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他高福这回真的出事了！出在远离祖国和家乡的非洲那个地方，出在他从事和研究的病毒对手的战场上……
这事说出来有些尴尬，但不说就有违于客观真实，否则去遥远的非洲拯救世界也就不显得那么惊心动魄了。高福先生是我认识的众多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位。言喜欢是因为他属于中国院士中的“另类”。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至少采访过包括钱学森、王淦昌、袁隆平等几十位院士。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优雅老帅。但高福不一样，绝对的洒脱“酷哥”型，绝对诗人气质，如果他从文，一定是位天马行空的大诗人。我由衷欣喜地从高福身上看好中国新一代院士的能量与精神。
他在非洲“出事”的一年多后，我到高福做研究工作的所在单位中科院的办公室采访他。
院士的办公室、一个科学院院士的办公室是啥样，在进他办公室之前我有过不少设想，想到最多的是：特别阔大，放满各种实验仪器，以及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起码五六个助手围着他转……可一进高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面积的狭小办公室，看着零乱不堪的现场，我忍俊不禁地笑了：竟然还有比我办公室更乱的地方啊！又心头自语：我喜欢此人。未见本人，为何就喜欢了？我自语自答：肯定也是个不拘小节之人。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大院士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就证明了我的判断：他高高的个头，帅帅的样儿，一说话就是机枪似的连续不停，并且是个彻底的外向型专家，完全新一代的院士，与我早年采访过的钱学森、王淦昌等老一代院士相比，高福院士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种“高富帅”院士。
又一次从一个人的名字那里找到了相对应的命运：高福、高福，你真的实在是又高又有福啊！
一听我如此奉承，院士哈哈大笑——竟然还是个笑点极多的人。那天从一开始，我们俩就聊得十分开心。当时我想，在这样的人身上，即使世界到了末日，那些恶魔也会退舍三分。
高福根本不顾你找他是干什么的，一上来便滔滔不绝地对你讲他小时候和家庭以及自己在学术上的那些看起来似乎与我采访的主题没什么关系，但到最后却发现——全都相关！
高福其实在他的“命”里并非“福星高照”。
院士的出身普通至极，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家庭妇女，但就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出了三个博士，而且有两个是在牛津大学毕业的。高福6个兄弟姐妹中4个上了大学。
“我的家族，农民为主，并不富裕。到这一代，家庭条件很一般，负担也重。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读书，我是家里长子，弟弟小我不少，可父亲在我上大学时说：你只管上学，家里的事你别管，所以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都成了学霸，其中4个上了大学……”高福说。
大学之前的高福，虽然长得帅，但缺乏“斗争精神”，中学老师对他的评语上写道：要能跟坏人坏事作斗争。
以为能当院士的一定在上大学专选北大、清华是一种误导。高福说他和两个弟弟最初上的都是农业大学。高福上的就是山西农大，而且还是兽医专业。
“学兽医没有什么不好，那至少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嘛！”当院士后的高福如此高谈阔论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不”。
“大一时我就开始对微生物感兴趣，别人听课时睡觉，我却在纸上乱写乱画，画的尽是微生物……后来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后更名中国农业大学），之后考到了牛津大学，全是微生物，当然后来就是高级微生物理论了，且是跨学科的。”
后来高福又到哈佛深造，从此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病毒研究成了他的主攻方向，而从微生物入手，以研究和击破病毒对人类的进攻，让病毒学专家的他常常“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他如此评价自己，与我对话时的状态也证明了他属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
“人生是规划出来的，又必须时刻准备离开某一既定的道路。”院士说。听起来这是一句相互矛盾的话，但听他解释后方恍然大悟：“暂时‘离开’，是为了更远更高的目标，人生选择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那不是科学的选择，今天的人类，万千物类和学科间，已经相互依存，各得其所，又彼此引证与促进……”
他用自己的成长过程引导我们一条真理道路：“我牛津博士毕业后，证明我拿到了世界著名的学位，但这并不证明我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于是我继续寻找世界一流的导师，我便到了哈佛。这就是一个新台阶，我的重新选择，让我的论文成为了权威杂志的封面文章。之后我又回到牛津，当了三年老师。2004年回国，出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11年就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2013年当院士……”
