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迎接新皇的官员将大行皇帝的遗诏郑重地交到朱厚熜手中的时候，这个还未来得及和往事告别的少年所能做的就是跪伏在母亲蒋王妃膝上痛哭流涕，母子之间俨然生离死别。朱厚熜感觉自己就像被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裹挟上路，让他根本无法体验到皇权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距离京城越近，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迎接新皇的仪仗队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因为储君进城是要举行一番仪式的。
朱厚熜非常熟悉明朝的皇家礼制，既然礼部让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那就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自己到底是谁的太子？谁又是自己的父皇？在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朱厚熜是不会轻易入宫的。
朱厚熜拒绝进宫的理由很简单，遗诏上只是让他继承皇帝之位，并没要求他以皇太子的身份入主皇位。朱厚熜没做丝毫犹豫就拒绝了礼部的提议，他还在为父守孝，怎能轻易就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在一边，去认他人做父？尽管他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前任皇帝。
朱厚熜在礼仪之争上如此较真儿，也让杨廷和等内阁官员大为震惊，一场席卷帝国权力高层的“大礼议”之争也就此拉开序幕。
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体上疏，他们希望能够靠着人多力量大，逼迫朱厚熜就范。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这件事上，朱厚熜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他拒绝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城登基。
封建君主制度下，皇位的传承脉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既然朱厚熜即将登基做皇帝，那么他就要和前面那些皇帝建立直系亲人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首辅杨廷和等文官执意要求朱厚熜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在双方的据理力争之下，最后各退半步。朱厚熜改道大明门入宫，但同时他也接受了过继明孝宗朱祐樘的现实。在第一次交锋中，双方均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三天，皇帝找来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们商量，要将自己的母亲接到宫中。两天之后，他又让文官们讨论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加尊号的问题，要求追封已故的父亲为先皇。礼部尚书毛澄在接到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左右为难。在苦无良策的情况下，他只好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的意见是，既然嘉靖皇帝已经过继给了弘治皇帝，那么就应该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样的话，其父朱祐杬就不可以再加尊号。不但不可以加尊号，就是在祭告生父时，自己也要口称“侄”。
杨廷和的建议虽然符合皇位继承的宗法理论，却打破了嘉靖皇帝的忍耐底线。本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如今又要让自己撇开生父，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为了说服朱厚熜，杨廷和甚至搬出了前朝的事例。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帝系继统的角度出发，他以为自己的建议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杨廷和的建议得到了官僚集团的积极响应，文武群臣百余人联名上奏嘉靖皇帝，要求朱厚熜遵循祖制，按规矩办事，将帝系归入大宗。
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之所以会站出来挑这个头，率领诸臣与嘉靖皇帝掰手腕，除了个人因素，更多是来自他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从帝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内阁除了要为皇帝分忧，更要对帝国的官僚集团负责。内阁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们需要将官僚集团的声音传递上去。
换句话说，如果杨廷和这时候执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上，他就要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愿，那么他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就会更大，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遵循礼法上，官僚集团表现得空前团结，雪片似的奏章压得嘉靖皇帝透不过气来。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经验、学识等方面来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可是十三岁的少年竟然会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让杨廷和等人叹服。
