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冯梦龙编的《笑府》中有一则笑话题为《谬误》。

    这则笑话说，有一监生(在国子监求学的人)偶尔看见别人投寄书信，署名为“眷制生”。他深感其中一个“制”字用得新奇，很想效法一下。有一次，他给住得很远的一位亲戚写信，写好信后就端端正正地署上“眷制生”三个字。

    打发仆人去送信后，他得意非凡。不久，仆人回来了。这位监生便急不可耐地问：“主人有什么话吗？”仆人答：“当我的面看信后就问：‘老相公康健吗？’我回答说：‘安好。’又问：‘老奶奶康健吗？’我回答说：‘安好’。听我回答后，主人沉吟片刻，笑着进去写回信，当即打发我回来。”监生一听大喜，颇为感叹地说：“人真是不可以不学啊，我只是一个‘制’字用得好，他见了，便添下多少殷勤！”

    这位监生哪里知道，自己盲目附庸风雅，竟闹下了大笑话！

    中国古代有讲究书信礼仪的优良传统。一个人懂不懂书信礼仪是体现其文化素质和个人涵养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眷生”这个概念，是旧时姻亲之间的互称。对平辈的自称“眷弟”，对长辈的又自称“眷晚生”，对晚辈则自称“眷生”。“制”这个概念，是旧时依礼守丧之称，常指死了父亲或母亲。在“眷生”中加进一个“制”字，就是告诉对方自己死了父或母，还在服丧。《红楼梦》第一百十四回里有句“因在制中，不便行礼”的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位监生的父母双亲明明健在，他却要自称“眷制生”，真是可笑之至。

    从逻辑上来说，“眷制生”这一概念是对“眷生”的限制，它比眷生多了制即死了父或母的内涵，外延却比眷生小了。

    概念的限制，是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它是根据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来进行的。对概念进行限制，就是缩小概念的外延，增加概念的内涵，使外延较大的属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例如，把属概念“现代化”限制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后一概念比前一概念外延要小，而增加了“中国式”的内涵。运用概念的限制这种逻辑方法，有助于具体、准确地表达思想，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事物。

    抚顺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战犯》中，有这样两句对话：

    日本女战犯：“我是科学工作者。”

    战犯管理所副所长：“不！是战争科学工作者。”

    加上“战争”这一内涵，就更切合日本女战犯的身份了。

    “请毛主席升旗。”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传出40多年前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

    “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

    旗和国旗是属种关系，旗的外延比国旗大。加一个“国”字，增加了内涵，就对“旗”的外延进行了限制。

    毛泽东给陈毅关于谈诗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从手稿上看得出来，“长短句的”这四个字一开始是没有的，是后来添进去的。为什么要添上这四个字？因为“词学”不仅包含“诗词学”，还包含“词汇学”。添上“长短句的”四个字，就对“词学”这个概念作了限制，使之不表达“词汇学”，而只表达“诗词学”，就准确了。

    对概念进行限制，往往容易出现以下几种毛病。

    一是加上去的概念即附加语与原概念重复。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征集关于国家名号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意见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用“稳妥”来形容“可靠”并没有增加什么，因为它们是两个同等程度的概念。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用“充分”来形容“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一般可靠，而是“充分”可靠。

    在《青年一代》杂志上登过一篇《选拔王昭君演员引起的》的文章，说到有个20岁的小姐毛遂自荐，她介绍自己说“一个您并不熟悉的陌生女人”。“陌生”就是“不相熟悉”的意思，再加上“并不熟悉的”就叠床架屋了。

    第二种毛病是限制后自相矛盾。

    杜林主张有“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既是无限序列，又怎能计算呢？

    “他是幸存的死难者”，既是“死者”中的一个，又怎能是“幸存”者，应改为“他是幸存的受难者”。

    有人问：“红墨水”为什么又说得通呢？这是因为这里的“墨水”已经失去了它黑色的本义，只是泛指有颜色的可书写的水，所以不与“红”相矛盾。

    埃及出现过“活死人”的概念，与“红墨水”的说法相类似。“活”的“死人”谁见过？原来，在古埃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抓到的俘虏通常是被处死的，“死人”是俘虏的代名词，到了奴隶社会，俘虏被强迫从事奴隶劳动，“活死人”就是指活着的俘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有《历史研究》大卷。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曾说这部大卷属“最没有读者的畅销书”，意为深奥得难于理解，以至干脆不看，但又非买不可，仅仅因为它是汤因比所著。

    第三种毛病是限制得不合事理，不伦不类。

    倪正茂先生举过一个很生动的事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科学知识广播中，说到有一位妇女生了个遍身是毛的男婴，还特别说明产妇是“一位贫农女社员”。有的文章就问，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贫农”呢？是要说明别的成分或身份的妇女生不出毛孩呢，还是想说明贫农之外的妇女生下毛孩来就没有科学价值呢？或者说这是贫农妇女的特别荣耀，其他妇女不配享有呢？或者反过来说，因为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才生个“怪胎”，而其他成分或身份的妇女则不会有这种事呢？不必要的说明反使得宣传科学知识的广播变得不科学了。

    话说回来，对生“毛孩”的妇女，应怎样来限制才恰当呢？只要说：“辽宁的一位妇女”，或者说：“辽宁某地农村的一位妇女”，就可以了，硬要在“妇女”前面贴上成分的标签，就节外生枝了。

    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分解当作限制。例如，有人指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对我们说：“这里用的就是概念的限制方法。”拿过来一看，原来是：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与茅盾聚谈时，说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郭沫若说：“鲁迅愿做一头为人民服务的‘牛’。我呢？我愿做这头‘牛’的‘尾巴’，为人民服务的‘牛尾巴’。”茅盾接着笑了笑说：“那我就做‘牛尾巴’上的‘毛’吧！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乍一看，把“牛”缩小为“牛尾巴”，再缩小为“牛尾巴上的毛”，似乎是限制，其实不然。前面说过，概念的限制是把属概念限制为种概念，而不是将反映事物的整体的概念缩小为反映该事物的部分的概念。又如，“上海”与“上海的外滩公园”，它们分别反映的是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也不是限制。“上海”是一个单独概念，它下面没有种概念，所以不能再作限制。

    概念的概括，是指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从而扩大概念的外延，即由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大的属概念的一种思维活动。概括与限制正相反。

    有则笑话是嘲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小姐，今早我买东西时您算错了三块钱。”

    “当时你为什么不声明？”营业员怒形于色，“现在为时已晚了！”

    “那好，那多找给我的三块钱就不退给您了！”

    “算错”是外延较大的属概念，它包括了“多找”和“少找”两种情形。“算错”是对“多找”的概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因故”之类的公告：飞机航班“因故”取消，火车“因故”晚点，会议“因故”改期……究竟什么原因呢？只有当事人知道。“因故”二字的使用，很概括、很省力，它既能为好事圆场，也能为坏事遮羞。

    北京过去有一类商店，专卖四样东西，商店的招牌就叫“石灰、砖、瓦、麻刀商店”。因为它不卖别的建筑材料，不能叫“建筑材料商店”，所以只好取这么一个罗嗦的名称。这跟百货商店、中药铺、山货店不同，这些商店如果也用类似的方法命名，那就没有那么大的招牌可以写得下了。

    对概念进行概括有助于对事物的认识从特殊过渡到一般，掌握事物的本质。在科学研究中，发现了一类新事物，总要把新事物归入某一类，这就需要概括，例如说：“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就把鸭嘴兽归到哺乳动物这一大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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