高福成为院士，似乎没有一点儿让人意外的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归宿，像他这样特有本事的人，我还见过一位叫陈章良的家伙，他们都属于特别厉害的新一代科学家，后者是农业专家，现为中国科协副主席。高福的科学研究方向是消灭与对付世界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种种病毒，这可不是一般的科学方向，是“人体风暴”的战略与战术。何谓“人体风暴”？我在“百度”上一搜索，差点吓死：尽是美女们的裸体姿态！
高福知后必定大笑我“邪知”。
“我讲的人体风暴，是指存在于我们人体中的细胞因子风暴。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人的生物机体内的细胞免疫能力系统。埃博拉病毒病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人的机体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人体风暴’。平时，我们人是有很强的抵御外来病毒侵袭的能力，因为我们有自身的‘细胞因子’反应，但埃博拉病毒与众不同，它的攻击能力特强，就像网络世界里的一位‘超级黑客’，似乎有些所向披靡，令人防不胜防。因此当它一旦攻击我们人类时，我们就不适应了，原本固有的免疫细胞因子反应出现混乱，反应过度，变成了‘细胞因子风暴’最后机体自己死了。这是我从病毒原理的角度认识埃博拉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西非几个国家的埃博拉患者的死亡情形看，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有个规律，就是人体接触造成的后果居多，非洲人喜欢搂搂抱抱，尤其是一个传统的风俗习惯很让人忧虑：那里的人一旦死亡后，亲属与好友都要在死者下葬前抚摸尸体，甚至对尸体进行清洗……这个过程，病毒的传染是最危险和最严重的。其三，其实人类发现埃博拉病毒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了，它并不是一个新冒出来的病毒，但这一次危险性特别严重，患者死亡率超高，则证明此次出现了‘超级毒王’，也就是说，这回西非埃博拉病毒是存在我们人类不曾有特别武器可以阻止与消灭它的超级传播者。加之非洲国家消极预防、没有疫苗、没有治疗，造成特别严重的疫情也在预料之中。但这种情况出现后，我的内心其实是平静的，因为任何一种病毒，即使是强大和奇异得我们人类无法想象得出，可怕到令我窒息，在我看来它依然是我们人类完全可以战胜的病毒而已。针对埃博拉，我自己很快有了对付它的方向，那就是：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然而遗憾的是西非有几个国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其结果也是在想象之中……”
到底是院士，而且是姓“高”的中国院士。高，实在是高！我心底里很敬佩他。
“不过，这回的埃博拉确实有些厉害。”高福说：“有个苏格兰的患者，好了9个月，后来又出现了病毒复发，她是参加在西非埃博拉治疗的女护士。这证明，这回的埃博拉病毒又有了新的变异：从急性病毒，又转为慢性病毒。最近又有病例证明，一年多后，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竟然还潜藏于男子的精液里……这说明，我们人类对这个病毒的研究和了解远不够，也让我们专业人员感觉肩负的责任重大！”
“诗人气质”的院士这一刻脸色有些凝重。毕竟，他是科学家——我心头说。
“可当国家决定援非医疗队要去埃博拉疫区，而且由我担任业务主责任时，我没半点犹豫，去呗！这是我的强项，我又有院士的头衔！再说，院士也是一个‘战斗员’呀！战火之中，院士就该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且应该在与敌人拼刺刀的最前沿……”
“埃博拉很吓人，你身为大院士，就没有一点儿怕？”我希望高福说出心里话。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竟然用一句古诗回应道。“我要再怕它，那它埃博拉就真可以横行整个世界了！”
他真的是诗人！豪情满怀，豪气冲天！
诗人自有诗人的性格，院士更有院士的性格。院士出征，中国援非医疗队员们的底气倍增。
“有高院士在，咱还怕啥！”上飞机离开北京的那一刻，中国援非医疗队员们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和恐慌，但上了飞机就听高福院士的“空中课堂”，顿时轻松许多，“尤其是他那通俗简洁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身体力行的胆识，科学严谨的作风，让我们从心底敬佩院士……”队员倪大新概括评价的这几点，高福甚为满意。
“踏上塞拉利昂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战斗的状态，除了睡觉，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在闲着。其实睡觉时还常常在想着如何与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抗击埃博拉事宜。”高福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紫皮笔记本，随手翻开内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从出发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记日记，从西非回国后，有媒体听说我有这东西，就好心帮助整理出一些内容，以‘院士日记’的方式去报纸上发表了。”院士很愤青地说。