朱厚熜登基，让王阳明再度燃起提前退休的念头。在此之前，为了洗刷冀元亨蒙受的不白之冤，同时也为了洗刷那帮小人给自己安上的莫须有罪名，王阳明动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新皇登基，冀元亨终于可以无罪释放，可是他的身体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让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冀元亨从监狱出来只有短短的五天时间就死了。王阳明悲痛难抑，他觉得冀元亨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看着冀元亨的妻子李氏和孩子痛苦的神色，王阳明更是神伤不已。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坚决不会让冀元亨冒险进入南昌城。
他说：“自己连续四次上疏都没有获得朝廷批准，再加权奸谗疾，一次次恶意中伤，他不知道哪天会突然祸从天降，现在天启神圣，新皇承继大统，自己就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再说出来，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所以我冒罪请求回去。”
这一次，王阳明吸取了经验教训。他不管嘉靖皇帝会不会批准，都觉得自己必须离开，因为他的心已经不在那片曾经向往不已的宫阙庙堂之间了。他打点好行装就上路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自由人在故乡、在未来岁月里的生活景象：夏日带着弟子去鉴湖赏荷，冬日温上一壶酒欣赏姚江雪景，春日约上三五知己，让离线的风筝飞向高远的天空……
正德十六年九月，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与父亲王华重逢。父子二人来到祖父、祖母和母亲的坟头。对着埋葬自己亲人的地方，王阳明潸然落泪。他幼年丧母，不能奉养母亲。其后一直由祖父王天叙和祖母抚养至成人。尤其是听父亲说，祖母临终之前，反复念叨自己的乳名，王阳明更是悲痛不已。一切有温度的生命终将消逝，曾经的少年会一天天变老，跳跃的生命会一个个死去。王阳明知道，命运的流转才是生的本相。此时此刻，回望彼时，那一次次险夷之变、聚散之情、死生之戚，都令王阳明扼腕悲泣。
从亲戚们的口中，王阳明了解到，他的父亲早就料到宁王朱宸濠会叛乱，为此还专门在邻县上虞买了几间房，以做不时之需。当宁王在江西起兵的消息传来时，家人担心宁王派人来捣乱，让他躲一躲。王华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平乱，他怎可在后方当一个缩头乌龟。要是自己再年轻几岁，早就和儿子一起上阵杀敌去了。
不久，又有人传来一个虚假的消息，说王阳明已经在江西为国捐躯，有人就劝王华赶紧逃命要紧。王华说，自己买那几间房是为母亲做准备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儿子若有什么不测，他又怎能逃乎天地之间。
最让王阳明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平定宁王叛乱的功绩会成为献给父亲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他送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生日礼物。或许是为了笼络人心，刚继位的嘉靖皇帝晋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加封光禄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等荣誉职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这是何等的荣耀。
听闻朝廷派来的使者进入余姚，重病缠身的王华像是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突然之间变得精神焕发。他翻身下床，布置迎接官差的种种细节。王阳明劝他休息，他很不情愿地说：“虽然时间仓促，不得废弃礼节，更何况这是我王家的荣耀。”
王华的寿辰办得隆重而体面，这一天上门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王华这时候已经回余姚老家无聊而又寂寞地度过了十余年退休官员的生活。曾经的状元郎、少年得志的王华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病恹恹的老人，生命的烛火行将熄灭。
王阳明穿着新皇赏赐的朝服忙得不亦乐乎，而他的父亲王华也身着蟒袍玉带勉强支撑着病体，端坐于太师椅上。曲终人散，等到贺寿的人都走了，王华将儿子喊到身边。
王华说：“你我父子身上都穿着皇帝亲赐的蟒袍玉带，让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人活到你我父子这一步也算是至荣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脱了这身华服，其实我们什么变化都没有。人还是一副穷骨头，什么也没有增添。所以这世间的荣辱本不在人，而人却陷于荣辱之中。”
王阳明说：“父亲大人是想提醒守仁，不要将人生的得失看得太重吗？孩儿知道凡事都要心存敬畏，不可忘却初心。”
王华说：“新皇刚刚登基就表彰了你的功绩，你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王阳明说：“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当然是好事，父亲大人不也这么认为吗？”
王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当初你在南昌领兵打仗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你死了，你却没有死；人家都以为你平不了叛乱，你却平了。最难熬的日子都走过来了，你我父子还能活着在家中相见，这本来就是天大的喜事。但守仁你要明白一件事，兴盛是衰落的开始，幸福里往往会包藏着祸胎，当你们都感到这是巨大荣耀的时候，而我却有着隐隐的不安。”
