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在基本理论方面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等原理去认识、揭示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诸如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时代、时代特征和对外关系等的理论方面，苏共犯有脱离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僵化保守、故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苏共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其性质根本不同，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也是不同的。苏共右的错误，主要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峰，以致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教训十分深刻。
第一节 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任何政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和支配下进行活动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决定着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及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反映了各国革命和建设普遍性和共性的一面，其基本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经过反复验证的真理，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没有结束真理，并非固定不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又无不因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和个性而有所不同，必须根据实践经验和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而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丰富和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真正强大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28]所以，共产党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样才能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苏共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经历了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列宁主义，到基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到背离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一 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到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列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列宁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229]“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0]“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231]同时，列宁又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以及本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伟大成果。
列宁逝世后到1927年，联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在这些斗争中，高扬列宁主义的旗帜，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此，联共（布）自称为列宁主义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简称马克思列宁主义。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232]1939年，日丹诺夫在联共（布）十八大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我们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花岗石般的基础上的”。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近三十年期间，基本上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和其他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确保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推动了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还说：“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233]但在实际上，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并没有完全做到这样。这种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冒头，到斯大林后期变得逐渐严重。
众所周知，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二战以后达到高峰。当时，斯大林不仅独揽党政大权，而且独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斯大林的言论成为判别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斯大林的一切结论都被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别人只能加以学习和领会，或者为斯大林的结论进行论证。斯大林的某些不科学的论点，诸如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等，紧紧地束缚着理论界。而其间出现的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却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例如4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提出，对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社会主义社会应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但他的观点遭到严厉批判，他本人后来也在“列宁格勒案件”中被处决。1948年，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的战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的观点，也遭到严厉批判，说他回避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根本问题。结果，瓦尔加主编的杂志被勒令停刊，他所领导的研究所也被解散。二战以后，联共（布）中央倡议举行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各个领域出现了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当时，一本教科书、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篇小说，往往都要由联共（布）中央直接插手、干预或审定，甚至作出专门决议。结果，整个理论界笼罩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缺乏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
二 从背离马克思主义到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虽然他一再声称苏共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例如在1952年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在1961年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又强调“苏共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赫鲁晓夫在指导思想上开始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他延续着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错误，固守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教条。例如，1953年8月，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根据苏联实际情况，提出“加速发展轻工业”的主张，而赫鲁晓夫却固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不仅予以否定，而且大加批判，斥之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是“右倾的复活”。1955年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莫洛托夫对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较为实际的看法，认为战后的苏联只是“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赫鲁晓夫等人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建成”论，对莫洛托夫严厉批判，强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和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莫洛托夫的提法“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迷失方向”，迫使莫洛托夫不得不公开认错。另一方面，他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下大搞“非斯大林化”。他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没有肯定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地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恶毒地谩骂、诬蔑，实际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同时，他还用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提出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理论观点，从而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错误。
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虽然也一再声称“我们党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战无不胜的旗帜”[234]，“我们的党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党。它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当代最先进的、革命的科学，并尽一切力量使它进一步发展”[235]等，但实际仍然延续着教条主义的错误。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垄断资本及其修正主义奴仆试图阻挠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取消社会主义，抹杀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优越性”，同时强调，“指令性规划在国家经济的领导工作中具有主导作用”，“竞争是和社会主义客观不相容的经济发展形式”。[236]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是要维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的任何可能。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停滞不前。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不久，苏共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政治领域的“改革新思维”，突出地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第一，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并列为三个“革命性创议”，称“多元论”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发展逻辑的归宿。正是由于鼓吹“多元论”，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戈尔巴乔夫以下一系列言论和行动可以证明。
这种“多元论”首先表现为鼓吹摒弃“意识形态限制”，反对“精神垄断”。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强调，要“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也就是说，苏共主张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的限制和斗争。其次，“多元论”表现为让舆论工具完全独立，放弃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最后，“多元论”还表现为直接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强调，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意思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局限性”。这就道破了他不仅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
第二，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错误理论。它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翻版，也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变种。它不仅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全面的行动纲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戈尔巴乔夫用前者取代后者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其结果，一是摧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使苏共解除了武装，失去了应有的先进性；二是破坏了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导致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节 关于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问题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而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强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认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列宁说：“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237]又说党“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党“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238]列宁的上述思想，后来一直为苏共所继承和坚持。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239]1936年的苏联宪法，更从立法上肯定了党的领导地位，明确规定苏共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再次强调，“党是劳动群众的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苏共仍然强调党的领导地位。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党章》在序言中指出，苏共“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240]1977年的苏联宪法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几十年来，苏共虽然坚持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但在实践中长期强调“一党独存”，出现“以党代政”偏向，不重视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又企图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提出“全民党”的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更是走上鼓吹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把党变成“议会党”的错误道路，从而使苏共迅速败亡。