厚厚一本，沉甸甸的“院士日记”，记载了一位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战斗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日子，令人好奇。
在最近一系列紧张的准备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今天终于出发去弗里敦——塞拉利昂。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这件事太重大，太有意义了！决定从今天起开始记“流水账”……
院士日记的开篇语这样写道。
“你是那一天出事的？”我问。
高福的眼神一下溜得圆圆的，盯着我不放，意思是：我出事？出什么事？谁说我出事了？
哈哈哈……我笑。笑后告诉他：“你不是去后没几天就在那边发高烧了吗？”
“噢——这事！”高福满不在乎地说：“是高烧。他们开始吓得以为我感染上了埃博拉……”
“当时你真发高烧了？”
“是。还是好几天居高不下，确实把队里的人吓坏了，虽然他们没怎么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紧张的，但可以想象得出来。谁让我是院士嘛！”
高福好像从来没有把自己在塞拉利昂发高烧的事放在心上，可我在采访其他同去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成员时，他们说当时高福院士发高烧的事还真把中国医疗队吓得喘不过气来，其实何止是近在高福身边的援非医疗队，据说高福发烧着实还牵动了中南海的神经……
这也难怪。中国医疗队临出发前，习近平主席就有话在前：我们出去的队员和专家，必须实现“零感染”。这是命令，也是党中央对中国医疗队的高度关怀，更是一条红色底线。为何这么说，大家清楚：埃博拉太厉害，中国已经有过2003年“非典”袭击的惨痛教训，绝不允许有一个比“非典”病毒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传染到国门里来！绝不允许！再说得直白些：要阻止埃博拉进入中国并不是做不到的事，但要让进入埃博拉传染区的中国医疗队“零感染”其实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假如感染上了怎么办？假如感染上了又治不好怎么办？
谁对此问题想过了吗？我问驻塞国的赵彦博大使，赵彦博大使涨红了脸没有回答出来。我问中国防控中心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含糊其辞地说不出一个清晰的答案。我只能问高福。
高福这样回答：“我们去一线的人，每个人都做了回不来的准备。但确实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想过假如自己感染上了埃博拉后会怎么办。作为病毒专家，我可以向你说句实话：我坚定地相信，即使我们中国医疗队员中谁感染上了埃博拉，我和队友们一定会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这是你事后的信心？还是初心？”我无比怀疑。
高福却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初心。”
“信心何来？”
“我是病毒专业的院士。在离开祖国的出发前，我就已经分析清楚了埃博拉的病毒传染特点与途径，而且我在飞机上就向同行的中国医疗队友们亮出了我的主张与观点。”高福说。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认识阶段，而真正的埃博拉防治恐怕并非那么简单，比如院士你到塞拉利昂后的感受是否与出发前有所不同？”我仍抱怀疑，尽管他是院士。在人类与传染病毒的每一场大较量中，专家失手和死亡的例子并非少数。
“确实如此。”院士这回点头了，很诚恳地说：“你说得对。任何科学仅仅建立在认识之上是脆弱的，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经验才是可靠和管用的。这回西非的埃博拉卷土重来且形成对人类严重打击的势如破竹的势态，事实上远比我们一般的、常规的认识病毒传染要复杂得多、严峻得多，关键是这回变异了的埃博拉病毒，具有超级强度的进攻能力。稍有失慎，就会酿成大祸。在我们去之前的中塞友好医院连续出现塞国埃博拉防治专家连续死亡的教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
我打断高院士的话，直截了当且非常具有要害性地问他：“你就一定认为我们中国专家比他们当地的专家能力强吗？还有我们有‘秘密武器’？”
“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的医疗能力和水平要比塞国的强。他们的专家基本上是从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医疗机构学习毕业回去的，就是说我们两国的医疗专家的水平可以用师徒关系来比喻。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因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几乎天天要跟热带感染病毒打交道，实战经验并不比我们差，某些方面甚至还优于或超过我们的经验。只是他们受到一些本国传统习惯的影响和不能根本上摆脱本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不像我们特别重视和注意在任何时候与病毒感染者之间保持距离。在飞机上给队员们上课时，我也特别提醒大家到埃博拉传染区后，最要时刻记在心头的就是要使自己的任何时候都与感染者保持必需的距离。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措施……”
