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9月18日

    【导读】

    行走在冰火间

    鲁迅是一个敏锐的体验者和观察者，他站在时光隧道的一端凝视着过往的童年岁月，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浓缩、提炼出来，以万花筒一样的笔触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儿时生活。

    “百草园”在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的笔下，只不过是普通的园子，而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生机，是自由的天堂，幻想的梦境，火热的童年。在这里，“我”认识并亲近植物、昆虫、飞鸟，听说并想象民间传说，儿童的天性得到了舒展和充分的满足。作家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应该感到幸运。是的，鲁迅终其一生都对故乡的自然山水念念不忘，不经意间故乡的点点滴滴便成为了言说或者譬喻的对象。

    而踏入“三味书屋”，这一切都将终结，“我”怎能不深深地怀恋，并极力地赞美！所谓“三味”，是指“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来说，确实有些枯燥。鲁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这是从天堂坠入地狱，由温泉掉入冰窟。即将告别百草园时，他脱口而出的是：“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Ade，是德语“再见”的意思。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德语，很明显，这是中年鲁迅忍不住回到童年现场，发出的深情呼唤。冰封，只能将儿童冻僵。鲁迅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常的活动。无法享受自由欢畅的户外生活，便只能在课堂上偷偷地做游戏。于是，他和小伙伴们纷纷开始了私下活动，“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鲁迅弟弟周建人在《忆大哥鲁迅》一书中说：“鲁迅在书房里的时候也玩耍。一种玩法是用纸折成纸马，两人面向桌子对立着，各把放在桌上的纸马吹过去，两马相撞，被撞倒的一方算输。另一玩的方法是做纸盔甲。用纸糊成甲，套在手上，指缝里夹上武器，如长枪，大刀之类，模仿打仗……鲁迅也喜欢种花，但他种花不是光为了看花，他在各种花的盆上都插上竹签，写上花的名称，像研究科学似的研究它。他还买了一本专门讲种花的书——《花镜》——来看。他看得很仔细，如果书上说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他就替它改过来，这本书现在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存着。”

    读这篇文章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理解鲁迅对私塾寿镜吾先生的情感态度。客观来说，鲁迅对寿先生还是尊敬的，认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批判的并不完全是寿先生，而是那个时代的教育方法。寿先生上课读书进入忘我的状态，学生顽皮也并不实施体罚，“严厉”是指会辞掉学习不用功的学生。其实，寿镜吾很有爱心，“鲁迅的父亲病了，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在三味书屋谈起，说到哪里去找呢。寿镜吾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不久，他身穿打了补丁的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了，使鲁迅深受感动”。用周建人的话说：“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正因如此，他们的“小动作”才能得逞。

    反观当下，有多少孩子能享受到这样的“百草园”游戏生活呢？又有多少学生在明净的教室里默默发呆呢？鲁迅还在，鲁迅的故事并不遥远。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

    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

    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她去寻找，她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3月10日

    【导读】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

    阿长，是鲁迅家的女工，也是他幼年时期的保姆。她举止粗鄙，睡姿粗鲁，喜欢“切切察察”，还喜欢告状！她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常不懂装懂、胡乱可笑地讲述关于“长毛”的故事。甚至，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行文至此，阿长分明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

    然而，就是这个阿长，却让“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

    “阿长”知道“我”喜欢带插图的《山海经》，跑了许多路，帮“我”买回了朝思暮想的《山海经》！阿长目不识丁，甚至连书名也记得不对，竟然能买回书，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阿长“穿着新的蓝布衫”在书店购买“三哼经”的场景。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并发生新的敬意。多年后，鲁迅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正是因为这套《山海经》，幼年鲁迅才逐渐打开了搜集书籍的大门，最终成为一个藏书家，或许也因此而成为作家、思想家。

    《阿长与‘山海经’》欲扬先抑，是一篇抒情性极强的散文，读《阿长与‘山海经’》，我们分明能看到三十多年后的鲁迅，对阿长含笑的揶揄与调侃。文章结尾部分对阿长的赞叹和祝福文字，几乎就是一首饱含深情的赞美诗。反复朗读，仔细体会，便能从中感受到别样的情感。“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可谓神来之笔，是鲁迅喷薄而出的，发自肺腑的，对长妈妈的祝愿。既饱含了亲人般的怀念之情，也浸润了无奈和苍凉。“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一句语法颇有讲究，正常语序应为“愿她的灵魂在你的怀里得到永安”，这里的“永安”二字是使动用法，用强烈的动作感，表现出鲁迅对地母的热切祈求，情感比常规语序显得更炽热。

    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霹雳”吗？

    五猖会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花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5月25日

    【导读】

    留下来的才是教育

    想象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的天性，五猖会对童年鲁迅而言，是充满诱惑的存在。

    终于要去了，“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然而，父亲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去拿你的书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父母的话语在你的心里产生过哪些震颤？读一读鲁迅的内心感受：“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接着，他“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能写一段自己的感受吗？

