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大礼议”闹得最凶时，就有人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王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之间有着某种契合。
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
在“大礼议”事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选择了站在朱厚熜一边，也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之下，朱厚熜扭转了原本被动的局面。这三个人与王阳明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他们分别是刚调入京城任礼部尚书的席书，吏部官员方献夫（王阳明的弟子），光禄寺少卿黄绾（王阳明的朋友，也是其弟子）。他们认为朱厚熜应该听从自己的良知召唤，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同时认定杨廷和这帮人完全是在违背天理良知，祸害朝堂。
等到“大礼议”事件平息之后，这三个人也受到了重用。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他们一次次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黄绾写给皇帝的推荐信早已连篇累牍，席书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朱厚熜说：“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
他甚至说，王阳明文武兼备，堪任将相。皇上应该将其调来京城，放在内阁，让他手握重权。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小人算计，忌者压制。今日朝堂之上多是中庸之才，皇上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与其商量天下大事的人。定乱济时，非王阳明不可。
不幸的是，席书在嘉靖五年二月去世，对王阳明重返中央权力机构也无能为力。推荐王阳明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阳明心学的高度认可。比如已退休在家的前刑部尚书林俊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了阳明心学。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这一辈子都活在混沌里了，心学让他的精神世界突然变得透明敞亮起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这样的人才推荐给皇帝，于是他举荐王阳明进入内阁做个辅臣。
在职的说话都不起作用，更何况一个退休多年的官员，自然也是不见动静。没过几天，监察御史熊爵又推荐王阳明进京担任兵部尚书。熊爵也同样是王阳明的忠诚支持者。他很羡慕王阳明，可以时时处处传播自己的心学思想。他感兴趣的，除了阳明心学，还有王阳明的兵法韬略。一个研究学问的，领兵打仗居然也毫不含糊，这让熊爵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他向朝廷推荐，像王阳明这样文韬武略兼备的人才，应该担任兵部尚书。
这些人一心想让王阳明尽快回到官场中来，可他们递上去的举荐信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朱厚熜给出的统一答复是，杨一清可来，王阳明等等再说。皇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张璁和桂萼两人所为。一直以来，他们对王阳明心学都抱有很深的成见。
这几年，有关王阳明入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朋友和弟子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好意。但对于王阳明来说，他们这么做，将会陷自己于两难之中。他们的呼声有多高，反对的浪潮就会有多高。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会有多少人厌恶你。对于权力大佬们来说，王阳明返回京城，将有可能会进入内阁。如此一来，便会摊薄他们的权力比重，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王阳明告诉黄绾等人不要再为自己出山而上疏了，不然嘉靖皇帝就会愈加反感。他说，几年前参与平定宁王之乱的湖、浙和南京的有功人员都得到了封赏，唯独出力最多的江西地界的将士，至今还要接受各种政治审查，有的身死牢狱，有的废业倾家。他们已经失意了这么多年，朝廷却在这时候给他这份不相匹配的荣誉，这让自己无颜见故人。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早已当腻了封疆大吏。只差半步之遥，就可以入阁拜相，实现一个政治家的终极梦想。但上天好像在故意与他作对，在这场无聊的官场游戏里，他只能做一个参与者，而无法做一个大赢家。