一 从主张“多党合作”到强调“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搞多党制还是一党制？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具体说明。对此，苏共的认识和实践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失败并不奇怪。只要不背离党的宗旨，总是会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起初，列宁有多党合作的思想。1917年4月，列宁提出：“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241]同年9月，列宁又说，要“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24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243]当然，这样做的条件是，其他政党必须服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244]
按照列宁的主张，布尔什维克党起初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实行联合执政。但这个时间并不长久，只维持了半年多一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导致两党合作发生破裂。二是主观认识有了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列宁的主张从原先的“分掌政权”变为“一党执政”。1919年7月，列宁在谈到有人责备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时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245]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的决议强调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246]其实，当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发生分裂。1918年9月，俄国出现两个新的政党，一是拥有2800名成员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党”，二是拥有3000名成员的“民粹派共产主义者党”。两者都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合作。但当时认为，既然目标相同，就不必单独建党。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能容许两个或几个政党同时并存”。[247]结果，几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政党也并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就最终形成了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的政治格局。
尽管如此，列宁从未把一党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从未说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一党独存”。后来作出理论论证的是斯大林，他在1936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所以，“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248]这就是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是“一党独存”。然而，苏联这样做是有弊病的。长期的一党执政和“一党独存”，没有任何其他政党（代表不同劳动阶层的利益和意见）进行参政和监督，实际上是造成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缺乏民主的重要原因。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的一个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形成敌视社会主义政党的土壤”，但可以有几个政党共存；“在数党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及其特殊的利益，但是极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全都是以社会主义为立足点的”。[249]这种认识，显然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
二 从强调党的领导到党政职能不分
在苏共“一党独存”的情况下，在强调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同时，如何正确处理党同政权机关的关系，是前所未遇的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阐述了很多很好的思想和作过很好的决议，认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决定方向，制定方针，提出任务，选配干部和监督、检查工作，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落实。列宁曾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250]但苏共的规定和领导人的讲话，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列宁一方面提出要严格区分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251]斯大林一方面主张党对苏维埃机关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实行总的政治领导，党的指示应该通过国家机关及群众组织中的党员来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又提出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252]由于苏共关于党政关系的理论很不完善，在实践中，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日益混淆，国家机关的实际地位不断下降，职能不断削弱，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被不恰当地大量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在各个级别上都是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直接指挥者，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形同虚设，或成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执行机关。结果，党政职能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既影响党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又影响政府部门的积极性。
三 从党政职能不分到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共口头上仍然坚持党的领导原则。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指出，共产党“是我们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的政治体制核心”。[253]但是，1987年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矛头指向苏共，逐步地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先后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步骤。
第一，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削弱书记处和政治局。1988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成立分管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经济、国际、法律、农业的六个委员会，以取代书记处的工作并架空政治局。这六个委员会，实际上只起咨询机构的作用。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对此评论说苏共中央“自动地埋葬了书记处”；此后，“书记处会议便自动停止了，党丢掉了战略领导司令部”。[254]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助手博尔金说，“从1989年起，书记处从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变成了论坛馆”；“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255]可见，1989年以后的苏共中央机构，已经形同虚设，不仅不再是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而且失去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
第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放弃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根本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实行“议会民主”，使“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随后，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实行总统制，实际上是要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剥夺苏共中央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权。1991年7月20日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中写道，过去“党垄断了政权”，现在“要使党‘非国家化’，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实行总统制，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的一次“夺权”行动。有材料表明，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雅科夫列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曾向戈尔巴乔夫紧急进言说：“改革以及我们整个政策最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局，其次是中央全会……如果您还继续拖延，不夺权，那么，一切就完了。”为此，他建议必须尽快建立总统制，“这样您就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既使政治局又使喋喋不休的最高苏维埃失去真正的权柄”。[256]戈尔巴乔夫真是这样做了。
第三，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宪法作了相应修改。此后，苏共便失去了法定的领导地位。1991年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公然宣称，苏共是“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对政权的垄断”。
应当指出，苏共过去实行“以党代政”，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则是在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事实证明，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四 从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到“议会党”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它同工人阶级不同，同工人阶级其他组织也不同。列宁强调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257]斯大林也一再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要保持自己的阶级性，充分体现自己的先进性。他们的科学论断，长期为苏共的纲领和章程所确认。
苏共在很长时间内确实体现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纲领主张和战略策略，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主力，挽救了欧洲和人类的文明，并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事实证明，苏共的确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愧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但是，苏共在如何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方面有严重失误。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出现理论僵化和教条主义错误，导致苏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失去部分先进性，党内运行机制的缺陷和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党的生机和活力。苏共对此既无清醒的认识，也未致力于消除，而是在执政的环境中任其发展。党章规定的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形同虚设，甚至多年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使党内民主机制的基础遭到破坏；在民主集中制方面，过分强调集中，压制了民主；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各级党组织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个人专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方面，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变成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并在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对党内监督重视不够，腐败堕落现象严重。
特别是，苏共未能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阶级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声称党的性质已经改变，已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成为所谓的“全民党”。苏共还未能预见共产党有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西方又推行“和平演变”，力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会反映到共产党里来，使党内出现不同的思潮和派别，使党内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一旦这些人成为“接班人”，掌握了领导权，共产党就有可能变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苏共过去虽曾进行过多次尖锐的党内斗争，清除了一些异己分子，但对整个党可能变质的危险性依然估计不足。苏共既未在理论上提出共产党可能变质的思想观点，也未在实践中采取防范共产党变质的任何有效措施，特别是对培养和挑选“接班人”缺乏严格的规定和必要的民主程序。所有这些，为苏共后来的变质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的理论思想，根本不提苏共的阶级性。起初，戈尔巴乔夫强调苏共是一个“自治组织”。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说苏共“是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258]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又说，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声称苏共将不再独揽国家领导大权，不谋求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地位；苏联将朝着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准备实行多党制。在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的推动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章程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标志着苏共的重大转向，苏共性质改变。苏共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变了，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提要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苏共的阶级性质变了，不再提苏共“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苏共的地位变了，不再提党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而强调放弃“政治垄断”，“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时，苏共的组织原则也变了，尽管还保留“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提法，但已不再把它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强调党内允许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志趣和问题”进行联合等。[259]总之，经过苏共二十八大的转折，苏共的性质已被彻底改变，苏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变成“议会党”。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党进行所谓“彻底革新”的结果。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正确估计社会主义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针、政策以及对现有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前提。苏共虽然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由于对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观点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一 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很长的”过渡阶段到“短暂的”过渡阶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是很长的、复杂的，要经历许多阶段。后来，根据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过程。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由于早逝，列宁没来得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