    终于可以看会了，“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这篇文章前文不惜笔墨，涉及“五猖会”的文字却很少，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呢？

    赏会的快乐完全没有享受到，背书的煎熬却在三十多年后仍难以忘怀。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说：“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和家长共读这篇文章，交流阅读体会。告诉他们和自己：什么是教育？留下的才是教育。

    社戏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1]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2]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3]！”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

    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4]了。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决没有留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

    总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阿发说。

    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没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驾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船行却慢了，摇船的都说很疲乏，因为太用力，而且许久没有东西吃。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5]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大家都赞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他于是打着楫子过去了。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姑奶奶，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1922年10月

    【导读】

    学校在窗外

    《社戏》是一篇创作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鲁迅以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用第一人称写了“我”二十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小村看社戏。小说标题是《社戏》，为什么要曲曲折折地写两次在北京看戏的内容？是为了突出故乡的社戏，还是为了暗示现实？是为了首尾呼应，还是为了让沉闷枯燥的现实包裹生动活泼的过去？

    中学教材中大多节选的是看社戏部分。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怀念，特别是对农家小朋友诚挚情谊的眷念。这是鲁迅作品中难得的阳光篇章，里面含有的正能量指数非常高。看什么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看，心情状态如何。水乡、夜晚、社戏、渔火、罗汉豆、船只、儿童，这哪里是一篇小说，分明是一首田园诗歌。这里的生活场景早已超越了鲁迅生活中的原样，而是进行了诗意的夸张，似乎是在向人们描画一幅儿童时代理想的生活画卷。

    好的小说，要有值得追随的人物。《社戏》中的每一个人都让人念念不忘。阿发可以封为“傻王”了，竟然说“偷我们的（豆子）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双喜机灵聪明，立刻想到专偷阿发家的可能会被发现，大家又“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八公公十分仗义，没有提盐柴的事……而“我”是念过“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这个句子出自《诗经》，它的意思是“涧水清清流不停，南山深幽多清静”。枯坐书斋念想象自然的句子，哪里能真正感受到走进自然的快乐？鲁迅先生曾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常的活动。然而，如今又有多少孩子能享受到这样的童年生活呢？小说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六一公公”。鲁迅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置这样一个看上去很诗意的人物呢？小说写到“六一公公”便戛然而止，他的一句“（迅哥儿）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便将沉浸在诗一般梦境中的“我”拉回到现实，就有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吃不出滋味儿的感受。在六一公公善良、宽容、厚道、热情的诗意人生下，还潜藏着“叫停者”“终结者”“批判者”“旁观者”“先知者”“中间者”等丰富的内涵。可见，《社戏》也是一篇警示未来的诗体小说。

    儿童应该属于自然，他们的学校本该在窗外。文末，“我”动情地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时间将人流淌成一条河，有的清澈，有的浑浊，有的或许已经干涸，只剩下了深深浅浅的怀念。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1925年1月24日

    【导读】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你经历过心爱的玩具被别人毁掉的事吗？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吗？这件事有没有给你的内心造成过一些伤害？

    1919年，鲁迅写过一篇短文《我的兄弟》。他说：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1925年，鲁迅又写下了《风筝》一文。对比这两篇文章，你一定会发现许多异同。

    “风筝事件”二十年后，鲁迅认识到“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当年却亲手毁了弟弟的天使，这无疑是“精神的虐杀”，然而弟弟却已经忘却了！这样的“沉重”感又有谁知道呢？童年时期受过的精神虐杀，长大后未必记得其事，然而，很可能已转化为某一种负面的东西。这样的特质一旦形成，将无迹可寻，无可把握。就像吃了某种慢性毒药，不知不觉中已经受伤。弟弟的“忘记”或许只是表面的，而内在的看不见的某个部分可能已是千疮百孔。

    将玩具还给孩子，放他们回到自己的童年，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玩具

    今年是儿童年。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鸦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6月11日

    【导读】

    和玩具一起慢慢到老

    在很多人眼里，鲁迅应该是一个不苟言笑，整日埋首书斋奋笔疾书的人，毛笔、香烟是他主要的玩具。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鲁迅是一个痴迷于各种玩具的人，他一直在玩具的陪伴下长大，直到生命的尽头，看上去像一个长不大的男孩。

    鲁迅自幼喜欢玩具。《阿长与‘山海经’》中说，拿到压岁钱后，“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五猖会》中提到迎神赛会留下的“纪念品”，“花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到了“纸糊的盔甲”；《我的种痘》里描述了五十年前父亲送给他的玩具：“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另一样是“万花筒”；儿时朋友“和尚”木匠送给过一把木制象鼻大刀，他保存了很久。