王阳明心中那团曾经燃烧过的欲望之火虽然没有熄灭，但已渐渐失去温度。之所以没有熄灭，是因为他对于事功还有自己的想法，碌碌终生毕竟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虽然说病痛缠身，可王阳明这时候也只有五十六岁。如果说他人生的终极理想是什么，那就是用良知之学改造这个世界。就在不久前，右佥都御史聂豹趁巡察的机会，来到余姚拜访王阳明。两人一番畅谈，聂豹感触颇深。分别之后，聂豹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书信寄给王阳明。他说：“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
王阳明对此深表赞赏，他知道这是聂豹在为自己的阳明心学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而打抱不平。王阳明说：“自己提倡心学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应在意这纷纷扰扰的评论。发挥自己的良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就能够实现理想的政治，这是最简单的治世之道。”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提出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在这里，王阳明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石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王阳明提出用良知治世，但同时他又感叹，残酷的现实与理想中的政治相去甚远，良知的学问不再光明，天下之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彼此倾轧。人们怀揣着自己的打算，偏僻浅陋的见解，阴险诡诈的手段不计其数。一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却干着自私自利的勾当。他们用狡辩来迎合世俗，用虚伪来沽名钓誉，掠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来显示自己的正派。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阴谋陷害，还要说成是疾恶如仇；妒忌贤能，还自认为是主持公道；恣纵情欲，还自认为是爱憎分明。
王阳明的这番话就是放在今天，也可以让我们读出一身冷汗。他又说：“人与人之间彼此蹂躏，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之亲，也怀揣着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隔膜丛生。更何况对于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怎能把它们看作与我一体呢？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也就见惯不怪了。”
王阳明在这里道尽了世相人心，然后他又说到自己这一生的终极梦想。他说，自己“赖天之灵”知悉良知学，只要发挥良知便可以治天下，他早就将天下百姓的困苦视为自身的痛苦，甚至不顾世人的非议与嘲笑，为解救天下苍生而东奔西走。
在这封信的结尾，王阳明特意提到，自己的肺病又发作了，咳疾恶化，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因此耽误了回信，很是抱歉。
很多年后，彼时的王阳明已经去世多年，聂豹还在后悔当日没有行拜师之礼。于是请来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与王畿，说：“我的学问完全是王阳明先生所授，如今先生已经不在，我想正式向其拜师都无法实现。请二位做证，我要摆香案祭祀先生，行拜师之礼。”
自此聂豹自称王阳明的门人，成为王门归寂派的一代巨匠。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像聂豹这样仰慕王阳明的官员也越来越多。随着心学的风行，自然分为两大派，支持王阳明复出和反对王阳明复出。嘉靖皇帝也感到疑惑：这个王阳明到底何许人也，让那么多人鼓与呼；心学又是一门多么强大的学问，让那么多人追随。
对于再次出山，王阳明有着自己的一番考量。现在朝堂之上把持朝政的是首辅杨一清和新进吏部尚书、大学士桂萼，有他们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就不会有他王阳明的一席之地。就算他再次出山做出惊世业绩，也很难有大的突破。更何况，桂萼这种官场上的投机主义者，怎能容得下王阳明和他来分一杯羹。