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宣告，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260]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总结报告中又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层建筑，这件事无疑要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容易得多”。[261]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正式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262]显然，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就意味着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结束，在理论上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斯大林之所以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来看问题，他只看到1936年已达到在国民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目标，就认为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却忽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此作为制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依据，就不可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 从“建成社会主义”到“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
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当时无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看，还是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看，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刚刚起步、水平很低、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离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列宁当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但苏联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据苏联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的计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0%，1936年苏联一个工人的采煤量，仅相当于1929年美国一个工人采煤量的42.8%，其他行业则更低，如生铁为37%，机器制造为41.4%，棉织品为37.3%。[263]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说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更不能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可是，斯大林认为，在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264]1939年3月，联共（布）十八大的决议又提出：“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265]
不过，斯大林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还比较谨慎，他从未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表。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说：“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266]1952年5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267]要逐步过渡，并认为这件事很不简单，“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是一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268]尽管如此，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第一条仍然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269]
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仅没有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思想，反而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重申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了党和人民的直接的实际任务”。[270]
特别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竟然提出，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具体的时间表是：在头十年，即1961～1970年，苏联要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在第二个十年，即1971～1980年结束时，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赫鲁晓夫宣布：“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271]
赫鲁晓夫“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空想，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
三 从“发达社会主义”到完全抛弃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曾对赫鲁晓夫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极端观点进行了调整和修补，并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应当说，这一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承认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短暂阶段”的传统观点；它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必划分阶段的传统观点；它认为1936年的苏联只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还不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否定了斯大林当年过早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它认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
但是，“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冒进夸张和不切实际的特点。它确认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宣称这个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体现最深刻的民主”，等等。苏共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如此尽善尽美，显然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是对苏联社会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从而掩盖了当时实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这个理论强调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因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说法，显然还没有摆脱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观点。
1982年11月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只在位执政了一年零三个月，但他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苏联在60年代后期已经建成相当完善和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安德罗波夫在15年后却还强调，苏联尚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这是对勃列日涅夫基本理论的重大调整和修改，不仅说明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也说明他们对苏联社会现实的评估后退了一步。尽管如此，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也还没有摆脱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冒进错误，因为它仍然认为苏联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强调要“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272]
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历届领导人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中，理论上始终存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这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
第一，促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巩固。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提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然使得许多经济规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苏共必须借助行政命令，并通过加强集中领导来促进这一“过渡”。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两者的同步发展，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有着内在的联系。后来，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而且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但它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改革，反而故步自封，变得越来越僵化。这种情况与苏共始终未能纠正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那时不再存在商品和货币，也不再有市场调节。既然苏共在理论上始终强调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也必然要限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斯大林在1952年强调，要“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谁主张扩大商品流通，就是阻碍苏联“向共产主义前进”，“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斯大林还说，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273]所有这些，都对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三，推动所有制“一大二公”倾向的发展。斯大林曾列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因此，为了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常常采取行政措施，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并过早地否定个体劳动者的积极作用，过多地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在赫鲁晓夫提出“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口号的同时，苏联曾对集体农庄采取大规模合并的措施，并把大批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结果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第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苏共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苏联模式的时候，实际上也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在内。例如当年赫鲁晓夫强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也跟着苏联纷纷宣布，它们正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正在形成，结果陷入歧途，迷失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总之，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理论观点，几十年来长期统治着苏联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教条。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是严重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它充满幻想，脱离实际，美化现实，掩盖矛盾，成为改革和创新的严重障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苏联社会已经十分发达和成熟，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改革呢？既然苏联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那怎么还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呢？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基本上延续了苏共对社会主义的提法。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说：“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依然是党的基本任务。”[274]但不久，他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根本改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1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修正了社会主义的概念，突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所谓的“民主”，将其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从而完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地把苏共的任务和目标说成是为了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他要改旗易帜，根本背弃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
第四节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取消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扬民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几十年来，苏共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也经历了曲折变化，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随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国家论”，最后又鼓吹“不受限制的民主”、“无条件的民主”等，彻底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变质。