    鲁迅日记中关于玩具的记载约一百二十多次。成年后，他对玩具的热情依然不减。游厂甸时他常带回一些“小玩意儿”，如宋代的瓷质小羊，明代的小狗、小鸭，瓷玩具，泥人，以及泥做的小鸡、小猪，瓷小花盆、小瓷犬等。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一文中回忆：“在北京，他自己没有孩子，到店里看见有些玩具真好，欢喜了，买下来了。怎么办？一只不算小的假马，后来拿去送给朋友的儿子了。他书柜的抽斗里，偶然一抽开来，真有意思，小小的瓷水桶，瓷蟾蜍等等一大批。有的是放牙签的，有的是装清水写字用的，我们做学生的那里肯放过；一、二、三，抢。大家不客气动手了，五六个人竞赛，结果我抢到了一半，有些朋友得不到，几乎哭起来了。‘太难为情，分她些罢！’有人在劝了。到如今，我只剩得一只绿色蟾蜍，一只紫色水桶，一只黄色喇叭花形的牙签筒。”

    鲁迅一直到晚年仍保持着买玩具的习惯。

    他也看品牌。如，①1930年10月11日，买日本别府温泉场所出竹制玩具二事：一牛若丸，一大道艺人。②1933年4月29日，买玩具名“尚武者”一具。

    他买来送人或互赠。如，①1933年2月3日，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合，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②1933年5月15日，林语堂为史沫特列女士践行，亦见邀，晚同广平携海婴至其寓，并以玩具五种赠其诸女儿。……语堂夫人赠海婴惠山泥孩儿一。③1935年8月6日，西谛招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至其寓，同席十二人，赠其女玩具四合。

    他常给海婴买。如，①1932年11月25日，往商务印书馆为海婴买动物棋一合。②1933年10月19日，携海婴往购买组合，为买一小火车。③1933年10月23日，晚为海婴买陀罗二个，木工道具一匣。④1934年6月30日，为海婴买玩具枪一具。海婴是怎么对待玩具的呢？鲁迅给增田涉的信中有一段话：“海婴连一件完整的玩具也没有了。他对玩具的理论，是‘看了拆’。”

    这篇发表于1934年的《玩具》会是怎样的呢？鲁迅还依然坚持着“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的观点吗？读一读就知道了。

    《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11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1908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5月30日

    【导读】

    别把愚蠢传染给孩子

    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不愿他批评的现象未来还会延续，更不忍担忧的事一语成谶。鲁迅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儿童教育，他审视自己的童年，关注现实的人生，感悟、提炼、升华，进行着直击现实、警示未来的批判。从《狂人日记》一声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到这篇《看图识字》，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对儿童的关注已经从宏观走向具体的事实。

    人在儿童时期的阅读，可能就是未来的眼界和格局。成年人有“读什么”的权利和自由，儿童往往别无选择，给什么便是什么。糟糕的是，成年人往往懒得想象，机械刻板，罔顾事实，并且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忘了自己作为儿童时对阅读的期待。儿童读物常常漏洞百出，迂腐陈旧，惨不忍睹。更可怕的是，愚蠢的人往往自高自大，不能蹲下身来，站在儿童的视角理解儿童的世界，以成人的自以为是压制，乃至扼杀儿童的天性。愚蠢，是会传染的，以愚蠢待儿童，久而久之，儿童便和自己一样愚蠢了！

    时移世易，与鲁迅时代不同的是，如今儿童读物可谓“百花齐放”。然而，这些以“为你好”的名义出版的各色儿童读物中，不乏鱼目混珠、目中无人之作，大家选择时应慎之又慎！

    “鲁文”仍存，鲁迅还在。“误尽苍生识字始”，君以为然否？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8月7日

    【导读】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熟睡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

    这个细腻慈爱的男人究竟是谁？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他正是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鲁迅就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儿童有别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奴之子”和西方文化中的“神之子”，应理解为“人之子”。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应当理解、指导而不是命令他们。他还呼吁家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降临人间，从此，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由抽象变得具体起来，玩具、识字、图书，甚至照相都进入了他的文字。他一直在以“立人”的标准审视着与儿童相关的人和事，常发出一针见血的质疑。照相，在手机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变成随手可为的易事，“拍”往往只是“为了拍”，照片则未必能想起或细看。然而，鲁迅却从给孩子的照相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寻根究源，鲁迅将目光聚集在摄影师身上，孩子都有活泼的天性，中国摄影师偏好“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日本摄影师则偏爱“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这一发现让鲁迅陷入了沉思，他认识到，“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中国儿童的“洋气”未得到充分保护，因为“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不如将目光转向国外，在摹仿中创造属于中国儿童的“洋气”。写文章要学会“以小见大”“抽丝剥茧”，《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可作学习的典范。

    海婴小时候又是怎样的呢？读一读鲁迅给山本初枝信中的一段话：

    “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

    注释

    [1]谭叫天：谭鑫培，又称小叫天。当时的京剧老生名角。

    [2]目连：据传为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救母》一剧，旧时在民间很流行。

    [3]龚云甫：当时的京剧演员。

    [4]社戏：指社中每年所演的“年规戏”。社，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在绍兴，则是一种区域的名称。

    [5]罗汉豆：蚕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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