“可我读了你到塞拉利昂之后的最初十几天的日记，感觉似乎你天天与塞方人员接触，尽管他们都是些官员和专业人员，但你也并不清楚他们中间可能就是埃博拉的感染者呀！你不是犯了一个教导别人不要犯的大错而自己偏偏又犯了的错误吗？”
“你的话很戳人心呵！”院士大笑，然后又严肃道：“真是这样。虽然我是专家、是院士，但我更是中国人，是一个满怀对非洲人民感情的中国医疗队员。一到那里，我的心跟所有人一样，看到当地的疫情之严重，问题之多，所以心里着急，更何况有些情况远比在国内想象得要复杂和沉重得多，比如防治埃博拉最需要做的发动民众和官方迅速行动，需要迅速普及基本预防知识和措施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跟不上，埃博拉的传染将会日趋严重，挡都挡不住，也就是说，死人会越来越多，甚至完全失控。我们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最初的日子，也是埃博拉疫情爆发越来越严重的日子，街头出现乱扔尸体，大批塞国抗埃博拉专家死亡，民众仍然毫无保护措施。所以，我们到达后，整天忙着跟塞拉利昂政府和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和建议建立相关防护疫情的措施，以及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建起我们的病毒检测中心和介入对感染者的治疗等工作，我是中国医疗队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自然里里外外都要出面，既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不该与当地官员和治疗一线的医疗人员贴得那么近，但那是工作，那是战斗。设想一下：你是一名已经投入战场的战士，如果一颗子弹从你身边穿过，甚至擦破了你的皮肉，你还参加不参加打仗了？肯定要继续战斗嘛！这是战士的责任和命运所决定了的，不可能改变。而你要继续战斗、继续打仗，下一颗子弹就可能击中你的脑袋。这就是战场留给战斗员的命运。我说过，我既是院士，也是战士，到了塞拉利昂，到了埃博拉疫区，没有谁能逃得过、躲得了那里的空气和那里的人，更何况我们中国医疗队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处在水深火热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哪里顾得上每一分钟、每一件事都百分之百的按照原先设定的‘规矩’做嘛！事实上你也没办法完全做到，人家总统和部长见了你中国朋友，一高兴就跟你碰胳膊肘（埃博拉流行期间，见面礼由拥抱或握手变为碰胳膊肘），你能退后避之？跟总统和部长碰胳膊肘后，他的随行助手你就冷落人家了？你还得跟人家碰胳膊肘……这么一来，谁知道对方是不是埃博拉的潜在感染者！不是我们还没有去时，就有总统的卫队队员感染埃博拉而死亡了吗！”
“你的发烧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所以把同行的整个中国医疗队吓坏了！甚至国内的领导们都紧张得不得了啊！”我说。
高福笑：“这些我倒不是知道太多。”
“院士出事，咱中国援非的面子何处搁？”我说。“关键是你这人太珍贵了！你出了事，不仅关系中国少了一个大院士的问题，而是意味着西非这场与埃博拉病毒搏斗厮杀的战斗更加残酷，让人感觉不可遏制似的。”
“你这么一分析，我还突然感觉我真的不能‘光荣’啊！”高福幽默道。
“院士出事了！”这消息在刚刚到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里算是一条不胫而走的“内部消息”，且是有关人士要求“严格保密”的纪律。
“军心不能涣散，国家形象更不能受损害。这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把高院士出事的情况对外说过的主要原因。”长期驻扎在塞拉利昂的中国援助医疗队的王耀平队长如此说：“当时我们在前线的压力确实太大了。别说大院士出了事，就是一般的队员出了情况，大家都会特别紧张。想想看：一方面我们刚到非洲，还没有全面展开工作，另一方面党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一再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零感染”，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所以高院士出现高烧的情况后，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
高福啊高福，你名字里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了满满的吉祥之意，可你到底能给中国医疗队带来多少好的命运呢？
9月29日，在刚刚完成病毒标本的检测“国际大考”后，中国医疗队一片喜庆的气氛，因为过两天便是“十一”国庆节，全队上下沉浸在少有的轻松快乐之中。出国半个月，大家一直处在高度紧张和劳累之中。现在检测实验室已建成，中塞医院通过日夜奋战也焕然一新，正式接收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战斗也将拉开帷幕。于是借距“国庆”还有一两天的时间，队里决定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重温入党中国检测队在党旗下宣誓誓言。
“院士，你是标准的‘高大帅’，你站在最前面，这样摄影录像留下的形象也光辉照人！”一群年轻的女军人将高福推到了宣誓仪式的最前面。这会儿我们的院士竟然像个初出茅庐的中学生一样腼腆，红着脸，扭着身子，嘴里嘟嘟着：“这合适嘛？合适嘛？”
合适！