一 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到“阶级斗争熄灭论”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斗争中，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75]他还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276]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此前后，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实质、任务以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诚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77]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两大任务，一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防御外来的侵略，二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更困难，“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27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279]
遗憾的是，在列宁逝世后，苏共未能很好地、全面深刻地领会、贯彻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先是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又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鼓吹“全民国家”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了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有所发挥。但他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却提出了“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强调要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要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来消灭国家，[280]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偏差。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281]1933年，他一方面说垂死阶级只剩下“最后残余”，一方面又说“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282]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又重申：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283]
错误的阶级斗争观点必然导致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在“大清洗”运动中，在镇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思想分歧也被当做敌我斗争，从而使大批无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被错捕错杀。这样，不但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损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苏共的重要“把柄”。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批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观点，并开展“平反”和“恢复名誉”工作。但赫鲁晓夫又走向另一极端，在理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政治上团结”的社会，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职能已“逐渐消逝了”。[284]同年11月14日，赫鲁晓夫在接见合众社记者夏皮罗时又说：“苏联没有互相敌对的阶级和阶层。我国的社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285]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286]
1961年，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又提出“全民国家”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287]“全民国家”理论是根本错误的，它不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苏联，剥削阶级虽已消灭，但还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贪污盗窃等新剥削分子，同他们的斗争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时，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或派遣间谍，或收买内线，力图颠覆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更是一种阶级斗争。这两种情况都需要运用专政的手段认真加以对付。既然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奢谈“全民国家”呢？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作了某些调整和修补，企图把“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1964年11月1日，赫鲁晓夫刚刚下台，《真理报》编辑部就发表文章说：“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矛盾的，也不是相对立的，那是它的自然的历史的继续。”后来，苏共一再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288]尽管如此，“全民国家”理论的消极后果仍然难以消除。由于“全民国家”理论的长期流行，导致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失去了对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警惕。最后，当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共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苏共不但无法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来进行反击，反而步步退让，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敌对势力。
二 从“无条件的民主”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戈尔巴乔夫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而且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鼓吹“排除任何阶级专政”。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不但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而且强调，“有必要使我们的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这个概念”。[289]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又说，当年宣布苏联是“全民的国家”，这在发展民主方面“应当成为标志”，但“遗憾的是，虽然进行了几十年的理论创新，却没有对政治机制进行某种改变”。也就是说，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贯彻得还很不够。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提出了“全民的法制国家”的概念，强调说“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这里特指是要“排除”无产阶级专政。可见“全民国家”的理论正被发展到登峰造极，苏共已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排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之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实际上非资产阶级性质莫属。
在鼓吹“排除任何阶级专政”的同时，还大力推行“民主化”，宣扬“无条件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的“民主化”。针对过去政治生活中不够民主的弊病，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是一般的和抽象的“民主化”，而且越来越片面，越来越走向极端。在1988年6月底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甚至提出要实行“无条件的民主”。他强调，苏联要“有内容充实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有概无例外的法制”。[290]众所周知，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允许利用“民主化”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发扬民主不能不要集中，不能不讲法制和纪律，民主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绝对民主。当时的苏联，正是在“民主化”浪潮下，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此伏彼起，民族冲突大规模爆发。反对派打着“民主化”的旗号，大肆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推行“无条件的民主”与“排除任何阶级专政”相结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主义泛滥，民主和法制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被取消。
三 从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和总统制
苏维埃是俄国劳动人民在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自己创造的权力形式。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1918年第一部苏维埃国家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掌握。”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是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早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时就明确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291]后来，列宁又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292]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人民创造的苏维埃是最好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293]列宁还指出，苏维埃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资产阶级议会制把两者分割开。议员们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制定各种决议和法令，但不负责执行。议会实质是一个“清谈馆”。而苏维埃是工农代表机构，同资产阶级代议机关不同，工农代表在苏维埃机构里“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294]，因此，苏维埃制度“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295]但是，列宁并不认为苏维埃制度已经完美无缺，相反，还需要不断地改善和改造。他说：“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296]
列宁逝世以后，苏维埃体制得到某些完善和发展，苏维埃作为人民代表机关发挥过明显的积极作用。如1936年宪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新选举制度，反映了苏维埃民主的扩大和苏维埃制度的进步。此后苏维埃权力体系不断完善，如最高苏维埃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有了提高，人民的权利有了较多的法律保证等。然而，由于以党代政的弊端，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作为权力机关，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苏共中央仍然过多地包揽苏维埃的职能，尊重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不够，在实践中，执行机关严重挤压苏维埃的权限，苏维埃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形式。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改革，要更多地发挥苏维埃的作用。1987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要对苏维埃“实现创新的变革”。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在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提到了要改革苏维埃制度，甚至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实现国家权力中心从党的系统向苏维埃系统转移。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原来的最高苏维埃。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本意主要并不在于改革苏维埃制度和加强苏维埃的作用。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以此来削弱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把苏维埃作为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工具。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削弱党对国家各个领域的重大决策作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作用都被大大削弱。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纷纷抢夺苏维埃权力，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陷入混乱，经济失去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局面下，戈尔巴乔夫便正式提出实行他早就在考虑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度和建立总统制。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政治改革要实现人民自治同“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他赞赏说，议会民主能“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明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设立总统制问题，并在通过的纲领声明中强调说，“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同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删除苏联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和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就这样先是取消苏共对苏维埃的领导，后是实行“非苏维埃化”，最终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度。于是，按照列宁“议行合一”的思想实行了几十年的苏维埃制度被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从内容到形式全被否定了。
第五节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共产党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更要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力，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改革开放，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促进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列宁、斯大林以来，在苏共领导下，在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教条僵化和不切实际，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归结为单一的公有制，并把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简单地归结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简单地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制约了生产的发展。最后，由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走入了“私有化”的误区，资本主义所有制便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 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社会制度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297]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298]他们所说的，显然是指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否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公有制究竟应该怎么搞，他们没有明确说明。列宁当年也没有明确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他只是指出苏维埃俄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列宁认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但他并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只能有两种形式，也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允许其他所有制成分存在。
