵了。不是懵在苏辙的《老子解》有多么好；而是懵自东坡为乃弟吹捧的太过了太大了。
东坡先生遗憾乃弟出世太晚，没能改写历史，让商鞅、韩非子之流得以露脸；没能让老子孔子合而为一；没能让佛家道家变成一家。东坡先生真是太遗憾了。既然东坡先生认为苏辙的这本书有这样大的神奇作用，没能赶上改变过去的历史，那只是命运不济；那他可有机会书写他之后的历史。可是在东坡先生有生之年他没能见到这本书是怎样的书写了历史，影响了历史，让历史按照他设计的轨道去发展。不光苏轼在世的时候没能这样，就是他死后九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哪位历史人物是和这本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也没有那段历史是这本书造就的。东坡地下有知，岂不是很失望，或者是很不好意思。这吹捧牛皮大话还是少吹一点，多点实际比较稳妥。
在东坡的文集中，他对自己弟弟赤裸裸的表扬到处都是唾手可得。
东坡说苏辙的散文“达到了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东坡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他这样评论苏辙的文章，“子由之文，词精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得，这一篇表扬乃弟捎带着连自己也赞美一下。《跋子由栖贤堂记后》，“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轕，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东坡先生不但吹捧自己弟弟时吹破了大天，就是在吹捧拍自己好友马屁时，也是不余遗力同样使出“降龙十八掌”，一顿惊天动地登峰造极的猛拍，让后世望其项背。
在《书黄鲁直诗后两首》中，东坡是这样表扬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的：“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这样说了还不过瘾不解气，再接着说：“鲁直诗文，格韵高绝，盘飧尽废。”读黄庭坚的文章，饭都不用吃了。瞧瞧。
东坡在《答黄鲁直书》之一中更有些露骨之句：“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呵呵，你看看人家黄鲁直，人如“精金美玉”，就是他想不当明星，那也是不由他的。“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驽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这样形容简直就是鸟中之凤人中之龙。
在说到苏门四学士之一“山抹微云君”秦观时，东坡道：“世岂复有斯人乎？”在秦观去世后，东坡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这些话可以说是盖棺定论，看官就不要挑剔了。
东坡的吹捧之功在他刚一出道时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他二十一岁时应礼部试，考试完后，写了一篇《上梅直讲书》。这封信虽然是写给梅直讲的，但东坡的主要用意是讨好欧阳修。因为欧公是天下文坛领袖，而梅尧臣的地位并不高。但世人皆知欧梅二人关系莫逆，因此，东坡走了一个“曲线救国”之路，给梅尧臣的信中大大方方的拍了欧阳修的马屁。“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东坡说“欧阳公就像孟轲、韩愈一样。又有梅公和他交游，同他一起议论古今。”对欧、梅极为推崇。“有大贤人在，去做他的学生，就有依靠了。”同时又主动说自己是欧、梅大贤的门徒。东坡的这篇《上梅直讲书》取得了预想效果，欧、梅二公褒扬东坡，为他大开绿灯。
后世初出茅庐走上江湖的，好好研究一下东坡的这个功夫，绝对大有裨益。
东坡还给当朝军事主管太尉韩琦写了一封信，《上韩太尉书》，“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涂，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为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这信写得非常谦虚，“韩太尉就是宽厚长者，我只能站在路旁看着您的身影。太尉已是‘见恶不怒，见善不喜’，这不是古代的贤臣吗？”恳诚的将韩琦恭维一番。
制科考试结束后，东坡故技重施到处写信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写《上富丞相书》对富弼进行吹捧，“而明公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方西戎之炽也，敌人乘间以跨吾北，中国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词。”看看，凶悍西戎不惧怕中原地大人多，而是只“畏明公之一词”。这样的吹嘘实在是太离谱的了。东坡还将富弼被定性为一个“名为天下之贤人”。
东坡使劲吹捧的人还有一个王诜。王诜是个驸马，他娶的是英宗的女儿蜀国公主，这个人是一个画家。东坡在他的画作上不遗余力大肆题诗进行吹捧，前后有数十首。说王诜的画足可“笔执挽回三百年”。真是遗憾，后世并没有怎样认可东坡的鉴赏，这样没有根基的话早被“雨打风吹去”。东坡这样做，无非是看上人家那个“驸马”的头衔。
东坡在《文与可飞白赞》中赞美文与可书法，“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这简直就是云山雾绕，恐怕就是连东坡自己也都给说糊涂了吧。
东坡在《书鲜于子骏楚词后》盛赞鲜于（1019~1087，字子骏，今四川阆中人）所作《九诵》是雅音。“鲜于作楚词《九诵》以示轼。轼读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叹：嗟乎，此声之不作也久矣。虽欲作之，而听者谁乎？今子骏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漠，续微学之将坠，可谓至矣。”他老乡鲜于的词和屈原宋玉一样一个等级了。
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一文中，说黄道辅关于喝茶的文章，“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在东坡看来淡泊世外的黄道辅才是真正的茶圣。
东坡在“表扬中”也没有忘了“自我表扬”。
在《自评文》中，他对自己的文章有这样一个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苏东坡滴居澹州时，曾经寄书信给苏辙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瘦而实腆。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他洋洋自得说“追和古人的诗歌，是他东坡首创的”。东坡初期还有些拿捏“自谓不甚愧渊明”，到后来可就放开了，“渊明形神似我”《王直方诗话》。“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
出来混，别忘了要像东坡一样多预备点高帽子，时不时给领导、老板、上司、同僚戴戴，说点好听话，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没多大成本，但却很有益处。好听话谁不愿意听呢？但总要讲点原则讲些真诚，总得注意维护一下自己的尊严；还要时刻警惕，拍马屁时小心点，不要一不小心拍到马脚上，那可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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