父亲的这番话，让王阳明心头一震。这祸福相依、盈虚变化的一番话里包含着天地间的一个至理。这个理，来自一个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者的亲身体悟。孟子说，年四十不动心，而王阳明这时候已经五十出头了，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程。是继续上路奔波，还是惯看秋月春风，还良知世界一个清明？王阳明一直在做选择。
这一年的三月对王阳明来说又是痛苦的回忆，他的父亲王华病体难愈，离开人世。
在这个世界上，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最微妙的。王华起点很高，读书人得到一个状元郎的身份应该是最高荣誉。在王阳明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指点着他人生的前二十年，眼神里总是充满了狐疑和不信任。父亲总是担心他脑袋里塞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会将其引向邪恶之路。可是每当王阳明身陷囹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人就是父亲。当王阳明被一帮小人陷害，旦夕不可测，家人都惊恐万分时，王华告诫家人要慎言语慎出入，并相信时间会做出公正的评判。
王华的去世，虽然让王阳明悲痛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的情绪长久地沉浸于伤感之中。他让家人不要在人前放声痛哭，而是让他们及时换上丧礼用的礼帽礼服，准备葬礼用品。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光是将孝敬父母放在嘴上，却没有体现在孝敬的行动上，不能称之为“孝”。就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出各种孝的行为，那是不能称之为“孝”的。父母在世，如果能够将自己的孝心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就够了；等到父母有一天不在了，为人子女的在人前哭得肝肠寸断、神志不清，无法妥善处理后事，也不能称之为“孝”。
按照帝国官制，官员在亲人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这种强制性的休假相当于间歇性休克。这种无法避免的突然休克对那些处于上升期或执掌权柄的官员来说是一记闷棍，他们会在这时候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夺情留任，但庞大的官僚机器缺了谁都是一样运转，那些留恋权位置道德于不顾的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大段空白日子让王阳明有机会去重新梳理自己的内心，落得个风轻云淡。王阳明居乡的这段时光，余姚人钱德洪率侄子门生七十四个人迎请于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这时候钱德洪已经是这座小城里有一定声望的后生学者，一直以来都很仰慕王阳明。
钱德洪说：“能够在故乡等到阳明先生归来，这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先生这么多年，四海飘零，而我在家乡一直默默关注着先生的行踪。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在家乡入先生门下。”
当钱德洪带着一批和他同样好学的年轻人要求集体入王阳明门下时，却遭到了家乡一些老人的强烈反对。在这些老人的心目中，现在的王阳明与当年那个顽劣难驯的野小子王守仁并没有完全剥离，只不过靠着父亲的关系在官场混，听说混得也不行。年轻人跟着他，学不到好。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王阳明都会哑然失笑。在那些老乡亲的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当他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在家乡的王阳明虽然暂时放下了连篇累牍的政务，可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一大批以前的学生和前来交流学问的文人从江左江右相约赶来。不同面孔的人操持着不同的方言，向余姚会聚而来。每每与那些年轻的后生们交流，王阳明都会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自己。
如果说，置身于官场的王阳明是戴着枷锁的，那么回到家乡、回到讲坛的王阳明则插上了翅膀。中国历史的颜色并不单一，在那些还不算糟糕透顶的时代里，世界往往会摆出各种不同的表情。
嘉靖元年（1522年）六月，明世宗朱厚熜下旨，说王阳明平乱有功，朝廷正值新政之初，需要人才，让他速速来京，将委以重任于他，不得有误。
在此之前，王阳明已经两次上疏，请求辞去朝廷给自己的封爵恩赏。他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自己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让他萌生归隐的念头；二是那些与其同生共死的将士，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虽然朝廷明里也对他们予以褒奖，但并没有全部兑现，可以说是有名无实。有的甚至被朝廷监控和抓捕，比如冀元亨。
朝廷只是在名义上让王阳明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他人只能象征性地分一杯残羹冷炙，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即使接受了，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王阳明在奏疏中写得非常明白，宁王之乱爆发时，自己尚未任江西巡抚。为了国家安危，他临时组织了一支义军，很多江西地界的官员纷纷响应，不顾个人得失投身平乱之战。他们的功劳不但没有得到朝廷认可和褒奖，反而让那些奸佞小人谗言嫉妒。
就在王阳明信誓旦旦地向朝廷提出辞呈的时候，刚刚登基的新皇朱厚熜就向他发出召唤。本来已经准备远离权力场的王阳明又一次放下内心的坚持，就像是一只警觉的猎犬在沉睡中又听到主人发出的指令。