如前所述，苏联1918～1929年开始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几乎冲走了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到1936年，按苏联宪法规定，社会主义所有制采取两种形式，即国营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允许公民拥有的个人财产，仅限于“公民劳动所有的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日常用品、个人使用和享受的物品，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299]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上都没有地位。这就是说，苏联形成了由两种公有制形式构成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从理论上固定下来。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300]斯大林实际上把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来，这一理论和实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模式化和绝对化，甚至还有所深化。例如，随着赫鲁晓夫在1959年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联的“个体经济残余”也渐渐地被消灭了。赫鲁晓夫还一再采取措施合并集体农庄，把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使之从集体所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结果，集体农庄的数量从1953年的93300个减少到1964年的38300个，即减少了一半还多；而国营农场的数量则从1953年的4857个增加到1964年的10100个，即增加了一倍以上。[301]于是，从形式上看，所有制“一大二公”的特点在赫鲁晓夫领导时期更加突出了。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7年苏联宪法除规定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两种形式外，又特别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当时的理论界则普遍认为，“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完全地普遍地消除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残余”。[302]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并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需要，它否定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可能，限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作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增长。
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行业不同性质和非平衡发展着的生产力，与整齐划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体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一矛盾，所有制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苏共否认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在1936年《苏联宪法》肯定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之后，苏共又宣扬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1938年，斯大林在他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说，在苏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合”。[303]这种说法显然引起这样的问题：既然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那还有什么必要在经济领域进行调整和改革呢？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对此作了某些修正，他一方面仍坚持说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承认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但强调两者不会“发生冲突”。[304]但这一修正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斯大林的上述论点，在很长时间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二 计划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及市场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按统一计划进行组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305]同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计划经济。他们的设想显然是指，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也曾提出过由国家直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及计划经济的思想。1919年3月，列宁在他撰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说：“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306]列宁还说：“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307]但列宁很快发现，这样做行不通。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来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时间不长，各种措施也不配套，实际上并未形成完整的经济体制。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斯大林和几乎整个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计划原则的思想作了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基本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调节，急于在过渡时期结束后建立全面的计划经济。斯大林十分强调计划管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他在1926年12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308]他在1927年12月又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309]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部门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计划具有法律效力；计划具有无所不包的广泛性；计划具有过度集中的统一性；计划完全排斥市场调节。应当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规模较小和关系简单、科学技术程度不高、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缺乏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在面临战争和时间压力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依靠国家权威和政府系统的行政指挥能力，较快地实现“原始积累”，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特定地区、特定部门和特定技术领域，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刻不容缓的经济任务。当时，苏联经济和国防实力之所以能迅速增强，同这种体制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重点发展的优越性不无关系。但这种体制也存在弊病，在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下，难以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和有效性，以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下滑。
在商品生产与货币问题上，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货币还会长期存在，但要严加限制。他把商品生产与货币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根柢”，是“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310]认为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只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利益”。[311]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312]由于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此就把社会产品的大多数排斥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斯大林后来还强调：“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要大力培植“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313]斯大林的上述观点，长时间内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为社会主义改革设置了理论禁区。后来赫鲁晓夫曾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他的改革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的范围之内，仅仅是把众多企业从中央的计划管理改为地方的计划管理。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如此，当时虽然提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但又强调，“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当时所进行的改革，只是在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同时又严厉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使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畏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其实，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都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事实证明，苏共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做法是不对头的。
三 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几十年来，苏共在经济改革方面至少有四个理论误区，亦即有四个关系没有搞清楚。
第一，完善与改革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14]列宁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观点。列宁果断地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改革的思想。但此后的苏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进行改革缺乏认识，一味强调要“完善”原有的经济体制，很少讲要加以“改革”。赫鲁晓夫实际上进行了改革，但当时苏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却偏偏用“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完善”这样的词语。勃列日涅夫则更是只讲“完善”，讳言“改革”。其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决不能墨守成规，还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革除其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要求的弊端，使之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执政的共产党要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同时，“改革”与“完善”并不矛盾，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这些道理，苏共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甚至多次坐失改革良机。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始终忽视发展商品经济，排斥市场调节，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们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市场经济是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性质的区别。决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道理，苏共始终没有搞清楚，因此所实行的几次改革，都畏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利用，导致改革的失败。
第三，公有制为基础与多种经济并存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始终强调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否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必要性，从而影响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所有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并起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应根据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允许其他一些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例如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和发展。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的活动受社会主义国家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利于加强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并加以合理配置，才能够促进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以及方便人民生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不搞私有化的同时，应当允许和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由于苏共陷入理论误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第四，国内建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苏维埃俄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曾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资金。在从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也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从国外引进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利用外贸信贷获得一部分资金，甚至聘请外国专家来苏联进行技术指导，包括帮助修建规模宏大的莫斯科地铁。但总的说，这种引进的数量很少，对外开放的范围不大，其原因除了主观上的认识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经济封锁问题。二战以后，随着西方“冷战”理论的形成和两大阵营的对抗，苏联对外开放的条件本来就是有限的。苏共一直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没有实行对外开放，而是关起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斯大林又提出片面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点，使苏联的国际合作和对外交流局限在东欧地区。当然，这同当时的国际形势很有关系，因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但苏联后来始终墨守成规，从而错过了利用世界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的时机。其实，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世界已越来越成为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形成相互联结、互相影响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根本离不开世界，所以应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国策，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社会制度，必须认真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国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才能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自我孤立、闭关自守，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资金，只能越来越落后。然而，苏共长期以来只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看不到社会主义还有向它学习、借鉴并同它进行合作的一面；只强调要批判资本主义，忽视了还可以利用资本主义。