一支整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在遥远的西非国家的一块空地上，举着右臂，向镰刀加斧子的红旗宣誓：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一天是2014年9月29日。这一天，高福的“日记”上这样记述：
上午9点30分出发去WHO。（天气晴。间歇性大雨）自己驾车。
10点开EOC会。讨论几个事项后，又开始“吵架会”。中间停电……感觉无奈。
午饭在滨图玛尼。
下午2点20分我开车去医院，帮助指导那里的工作，忙了一下午。
晚6点我开车回来。同行的有张必科等三人。
晚7点晚餐。
饭后感觉特困。睡了一会儿。9点30分，检测队员开会……
院士的“日记”内容很多，我作了“截短处理”，因为他的内容直截了当，时常切中时下弊病，并且总有独特的“科学论断”，比如他言及“领导的明白与糊涂之我见”：
领导就是要在大部分人（群众）糊涂时指明方向；当大家都明白方向，认真做事时，领导便要开始“糊涂”——思考未来之方向，给各个战术的层面进行新的布局，在“糊涂”与浑浊中理清思路，找到新的方向……
但这一回，院士自己却因忙碌的疲惫和过度的自信，出现了一次少有的“糊涂”，直令整个中国医疗队崩溃。
30日起床，有人向队长钱军报告：高福院士体温38.1度。
“怎么搞的？他发高烧还了得！”全队惊恐！
“一刻也不能耽搁！”钱队长当机立断安排了对高福院士进行了埃博拉病毒的检测，结果成阴性！
阴性？那怎么还会高烧呢？是不是病毒还在潜伏期，没有到发作可检测程度，而没有被检测出来呢？
“吃药！药量加倍！必须把高烧压下去！”队里的几位负责人紧急汇聚在一起，悄声细语地在开“秘密会议”……
“尽量不在队里扩散影响。”
“要不要向国内报告？”
“这个……”队长钱军开始踱步。
“还是不报的好。”
“如果院士一旦……咱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可一旦报上去国内还不一片惊恐呀！”
“队长，你拿主意吧！”
争执持续不下。大家的目光聚到钱军身上。
“你们看我有啥用？”钱军显得有些怒了，脸色铁一样的板灰，声音强压着问：“你们谁给我说清楚：高院士这两天到底在干什么？到了哪些地方？还有，跟谁接触过……”
钱军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关键之关键。病毒传染病，就是“传染”二字令人胆战心惊。在场的都是中国传染病专家，谁都清楚钱军所提问题的要害所。为了百分之一千的保险，钱军队长对高福院士进行了疟源性疟疾病毒进行了检查，依然是阴性。
“高院士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每天要跟当地卫生部门打交道，至少接触过当地各色各样的人几十个，而且在不同场合。”有人说。
“他在国内就是出名的‘工作狂’，到这儿后每天工作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他既要指导我们队员们的工作，又要到中塞医院等病毒治疗现场察看……比谁都靠近病毒前沿！”
“他是院士，总该不比我们缺少警惕性吧。再说他的专业水平比我们都强，不至于吧？”
“正反方”激烈争辩，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怕的就是他太自信，太忘我工作了……”钱军一边听着大家的争执，一边摇头感叹。
“现在重要的是要把他‘控制’起来，而且不能让外面的人看出来他被‘控制’了！这是第一点。大家务请注意了：对高院士的‘控制隔离’，要做到外松内紧，不得让外人看出来，因为这涉及可能产生的重要的国际影响！你们都明白吗？”
钱军没有把话说得那么透彻，但关于这一点中国医疗队的所有人都明白，因为从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的第一天起，多个国家的医疗队和国际媒体及相关情报机构早已“盯”得紧紧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成为抹黑中国医疗队和抹黑中国的“爆科”。假如一条“中国顶级病毒专家、院士先生在西非防治埃博拉前线感染”的消息传出来，肯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那将对中国医疗队和中国形象是何等的压力！
保密是绝对需要的。但如何让之前每天出现在塞拉利昂埃博拉战斗各种现场的公众人物高院士既能保持原先的工作状态、又能确保身体情况的“异常”不泄露，这是个高难题。
“只能听天由命了！”有人十分悲观地叹气。“少招晦气！”队长钱军一听便来火，但他内心想说的其实也是这一句话。
听天由命，包含着顺其自然的意思。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人类在无法选择自己命运时的一种脆弱的表现。你又能怎么样呢？当埃博拉突然袭击人类时，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派出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队伍，而且都有军队医疗队混杂在援助队伍之中。为何？这是不能放在桌面上的“特殊任务”——探求生物战的“秘密武器”。埃博拉传染如此之迅猛、死亡率如此之高，恰恰就是生物战所需的“高尖端武器”……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去延伸。
现场，中国医疗队最担心的是高福院士的高烧。