这一次，王阳明没做过多犹豫就选择了再次进京。他的仕途颠簸不平，先是没有施展才华的平台，等到有了平台，也将自己的才华展露无遗，可在君王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英雄。就连皇帝也要站出来和他抢功劳，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他以为自己已经心如止水，可是当君王的召唤又在耳边响起，他的血液瞬间就沸腾起来。他的那些弟子们实在难以理解，难道阳明先生当官当上了瘾？不然像他这样明心见性之人，怎会因为贪图这一世的功名，而放弃自己坚守的良知。昨日还在讲坛上，与弟子们大谈特谈自己的归隐理想；今日就要弃山林奔庙堂而去，为君王分忧愁。
王阳明六月二十日从南昌出发，奔赴京师。在路上只颠簸了十几天，刚走到钱塘，他就停下了脚步，皇帝的圣旨从京城快马送到。习惯于玩弄政治手腕的杨廷和又一次将王阳明拦在了宫阙之外。王阳明接过圣旨一看，就知道是杨廷和的主张。国丧期间，不宜进行封赏，王阳明只好又返回南昌履行江西巡抚之职。圣旨又添加了一条，免去王阳明南赣巡抚的职务，由杨廷和指定的人选担任。
王阳明想哭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明武宗（朱厚照）拿自己当猴耍，是因为他身边有小人作祟。谁知道新皇朱厚熜刚刚登基，自己又被耍了一次。
其实在上路之前，有弟子曾经劝王阳明：“杨廷和是不会容先生的，一是因为杨廷和是朱子学说的忠诚捍卫者，先生的心学在他看来就是异端邪说；二是先生又有平定宁王之乱的大功，天下尽人皆知，朝廷内外有很多人羡慕嫉妒恨。”
当时王阳明的弟子陆元静任刑部主事，他实在无法理解这帮人为何要对王阳明围追堵截。陆元静提笔写下《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逐一驳斥奸佞的诬陷，为恩师打抱不平。
王阳明在听说这件事后，写信感谢陆元静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并劝他不要再为自己的事而上疏。他告诫弟子，人活于世最大的隐患在于一个“傲”字。人应该以谦虚为立身之本，要学会自我反省，不要处处卖弄辩解之词。在书信的末尾，王阳明引用了孟子的话：“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怀着美好愿望奔往京都的王阳明在听了弟子的劝说之语后，表现得很不以为然。他说：“杨廷和不同于江彬那帮小人，此人还算是一个识大体的人，更何况身为内阁首辅的他，应该为新皇组建新的政府班子尽心竭力。”
杨廷和却不这么认为，他也知道王阳明并没有将其视为潜在的对手，也没将其视为江彬那样的小人，但他就是不能接受王阳明进京这一现实，他必须阻止对方的行动。就这样，王阳明再次被阻挡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之外。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希望再被卷进政治风波的王阳明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辩驳、不出手，就为自己赢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空间。嘉靖元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跟王阳明相关的事。这一年的进士考试由礼部负责出题，策问题的内容是，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完全不同，现在却有人有意抬高陆九渊，贬低朱熹。这种人与南宋时期攻击理学的何澹、陈贾并无不同。此人到处蛊惑人心，兜售自己的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禁其书、封其口？
出题人将矛头直指王阳明，希望借以引导天下儒生对王阳明展开口诛笔伐。王阳明的弟子徐汝佩拿到考卷后，就掷笔走出考场。监考人员问其缘由，他愤然道：“我不能置良知于不顾，不能曲意逢迎。”
王阳明从其他弟子口中得知此事，没有说一句话，脸色阴沉。有弟子不明白，就问王阳明：“徐汝佩这么做是大丈夫所为，不愧是王门弟子、心学传人。先生为何不快？”
王阳明摇头苦笑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就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等到徐汝佩回来，这位门人就向他说了王阳明对他交白卷一事的态度。
徐汝佩回答道：“我刚开始见出题者如此诋毁先生学说，愤怒难平。在你我看来，先生的学说是一门明心见性，博大精深的绝学，岂能容他人耻笑诋毁。就算不要这功名，陪着先生长住深山恶谷，也不愿在官场上与这帮人为伍。可是当我离开考场，一路上无所事事，我想到了先生平日教诲，不觉心平气和，而良知自发。我现在的心情只有两个字，后悔。我能理解先生为何不高兴，是因为我做错了。”
之后，徐汝佩又去拜见王阳明，将自己反省之语又说了一遍。王阳明听了，只点头不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徐汝佩似有所悟，躬身施礼退了出去。第二天，徐汝佩手持书卷又来拜见王阳明，他言辞恳切地说道：“昨日承蒙先生不言之教，弟子倾心细听，若闻惊雷炸响，声震百里。弟子心浮气躁，一时丧失良知。”
徐汝佩指责那些嘲笑诋毁王阳明的人，而王阳明则以“不言之教”点化于他，告诉他“仁恕”的功夫也应当自己去慢慢体会。光听别人说，自己没有“事上练”，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然而，同样是面对这场考试，王阳明的其他弟子欧阳德、王臣、魏良弼在回答策问时，却能直接发挥王阳明的学说，主考官也无可奈何，因他们文才出众只好录取。而同样身为王门弟子的钱德洪却落榜了，他回到余姚，心里仍然愤愤不平，就向王阳明道出自己内心的委屈。王阳明拍拍他的肩高兴地说：“我们倡导的圣学从此将在天下广泛传播了。”
钱德洪疑惑不解地问他：“他们这样批判圣学，怎么还会在天下广泛传播呢？”
王阳明说：“我的学说怎么可能遍告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呢？现在朝廷会试以此为考题，即使是在穷乡僻壤的读书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了。如果我的学说不对，天下就会有人起来探求圣学的真谛。”
王阳明内心也经常会自我反省，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招来世人的指责，是因为倡导“良知”说以后，有时会不自主地以狂者自居。孔圣人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他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交往。狂者敢于为善，而狷者绝不会为恶。