总之，苏共几十年来陷入各种理论误区，往往把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坚持，却把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与社会主义本质有关的东西当做非社会主义来反对和批判。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教训。
四 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苏联长时期以来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模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苏联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现象，科学技术日益落后于西方，经济浪费严重，苏联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七大，确认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战略方针，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任务。所谓“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但“加速战略”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运行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已是重病缠身，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要高速度发展，结果，非但高速度无法实现，还耽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评价这一战略时说，“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是在保留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的，没有考虑到这种生产结构的潜力已经枯竭，这种结构已成为障碍”，因此他宣布“放弃加速战略”。[315]
经济体制改革是“加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二十七大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总体构想后，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进行全面讨论，并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要“根据市场规律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要“在管理体制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使之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优越性统一起来”。[316]全会提出了“三自一全”的改革方案，即在国营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筹资金”、“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其实质是使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年7月又制定和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信贷、物资技术供应等体制改革的11个决议，形成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仍保留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只是要下放经营权，让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原则，只是要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所以，这次改革的目标模式可称之为“完善计划经济”。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改革传统体制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动辄提什么“全面改革”、“根本改革”，但实际上都未见明显成效。此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使经济改革处于次要的地位。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向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了“争取确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其基本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它们平等竞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调节经济；实行灵活的价格制度，健全市场机制；等等。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并决定把“计划—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同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大，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之后，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共同决定，委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组织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沙塔林小组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起草工作，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方案（也称“沙塔林方案”或“500天计划”）。方案主张实行私有化（方案中称为“非国有化”），塑造市场主体，认为实行私有化不仅为市场机制的运用奠定了基础，而且能够为发展企业家活动提供保证，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时规定用50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沙塔林方案”实际上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个方案公布后，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苏联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争论双方分歧严重，难以调和。最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沙塔林方案”的基本主张，明确表示“我们应当实现所有制私有化”，并且以总统的名义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又称“总统方案”）。1990年10月18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基本方针。方针中说，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317]也就是说，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样，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一个从“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提法上和名称上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改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变为取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变。在所有制改造上，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只提出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而建立“市场经济方案”（即“沙塔林方案”和“总统方案”）明确提出了实行私有化。显然，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化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在社会制度上的取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化为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不仅是为苏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为日后苏联灾难性的剧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根据当时政府的预测：到1992年底，属于联盟的企业将有40% ～50%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0% ～70%。这项法律规定，国营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318]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给西方七国领导人写信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型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319]可见，即使苏联不垮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程也将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很快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趋势。
第六节 关于时代、时代特征与对外关系问题
时代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正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方向和自身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制定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及国内外政策。列宁说，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20]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的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都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垄断的出现和发展，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20世纪上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构成了时代的主题。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科技革命的开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我调节能力有所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成为各大国世界竞争中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成为世界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成了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各社会阶层的共同要求，显示了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逐步减弱，和平与发展逐步上升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尽力去适应和满足这一巨大变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否则就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苏共在时代、时代特征和对外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为制定正确的内外战略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行中即使出现了偏差，也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长时期内，苏共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始终把战争和革命当做世界的主要潮流，未能适应时代特征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对外关系“新思维”，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推行出卖苏联社会主义的对外战略，迎合了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成为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帝国主义时代与“世界革命”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回答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列宁为此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论述。以列宁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标志，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列宁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是历史上的大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整个发展过程并非笔直一条线，而是呈波浪式地前进，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列宁说：“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321]列宁在该书及其他论著中，回答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并且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国内外压力的影响下，垄断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所以，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这就必然使其国家矛盾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另外，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大量输出，并导致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和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并导致外部矛盾的尖锐化，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引起革命。因此，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全面成熟，“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22]同时，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际状况，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概括为不平衡规律，并据此得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结论，认为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正是在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特别是和欧洲革命的关系上，列宁首先坚持了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和欧洲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并认为俄国革命必然会推进世界革命的发展。他说世界革命已由“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323]他坚信十月革命后不久，欧洲马上会出现革命高潮。他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确定为世界革命的目标。他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各国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和中派，进行革命的发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领导世界革命，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在1919年3月，他创建了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324]1919年5月他又指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325]11月他又说：“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时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326]显然，在列宁看来，世界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327]列宁得出上述论断并非偶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严重危机，为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潮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此伏彼起。俄国的十月革命首先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伟大胜利。随之而起的还有1918年的芬兰革命和德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23年的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德国汉堡十月起义和波兰十一月起义。尽管后面的一系列革命未能取得成功，但“世界革命”的形势并非虚构。列宁所主张的“世界革命”战略，主要是“唤起革命”，而不是武力“输出革命”。