让王阳明犹豫不决的有几个原因。一是这些年他在越地潜心讲学，他的心学版图正在一步步扩张，再次出山，会让那些追随他的弟子，以及仰慕他的儒生们心里产生动摇。二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他上了一封谢绝书，奏称自己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肺病不断恶化，若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那就坏了朝廷的大事。三是老来得子，家庭生活的牵绊让他难以取舍。
王阳明和他的结发妻子诸氏结婚二十余年，膝下无子。出生于官宦之家的诸氏只是一个平常女子，但对于王阳明来说，女子的美貌与智慧并不是主要的。相反，很多时候，他对这个默默守护在他身边的平庸女子有几分惭愧之意。
这么多年，这个女人为他在心灵世界之外搭建了一座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家园。一个人无论是纯粹的精神生活者，还是充满烟火味的野心家，他都需要现实生活的反哺。就像是夏日里，我们见到荷叶上滚动的一滴水珠，无论那颗水珠有多么晶莹剔透，它都离不开荷叶的承托。同样的道理，明丽的思想也需要世俗生活的承托，一旦思想的水珠滚出世俗的那片荷叶，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诸氏是一个恪守妇道的女人，她身上有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孝顺、勤劳。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留在老家替王阳明尽孝道，从无抱怨。其实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与中国妇女形象匹配的并不只有牌坊和伦理纲常。尤其是江南地区，那些待字闺中的小姐和闲得无所事事的少妇已经有了参与社会活动的风气。按说诸氏的家庭出身和王阳明的开明程度，她都应该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但恰恰相反，诸氏这么多年过得格外清苦。
王阳明半生飘零，而作为妻子的诸氏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虽然如此，王阳明每次与妻子久别重逢，他都能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怯懦与不安。诸氏一直没为王家开枝散叶，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她觉得有愧于王家。在王阳明四十四岁那年，由父亲王华做主，把堂弟王守信的儿子王正宪过继到王阳明的门下。
诸氏在公公王华去世没多久也跟着离开了这个世界。本以为这一生不会再有自己亲生骨肉的王阳明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五十四岁这一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张氏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弥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大缺憾。王阳明在孩子满月这一天，宴请四方宾朋。他在结发妻子墓前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他相信，九泉之下的诸氏也会为自己而高兴的。
官场的失意，病体的困扰，都算不了什么。良知结出果实，半百之年又有了自己的亲骨肉，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的。看来上天待自己还算过得去，王阳明很是满意当下的生活。
王阳明的成就已经不需要再用官衔品级去证明。历史也终将证明，他的光芒早已不是当世任何一个人所能掩盖，就算是嘉靖皇帝朱厚熜。那些生前荣耀、死后寂寂的政客，那些制定规则、玩弄权术的大人物，最后都会尘归尘土归土，而王阳明和阳明心学却在时间里不朽。他虽然没能成为内阁大学士，而他的学说却为大明造就了两个伟大的内阁首辅。
嘉靖五年年初，在张璁和桂萼及王阳明弟子方献夫等议礼派的共同努力下，杨一清重新出山。杨一清进入内阁后，曾经想要设法调停首辅费宏与张璁为首的朝廷新贵之间的矛盾，可是收效甚微。对杨一清而言，正是费宏与张璁两派之间的矛盾给了他重新出山的机会。同样，对于张璁而言，能够听取老臣杨一清遵守祖制的规劝性意见也会在以后的革新中减少阻力。
费宏也是“大礼议”事件的受益者，当时，身为首辅的杨廷和同阁臣蒋冕、毛纪合力与朱厚熜争持不下，费宏的看法虽然同杨廷和等人一致，但身为阁臣的他还是在论疏上署名，用行动支持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厚熜。朱厚熜看出他们四人中态度有差别，认为费宏不错。等到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费宏接任首辅。
费宏为人正直和顺，尤其对一些青年才俊更是爱护有加，受到朝臣们的尊敬。嘉靖皇帝也很尊宠他。一次，朱厚熜御制律诗，命费宏负责编辑工作，然后朱厚熜亲自在费宏名字前面署上官衔：“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