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凡发现高烧者皆需要隔离入院。在西非国家，除眼下严重的埃博拉病毒袭击外，热带病如疟疾等也都是以发烧为最初症状。但高福院士的发烧到底是一般性的感冒发烧，还是其他热带病传染，还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这三者间分析结果，中国医疗队的内部给出的初步结论首先排除了其他普通热带病传染的可能，但也非绝对排除，因为高福同所有中国医疗队员一样，已经踏上塞拉利昂国土有半个来月，热带病的传染有半个月时间也够了。但专家们认为，从高福和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后所做的工作范围看，普通热带病传染概率相对小些。普通感冒发烧？这是大家所愿望往这方面去靠的，但又有谁能说他高福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我身体一直是棒棒的，你看看我的肌肉！”高大帅的院士平时就喜欢“吹”他如何如何的运动和健康，“一年到头不知生病为何物”的他，让人怎会把普通感冒发烧的事贴到他身上呢？唯一，唯一的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粘”上了他——可不是，唯他天天跟塞拉利昂的官员接触，唯他时不时去当地医院检查调研、技术指导……
唉，老天爷可千万别……中国医疗队的上上下下都为院士高福担心起来，几位年轻女士已经悄悄在为“高大帅”的院士祈求平安了。这不，换谁都担心死了：在发现高福第一个高烧点的当日傍晚，他的体温竟然升到了39度！
天！这可怎么办呢？中国医疗队的最高决策组织的“五人小组”——现在只剩下四人，高福被隔离，两对两的意见争执不休：一方主张立即向国内报告，以求上级指令，实施特殊措施，以防万一；另一方则主张等等再说，倘若能够自行将院士的病情缓解下来，治疗好，这样对稳定军心，坚定战斗决心，保护中国医疗队形象会有积极意义。
“都别争了！再争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结果！”钱军抱着头，使劲地摇晃着。最后，他直起腰，说：“我们争了半天，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人，他才是化解高院士危险的关键性人物……”
“你说的是谁呀？”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询问钱军。
“他高福！”钱军忽闪了几下眼皮，说：“除了他还能有谁？”
他？对啊，他是我们全医疗队最高技术权威、中国顶级病毒传染研究专家，遇到这样的问题，非他莫属！
“咱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有人喃喃道。
“什么不近人情？这是最大的近人情！”钱军有些窝火，说：“你们想想：他发高烧，我们在外围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将他隔离起来，送些降高烧的常规药，再配上几个医务人员在外围帮助他，我们也在隔离室外面精神鼓励他。可这些对作为院士的高福来说，等于哄孩子一般，他全清楚，全熟门，起不了太多作用。最关键的是，真正要挺过来的话，显然要靠他自己。你们说我的话是不是在理上？”
“话是这么说，可总感觉心里有些对不起院士他……”有人仍在磨叽。
“行了行了，谁都别装啥好人！现在最关键的是看高院士后两天的身体变化情况了！咱四个人除了日常工作外，轮流值班，监督察看高院士的发烧情况，每两小时通报一次结果。”最后还是“五人小组”的刘柳作了最后决策。钱军则去找全队最有经验的吴护士长，请她24小时全程负责高福院士的生活与治疗事宜。
“亲爱的院士同志，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让我们担忧……但我们都有信心，你的体温是完全可以降下来的！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吧。”钱军觉得自己今天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的，怎么没有一点儿平时的那种“高山流水”般的畅快了！站在隔离室门外的地方，他不敢抬头正面看一眼自己亲爱的战友、院士同志，因为他惧怕院士会嘲笑他，或者因为自己的过度担忧让院士看到后反而造成心理上的负担。“我说这些话是希望……”
“哈哈哈……”钱军突然被一阵朗朗笑声所打断。当他抬起头时，见站在十几米外的隔离室内的高福院士正笑眯眯地看着他——那眼神里满满的嘲讽味道。
“你、你笑什么？”钱军一副窘相。
高福院士调皮地挤挤眼，说：“你们心里想的啥我都清楚，放心吧，亲爱的同志！我知道如何对付自己的身体变化，再说，作为一名病毒研究专家，过去光在理论上和实验室里打太极拳，现在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太极拳的奥妙，其实才是考验一位病毒研究专家的本事。放心吧！亲爱的同志！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请求，准时送来相应的药物和食物，其他的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保重！院士先生！我们的抗击埃博拉战斗才刚开始，大家都等着你带领我们去冲锋陷阵呢！”钱军的眼里有些发热，声音变得微微颤抖。
高福眯眯一笑，没有说话。
分手就在咫尺之间，但仿佛远隔千山万水。这一刻，钱军是沉重的。高福其实也不平静，他感觉自己从事病毒研究半辈子，唯这一次有些粗心大意了——毕竟这儿不是国内，也不是英国的牛津和美国的哈佛，这里是落后著称的非洲，尤其是在死亡率超高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高发期的时候，稍不谨慎，谁都会酿成大错。已经有报道，美国医疗队员不幸患上了埃博拉，虽然被运回美国本土，但看到运回本土的那一刻全美上下惊慌失措的情形，就足够令身在非洲前线战斗的各队医疗队员们寒心：咋了，我们千里迢迢，远征非洲，冒着生命危险到非洲支援人家抗击埃博拉，可一旦我们不幸感染上了病毒，你们身在后方的人竟然把我们当作瘟神似的惧怕，甚至恨不得一焚了之……悲兮！