列宁在正确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发展趋势，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后来出现的自我调节能力、经济恢复能力估计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是出于革命导师面对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从唤起各国革命、决不放弃每一个争取革命胜利的历史责任心上看，上述问题的出现都是难免的。
但是，列宁毕竟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适时地调整了苏维埃俄国的战略策略。1918年3月，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在牺牲大片领土的条件下，赢得了可贵的和平时机。不久，又取得了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随后，又及时调整对外战略，主动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开始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而把战略重点放在国内建设和恢复经济方面。为此，苏维埃俄国同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加强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开始进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时期。历史证明，苏维埃俄国实行的这一战略转变是正确的。
斯大林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观，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执政以后，继承了列宁的内外战略。当时，苏联集中力量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赶超”战略，高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也采取务实态度，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世界各资本主义大国全都承认了苏联。1933年，美国也改变抵制政策，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走上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
与此同时，斯大林仍然坚持“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1924年4月，斯大林强调要“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行，“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苏联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328]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推动和支援各国革命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斯大林在推行“世界革命”战略时也犯有错误，主要是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由于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容易把一国的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斯大林机械地解释了俄国革命和苏共的历史经验，把俄国革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原则上升为普遍规律，认为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也必然是其他国家将要走的道路。苏联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苏共的理论策略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随着这种认识的延伸，苏共成了真理的化身，进而成了老子党，任何其他党都必须听命于他。例如，苏共利用自己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通过共产国际控制其他党，形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民主集中制被事实上的高度集权制所取代，正常的党际关系和国际主义原则遭到破坏，禁锢了各国党的活力。后来，斯大林对此有所认识，因此同意并促成了共产国际的解散。1941年4月20日深夜，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时说：“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329]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清醒的认识。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和在实践上贯彻这一点毕竟是两码事。二战前夕，为了加强国防，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苏联强行改变外部边界，扩大领土面积，从1939年到1940年，相继占领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地区和芬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战后，苏共又依靠“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来控制中东欧兄弟党，推广苏联模式，如不听从便“革出教门”。这实际上重复了“共产国际”时期的错误倾向。1948年发起的批判南斯拉夫、批判铁托运动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所有这些，都违反了斯大林已经认识到的真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及其影响
斯大林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进一步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是针对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上相对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稳定论”而提出的。斯大林认为：“资本的成就是不巩固的，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过程里隐藏着它内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330]资本主义的这种稳定是“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331]，这一稳定中孕育着新的危机。他在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332]接着在1928年12月，斯大林明确肯定共产国际“六大”所作的结论：“这个时期必然会经过资本主义稳定本身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333]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随着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强化了其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认识，把资本主义总危机思想系统化、理论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对苏联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斯大林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指的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个具体的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而不可克服的全面危机。它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和世界革命与战争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总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一战开始到二战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总危机所造成的结果是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从二战后初期，特别是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开始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战后建立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构建成为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334]斯大林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危机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危机，而是两个具有连续性的必然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导致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时期，是资本主义体系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趋于表面化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灭亡、资本主义体系趋于崩溃的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各国要以苏联为中心，联合各国人民组成反帝国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峙、对抗；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支持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伺机推翻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点。他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335]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当时出现的地区经济合作说成是“世界市场”，并使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立”起来，从而影响了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却继承了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他认为，50年代后半期由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了第三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这次危机不是在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在和平环境和两个对立体系相互对抗的条件下发生的。[336]
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总危机”理论。他在每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大讲“资本主义的总危机”。196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的报告中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加剧和深化”。[337]1971年，他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338]1976年，他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说：“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339]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还说，“在这几年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它正在经受着最近十年来的第三次经济衰退”。[340]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在30年代至50年代初对于巩固苏联，建立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起过积极作用。然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具有明显的、极大的片面性。首先，忽视了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曲折性。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和波浪式地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和，生产力能够得到发展。总危机论一味强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和激化，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其次，它对战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估计不足。总危机论只讲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忽视它依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一定的生命力。再次，它忽视和抹杀了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看不到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时代主题的转换，固守“战争不可避免”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论，根本不考虑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既有对立又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在长时期内一直作为苏共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严重地影响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不仅30年代共产国际基于这一理论的指导，导致了具有“左”倾色彩的战略策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这一理论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直接影响到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估计，特别是在二战后，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估计不足，实际上把苏联排除在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外，造成闭关锁国，自我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消极影响。
三“新时代论”与扩张争霸
赫鲁晓夫认为，继续把现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不符合当代实际”[341]，提出了“新时代论”，认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当代根本问题是争取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342]其实，这“新时代论”实质上并没有脱离“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只是在表述上显得十分混乱而已。但是，赫鲁晓夫以此时代观为指导，对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作了调整，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鼓吹在当今世界就要争取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