费宏能够有今天的位置，全赖杨廷和推荐之力。当年内阁缺人时，内阁大臣杨廷和首推费宏，所以在张璁、桂萼等人看来，他们要把杨廷和的势力连根拔除，费宏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二人自恃“大礼议”之功，常常在朱厚熜面前诋毁费宏，甚至数次在奏章上诋骂他。这让根基未牢的嘉靖皇帝也没有办法，他所能做的，就是两边安抚，两边不得罪。
朱厚熜的做法让费宏很不满意，他不愿意再受小人之气，于是坚决要求致仕。随他离去的还有他的儿子费懋贤，费懋贤刚考中进士不久，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而庶吉士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储相”（内阁大学士的后备人才库）。费懋贤见父亲退休回家了，他也不要这锦绣前程，坚决要求回乡侍养老父。
费宏的离去，让朝臣们唏嘘不已。凭费宏的首辅地位以及他在处事上的机敏、练达，都斗不过张璁、桂萼，可见皇帝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
费宏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份辞的官，到了十月份，张璁就以尚书、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过了一年，桂萼也入了内阁。由此可见，费宏的出局，为张璁、桂萼二人入阁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嘉靖五年农历五月，杨一清成为新任首辅。从表面上看，张璁和桂萼貌似拥护杨一清，其实背后也是暗流涌动。一个政权内部存在不同政治见解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最高决策者是否采用高明的政治手段加以缓解或至少加以减缓。比如说在用人方面，张璁主张不拘一格选人才，对权力系统内部进行一次换血改造。而杨一清则主张循惯例，幻想利用官场潜规则来培植自己的亲信。
张璁、桂萼等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用人标准来推行翰林院改革，同时也回击了杨一清就翰林院制度“未可轻改”的论调。眼看新一轮的权力之争又将要拉开序幕，也就在这时，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的一场叛乱事件打乱了这一切。
叛乱的发起者是广西势力很大的一支土著，领头之人叫岑猛。岑氏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土著之一，当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岑氏人主动献出他们的地盘田州向朱元璋表示效忠之意。为了嘉奖他们的热情，朱元璋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田州府。岑伯颜是第一任知府，并允许其后代世袭。
岑家的势力不仅体现在他们有一支庞大的家族卫队，更让朝廷忌惮的是，他们对表面上效忠大明帝国的田州军队有着唯一的指挥权。
从洪武年开始，岑家就作为土官管辖思恩、田州。也就是说，岑氏家族相当于一个隐蔽的割据军阀。早在弘治十八年六月，岑氏族人岑浚围绕着继位问题，兄弟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地方土官也趁机卷入内讧。岑浚一次次攻击田州，而此时就任田州土官知府的是岑猛。岑猛，人如其名，生来就是一个猛人。按继承权顺序，他不应该成为岑氏家族的当权者，但他用谋杀父亲的手段篡位成功。
岑浚从攻略田州开始，一直攻到上林、武缘等县，这纷乱的局面惹怒了朝廷。因此，朝廷派出十万大军对岑浚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由此可见岑浚势力之强大。
当平乱结束之后，朝廷对思恩、田州二府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岑猛被贬为福建沿海卫千户，二府改为流官思恩府，于是以云南知府张凤、平乐知府谢湖接任广西布政司参政，让他们成为思恩府、田州府的行政长官。
这时候被贬为福建沿海卫千户的岑猛，拒绝前往赴任，留在田州，谋图复辟土官知府。另一方面，掌管田州府政务的谢湖遭到岑猛等土著上层者的反对，无法抵达田州赴任。策划复辟知府职的岑猛，又派人秘密潜入北京，贿赂当时的大太监刘瑾成为田州府同知，并因参加讨伐江西华林洞贼，军功累累，慢慢恢复势力。
土官管辖思恩、田州的局面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发生了变化，朝廷改变了原先的政策，以流官代替土官负责管理地方事务。流官势力在地方扎根不深，根本不具备独自面对叛乱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总是借狼达土兵的力量讨伐叛军，土官也给予协助。可是等到叛乱平定之后，土官却捞不到任何好处，军功都归流官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岑猛对朝廷的做法很是不满，最后发展到疯狂地向外部扩展势力。他自称是光武帝刘秀的后人，也应该享有上天的眷顾。
嘉靖五年四月，桂萼推荐姚镆领兵八万奔赴广西平乱。岑猛本来以为，朝廷会给自己一些实际好处，安抚自己澎湃的野心。没想到朝廷根本不给自己辩解的机会，很快就将自己的不安分定性为叛乱，而且还调集了如此庞大的军队来剿灭自己。