话尽管如此。其实与高福同一架飞机出发到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中，还有两位特别的人物，他们便是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所谓随队医生，就是专门负责队友的日常医疗健康的医生，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国医疗队员的“保护神”。当医务专家们的医务“保护神”，其本领不用自说，肯定一流。柏长青，52岁，在国内就是我军某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身经百战”的老专家了。
“柏主任，你可是我们全队的守护神呵，我们的队员不能生病，也生不起病啊！”在出发的飞机上，队长钱军专门与柏长青有过一次对话。
“队长，如果让我保证让全队的人不生病我做不到，但我敢保证一旦有队员生了病，我会竭尽全力治好他的病。”
“行，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钱军重重地在柏长青的肩膀上“揍”了一拳。
后来的事实证明，柏长青确实没有吹牛。了解柏长青底细的人都对他的自信表示肯定。这位当年在中国“非典”爆发时战斗在小汤山医院的功臣，曾经名扬一时，后来又多次执行部队高寒地带特殊任务，同样有出色表现。远征西非抗击埃博拉的任务本来没有他。“虽然我年龄大，但毕竟经验丰富些，部队有这样的任务，国家需要对付特殊疾病的人员，我当义不容辞。”他柏长青这样向领导提出自己的请战。
得到批准后的柏长青，为了实现“谁病倒了，我就要把他治好”的目标，这位52岁的老兵在出国前就为全医疗队准备了24个医药专用箱，选备了500多种药品以及监护仪、呼吸器等设备。最关键的是他与聂为民医生一起制订好了几十种可能遇到的病情的上百种治疗方案。发烧、疟疾、呕吐等热带地区的常见病、传染病是他们研究制订方案的重点。然而，此次他们面对的是目前世界上没有特效药物和医疗方法的埃博拉病毒传染。党中央、习主席要求中国医疗队的“零感染”之难度可想而知，显然“零感染”是个高难度，而感染以后要治好却是更高的难度之难度！
“当时高院士发烧时，我们已经听说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曾在国际著名杂志《科学》上发表埃博拉论文的6名署名作者，其中有5人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其中不乏塞拉利昂的首席医生。在我们已经到达塞拉利昂后那位被指派给我们检测队送标本的司机也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还有作为塞拉利昂卫生部与我们医疗队联络员的蒂莫西也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如此严重的情况，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高院士发烧的病情，但我相信我们中国医生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的队友能够挺过来！”柏长青的这个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的队友能够“挺”过来的“挺”字很有力量。
队长钱军曾经这样评价柏长青的这个“挺”字：它代表了中国医生、中国军人的坚强自信和信仰，以及不惧任何困难的意志。
“当然，任何疾病和病毒侵袭时，患者自身的抵御能力最关键。”柏长青这样说是有绝对道理的。
面对埃博拉病毒，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高福院士这回遇上了自己如何战胜“病毒”的要命课题了。
现在他在隔离室。
所谓的隔离室，其实就是平时医疗队员们自己居住的“蜗室”临时改造而成的。“疑似者”被告知，在隔离期间不允许擅自走出这十几平方米的“蜗室”，吃喝拉撒都有人负责着……独立与自由惯了的院士很不习惯这，但必须遵守。这也是他在出国前就给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制订的预防措施之一。教人与自我管理，尽管同样的内容，但体会绝不一样。高福这才感觉自己当时制订的每一项预防措施是那么“不近人情”。想到这，他笑了。
那笑是在黑暗中……他嘲讽自己笑得那么阴奸。可不，现在轮到自己也跟着倒霉了！
独守蜗室，做得最多的三件事是：第一件事是喝水，大口大口的喝水，这样可以压火——这是在小时候生病时母亲教的一招，现在竟然也用上了。从中医角度讲，感冒发烧时靠大口大口的喝水就是能管用。高福觉得自己的母亲具有世界上最高超的“医术”。第二件事是猛吃板蓝根和白加黑，这也是中药，通常治疗发烧感冒之灵药。现在是加倍吃这些药！第三件事是手不离体温计。按规定两小时测一次，这两小时测一次是需要“上报”的任务，但“不怕死”的高福自己其实一直悄悄在进行着每一小时测一次的“战斗”……为啥？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那种情形下，你真碰上了发烧，能不担心吗？所以我也是人呀！”事后高福这样说：“一小时一测，是格外在乎自己的身体变化。”
隔离的第二天，早上输液两袋。高福的体温测试结果是37.4度，属偏高；
上午9时，我驻塞拉利昂的赵彦博大使来探望。此时体温测试结果是37.8度；
为了万无一失，再一次对高福进行了埃博拉血清检查，结果成阴性！但是在非洲不仅仅有埃博拉的威胁，为此，钱军队长命令对高福院士又进行了：基孔肯雅IgG抗体；流感A＆B病毒；伤寒、副伤寒IgM/IgG抗体，基孔肯雅、流感均进行了监测，还是阴性。
中午：体温测试结果：39度！
此时的高福真有些紧张。这个时间段还出现这么高的体温，这显然接近“埃博拉病毒患者”的体征特点。但真正感到紧张的是中国医疗队上下。“院士高福出现连续发烧症状”的绝密电文，随即通过我驻塞国大使馆传回祖国，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办公桌上，很快又进入了中南海……
“密切关注，必须确保我院士安然无恙！”祖国的命令迅速传回塞拉利昂中国医疗队所在地。