“三和”理论的提出，当时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存在严重缺陷和错误，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第一，无限扩大“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束缚和压制了各国的革命运动；第二，低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对立的尖锐程度，对西方国家抱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三，过分夸大了战争可以避免，认为只要通过全面彻底的裁军，就可以防止战争，实现“三无”世界。
在“三和”、“三无”的掩盖下，赫鲁晓夫一面鼓吹苏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决定作用，企图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一面又力图扩大苏联势力范围，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美争霸的局面正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曾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随后又向美国资本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在1962年，先是将导弹偷偷运进古巴，后又在美国的压力下灰溜溜地撤走导弹，给世界落下笑柄。
总之，赫鲁晓夫的“三和”、“三无”理论，对苏联的思想领域和外交战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后来实际上成为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思想来源。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继续鼓吹“新时代观”，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第一，强调社会主义“进攻”论。苏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危机，已没有力量同社会主义正面较量，帝国主义的链条即将一节一节地脱落”。同时，苏共过高估计苏联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已占有优势。1970年5月，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发表讲话说：“在过去的25年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增强了许多倍”，“现在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的进攻阶段”。[343]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苏联表面上强调“缓和”，要同西方实行“和平共处”，实际上却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采取步步进逼的进攻性姿态。
第二，鼓吹“利益相关”论，广泛插手第三世界事务。苏共声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局势都“触及苏联的利益”，不能漠不关心，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与苏联的利益有关，苏联就要插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宣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344]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加紧向第三世界进行渗透，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干预和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20世纪70年代，苏联派遣军事人员介入安哥拉内战，指挥古巴介入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边界冲突，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最后又出动8万大军直接侵入并占领阿富汗。截至1983年，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共建立31个可供它使用的海、空军基地。[345]所有这些，都是苏联推行“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方面。
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力求控制中东欧国家。苏联把中东欧地区看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严加控制，企图以此为依托，推行“扩张争霸”战略。当时出笼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也包括“有限主权”论、“普遍规律”论、“国际专政”论等。例如，当时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346]这就是说，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而一国的主权是有限的。又如，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马祖罗夫说，“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要把“一国专政”变成“国际专政”的任务，“这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共同任务所要求的”。[347]这就是说，谁要违背苏共所确认的“普遍规律”，苏联就要对其实行“国际专政”。再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谈到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是不可破坏和不可触动的。”[348]这就是说，苏联认为兄弟国家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之内，自己有权使用武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味推行扩张争霸战略，到处伸手，扩大势力范围，加紧军备竞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持续大幅增加，1971年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苏联的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但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高于美国，苏联1975年的这一比重为9%，美国1977年的这一比重为5.4%。苏联大力扩充军队，从1965年的331万增至1976年的427万，而同一时期，美军的总兵力由266万减至208万，苏联的军队比美国多200万。[349]苏联这样做，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使得国家元气大伤，不仅经济上背上沉重包袱，而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种种错误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践踏了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国家主权原则，不仅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四 对外关系“新思维”与苏联“全盘西化”
苏联由于长期奉行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外战略，在“输出革命”和“与资本主义进行总决战”的旗号下，在世界各地进行自己国力无法长期支持的疯狂的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干涉别国内政，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对峙对抗，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招致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同时，长期的对抗和争霸，使苏联经济处于半军事化的战备状态，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轻重工业失调，农业严重滞后，消费品生产供应不足，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以后，为了摆脱困境，提出了要“实行新的政治思维”。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其上篇专门谈国内改革，下篇专门谈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关系的新思维。此后，在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文章中，在苏共和苏联政府通过的决议和各种文件中，“新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描述和发挥，使“新思维”成为一个内容广泛而且系统的理论，后来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融合在一起。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要对苏联当前所处的时代进行重新认识。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过去对资本主义腐朽、垂死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所起的作用的理解”。[350]他还认为过去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提法也不妥当，因为“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螺丝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351]这些观点，对于克服苏联对外方针的片面性、局限性和改变扩张争霸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对外关系“新思维”的理论却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错误。
第一，鼓吹“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352]，“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353]在戈尔巴乔夫的眼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争取和平与霸权主义的矛盾不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见了，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压迫第三世界的矛盾也不见了。总之，国际社会天下太平，一切矛盾与斗争都不见了。这显然给自己套上了自我欺骗、毁灭的绞索。
第二，倡导国际关系“人道化”。戈尔巴乔夫说：“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他又说：“战争的危险在加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人道化。”[354]他还说苏联外交政策的依据是“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355]然而，在国际舞台充满矛盾、斗争和冲突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岂能实现“人道主义化”？在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加紧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岂能“非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做，那就只能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装，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
第三，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日益“趋同”论。戈尔巴乔夫说，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356]“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过程，它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诸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357]在戈尔巴乔夫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几乎走到一起了，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变成社会主义的日子不远了。
第四，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新思维”的核心。不可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事情属于“全人类利益”的范畴，例如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保护生态环境等，甚至禁毒反毒、防治艾滋病和国际反恐等也带有“全人类利益”的特点。但在阶级社会里，很多事情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即使是“全人类利益”，不同阶级对此也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泾渭分明，决难混同。同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然而，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利益”，主要目的是背叛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他主张一切都要服从“全人类利益”，完全抹杀“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他眼里，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被抹杀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要了，不同的国家利益也放弃了。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为苏联向西方实行妥协退让开辟了道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它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358]西方国家也始终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强调，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人民。1989年5月13日，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发表讲话，更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强调“西方应当鼓励苏联朝开放社会演进”，并要求苏联“同西方合作”。[359]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核战争，为了所谓的“全人类利益”，为了求得国际合作，便放弃斗争和抵抗，走上靠牺牲世界社会主义利益和苏联国家利益去迎合美国的道路。后来，戈尔巴乔夫一味退让和屈从，尤其是引导东欧剧变，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向西方，听任西德“并吞”东德，从而使苏联失去许多盟友，失去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缓冲地带。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符合了西方的利益，因而得到西方的普遍赞扬。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不无道理地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360]美国总统布什称赞戈尔巴乔夫说：“就他如何处理或鼓励东欧的和平变革而言，我们对此当然是赞扬的”；“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361]不难看出，西方政治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者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十分清醒的。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价值取向认同西方，自然也就误导了国内改革，为西方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提供了契机。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从对外关系迅速转向国内改革，苏联的改革越来越以西方模式为方向。苏共主张照搬西方，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则认同西方价值观。也就是说，要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全面引进西方模式，即要苏联“全盘西化”。
总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的贯彻，苏联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发展的能力，并迅速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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