其实岑猛压根儿就没想过要走叛乱这条路。土皇帝当久了，难免会变得不安分起来。既然朝廷的军队进入田州地界，他也只能仓皇应对。无效的抵抗只坚持了两个月，岑猛就溃不成军。他只能从自己的根据地田州撤离，一路狂奔来到顺州，顺州知府岑璋是他的岳父。不过岑猛与他女儿的感情并不好，长期分居，岑璋早就对这个女婿心有怨恨。如今见岑猛来投，便大设酒宴为女婿“压惊”。
酒过三巡，岑璋向自己女婿说出了掏心窝的话。他说：“朝廷派出的大军正在追捕你，你逃到我这里，不是给我惹麻烦吗？更何况，你我虽有翁婿之谊，但你何曾将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我这里有毒酒一杯，你好自为之。”
岑猛见身边的亲兵都被卸去兵器，自知难以活着走出这里，只能长叹一声，饮鸩而亡。
岑猛死了，姚镆成了平乱的英雄。他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在平乱过后及时去安抚地方势力。不但没有安抚，反而变本加厉。他处决了那些投降的俘虏，用血腥杀戮来压制地方势力。同时果断地要求朝廷在地方实行改土为流，具体措施是在田州府任命流官知府、通判、推官、经历、知事各一名，由他们各自分掌政务。要知道，岑猛叛乱的起因，主要是反对朝廷改土为流。其实对于广西地区的叛乱，王阳明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
他认为广西发生的这场叛乱不值得小题大做，如果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朝堂内外百官们结党营私，权斗不止。他在给黄绾的信里写道：“思田之事，本亦无大紧要，只为从前张皇太过，后来遂不可轻易收拾。所谓‘天下本无事，在人自扰之’耳。”
平乱成功的姚镆再次将广西田州变成了朝廷制度的高压地带，第二年七月，岑猛的残余力量在卢苏、王受（二人是岑猛的部下）的组织之下，在田州又起叛乱。姚镆再度上书朝廷，请求中央政府再派军队入广西镇压。卢苏、王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攻下思恩、田州两座府城。
由于此时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有人借此向桂萼发起攻击，因为姚镆是他推荐的。姚镆剿匪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不但没能让地方恢复平静，反而将广西地区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下，在黄绾、方献夫等人的活动之下，张璁、桂萼等人只好向嘉靖皇帝推荐王阳明出山。
面对朝廷的再度邀请，王阳明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也明白，嘉靖皇帝这时候想到他，并不是真的需要他，而是因为朝廷内部斗争，才想到让重病缠身的他到酷暑的广西去平乱。
对王阳明来说，广西之乱并不足以令其忧虑。朝堂上下早已响彻让王阳明出山的呼声，可皇帝不以为然。如今在权臣的提议之下，朝廷硬要将一个重病之人推向前线。王门弟子不禁为先生抱不平，王阳明一生在艰难困苦中度过，最终也未能入阁辅弼朝政。
王阳明上了一封奏疏《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表明自己的心迹，他陈述自己病情极重，甚至预言自己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王阳明在这里并没有夸大的成分，他的肺病这时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些年来，他辗转各地，身心俱疲。远谪龙场让他的病势加重，渐入肌骨。所幸大难不死，他又像一个救火队员似的为朝廷四处灭火，再加上平日里广收弟子，诲人不倦。就是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这般昼夜忧劳，眼见着咯血的频率日甚一日，王阳明终于卧床不起。
皇帝和他身边的宠臣们收到王阳明请辞的奏疏时，并没有怜惜之意，他们甚至用阴谋论考虑问题。王阳明在疏中指责姚镆处理问题失当，目的是想提醒朱厚熜改剿为抚，朱厚熜却认为他在暗示自己姚镆碍事，因此请辞，便下令让姚镆致仕。而黄绾又不合时宜地上疏颂阳明之功，让皇帝补发他铁券岁禄。虽然朱厚熜一一应允下来，但心胸并不宽广的他将这一切理解为王阳明等人的坐地起价。于是，新的圣旨措辞非常坚硬：该剿该抚，该设土官还是流官，任凭你王阳明处置。不过你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得推辞。
皇帝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他还能有其他选择吗？王阳明为明朝政府打了一辈子工，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早就融入生命中的一点一滴，他的所言所行透露着坦荡与光明，任何注解都显得苍白而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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