“怎么样啦，院士同志？”医疗队领导通过对讲机询问隔离中的高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声音的温柔度都高了许多。
“还行吧……就是有些呕吐……”
这还了得嘛！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两大特征——发烧、呕吐他全占了！这就意味着……快快，快给他打点滴吧！用抗生素！加倍量的抗生素！在全球无应对埃博拉病毒药物的严重关头，唯一可以压制一切发烧与呕吐现象的便是传统的做法：用加倍剂量的激素。
解放军302医院的柏大夫、聂大夫和吴护士长三位大员被紧急调往高福的隔离室，实施紧急抢救方案。
“一定要用这玩意儿吗？”高福虽然体温越烧越热，但脑子还是清醒的，他太了解抗生素对人体的影响，于是当医生的针管对着他的胳膊时，他突然犹豫地问。
吴护士长用温情而坚定的语气答复他：“这不是你给我们医疗队员们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时所制订的方案之一吗？”
“这倒是。”院士只得苦笑了一下，然后斜过头，闭上双眼。
当夜，高福像掉进了十八层地狱一般，一夜没醒过来。第二天凌晨醒来时有些昏沉。他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连喝了两杯水，又躺下眯盹了近一小时。等再醒来时，头脑似乎轻松和清醒了许多，但浑身乏力，仿佛大病一场。
清醒后的第一件事他想到了测试自己的体温：这个最关键！
37.5度！
高福一看这个数字，大为激动：好兆头！我说不会有事嘛！我要有事，这不让天下贻笑嘛！
这么一折腾，一兴奋，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待再醒来时，已经是阳光高照的大清晨了。
“院士同志，请报你的体温……”吴护士长已经站在门口。
“OK！”高福赶紧从床上起身。
“昨晚感觉如何？”吴护士长甜美柔和的声音，总让人像喝了口上等咖啡那样舒服。
“太美了！出国这些天从没有昨晚睡得舒服……”高福伸伸懒腰，说。
“太好了！这证明你在恢复体力。”
“我也这么感觉。”
“37.1度……值得庆贺！”吴护士长拿着体温计，格外高兴。
高福得意地说：“我命好！”
吴护士长的眼睛红了起来：“你可这两天把我们吓坏了！”
“是吗？”高福觉得很意外，“不就是感冒发烧嘛！”
“要是普通感冒发烧大家才不会这么紧张呢！可在这埃博拉传染中心点，你又是大院士，要真有三长两短，还不把大家吓死呢！”吴护士长说着说着，竟然抽泣起来。
“唉护士长你可别这样……千万别！”高福着慌了，竟不知所措。
“没事！”吴护士长破涕为笑：“你没事，我们大家就都没事了！好好休息！你是大院士，绝对再不能出任何意外了！听话呵！”
说着，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高福的视线之外。
这一刻，高福内心突然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感动：是啊，我这一发烧，全医疗队上下不知紧张到啥份上了……
这一天是高福发烧后的第四天，根据体温测试结果，医疗队领导决定他可以下楼吃饭了，也就是说暂结束隔离，待观察。
下午和晚上，三次体温测试的结果为：35.3度、35.1度和35.3度，两次血压分别为107/68mm、108/70mm。
中国院士在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一线发烧病危的情报解除，不仅让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松了一口气，也让整个西方世界新闻媒体在抗击埃博拉行动中少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个新闻点。但无论谁都不紧要，体会最深的是高福院士自己。
“在整个过程中，我有不可回避和饶恕的三‘吹’：一是在国家领导面前把抗击埃博拉的任务‘吹’领了回来；二是刚出国就在飞机上把抗击埃博拉的知识就‘吹’了起来；三是不该在开会时用电扇直对着自己吹风，这一吹让自己犯了不该犯的专业性错误……”高福院士在自己的“日记”中幽默而严肃地作了一下自我批评，尤其是第三“吹”，他在我采访他时仍然念念不忘检讨。
“院士一旦出事，可就闹大了！弄不好是‘国际新闻’！这个我当时真还没有想到。哈哈哈……”原来高福院士显得特别年轻，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个“长不大的顽皮男孩”。
阿弥陀佛。院士平安无事！这对援非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疗队来说，实在是件太大的幸运之事了。
其实我还了解到：就在高福院士连续发烧39度时，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心脏北京的中南海，曾经预定了一个特殊方案——派一架改装的飞机将院士接回北京，但由于当时面临两个最要命的问题：一是去接他回来的医务人员如何处置？二是谁去接替他在抗非第一线的病毒研究医学任务？但这似乎还并不是领导最后选择了放弃派专机去接院士回来的方案的关键。最关键是，假如院士真的患上了埃博拉病毒感染，那么在飞回祖国的20多个小时里根本无法保证他不出意外，因为真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基本上都在病发的一两天内死亡……假如，假如院士也出现这种结果，他的问题另说，飞机上的其他人员又该如何保证不感染上呢？要真是这样，这架飞机该飞到何处？落在何处？着地后又如何处置？
这是无法想象的现实！领导最后不得不向前方发出“必须绝对保证院士安然无恙”之字样的命令。呵，多么无奈，多么痛苦的抉择。
老天给了高福的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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