就在王阳明为自己的“良知”说寻求突破时，帝国的权力高层，一场关于人性良知的戏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杨廷和与他所控制的中央政府非要让新皇朱厚熜泯灭良知，遵循祖制。朱厚熜虽是一个心性未定的孩子，可内心的主张却坚定难易。
杨廷和这时候已经有些后悔，这个十三岁的少年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主，而王阳明又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真不知道，如果让王阳明这样的人进入京城，来到嘉靖皇帝身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王阳明与兵部尚书王琼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就在朱厚熜快要扛不住的时候，进士张璁突然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对于朱厚熜来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为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奏折引经据典地批驳了杨廷和等文臣的观点，这为孤军奋战的嘉靖皇帝壮大了声势。为了能够进一步笼络士子之心，朱厚熜先是为张璁加官晋爵以示嘉奖，同时向那些地方上的官员发出邀请。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颇为坎坷，曾经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直到四十七岁才考中二甲进士。也就在这时候，中央权力高层发生了“大礼议”之争。身在南京的张璁也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他既看到了皇帝的势孤力单，需要援手；同时还发现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张璁决定将宝押在嘉靖皇帝身上。
张璁站出来力挺嘉靖皇帝，等于是站在了全体廷臣的对立面上。张璁这时候在南京刑部任职，遇到了同事桂萼和时任南京兵部侍郎的席书，以及在南京都察院任职的黄绾。当时，这一批人对于“大礼议”问题多有深入探讨，从而在南京形成了一个“议礼派”的小团体。
虽然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从皇帝那里捞到了晋升的机会，可他们并没有赢得朝臣的支持，相反还为自己在权力系统树立了更多的劲敌。嘉靖三年（1524年）五月二十四日，张璁与桂萼应召到达京城。八月，席书也被召入京，任礼部尚书。张、桂、席等人相继进京后，留在南京的黄绾继续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互通讯息。
后来在张璁的秘密推荐下，黄绾也应召入京。临行前，黄绾就是否进京而征询王阳明的意见。由于当时张璁、桂萼等人已经被士大夫主流讥笑为取媚君上的奸邪小人，所以王阳明特别注意打消黄绾的毁誉之心。他说“大礼议”这项事业需要你，你应该进京辅助张璁、桂萼共同完成这件事。同时希望黄绾能够以“致良知”功夫互相磨砺切磋，不要陷入意气之争。
当时支持杨廷和的文官们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皇帝对其施以惩戒。嘉靖皇帝根本不予理睬，事态发展也随之进入僵持状态。在杨廷和等高级文官的步步紧逼之下，明世宗迫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圣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这时候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所遵循的是绝对理学的程朱道学，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唯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后来他的儿子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我们这些人与桂萼、张璁那帮人的观点不同，我们所奉行的是程颐、朱熹的学说；而张璁、桂萼等人是看皇帝脸色行事。”
杨廷和掀起的这场“大礼议”事件，充分暴露了程朱理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以及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本质上是天理与人情之争。他说：“圣人在定礼制的时候也应该出于人情，陛下应当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在这场“大礼议”之争中，虽然王阳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直接上奏疏，但是与其有弟子之谊的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与张璁一起上疏。或许正因为王阳明的很多弟子都站在张璁一边，也有人认为，这场“大礼议”之争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一场正面交锋。这种推理带有片面性，张璁只是一个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迎合嘉靖皇帝的想法，以期能够在新一轮的权力洗牌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对待阳明心学，他的态度和他的政敌杨廷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不但不支持阳明心学，甚至还激烈地反对过。
王阳明并没有冲到“大礼议”之争的第一线，他连一份奏疏都没有上。他就像是戏台下的看客，看着舞台上的人卖力地演出。他时刻关注着朝堂之上的这场斗争，也看透了双方为各自利益而战的嘴脸，那些卖力演出的又有几人是为良知而活。
王阳明没有参与进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还在丁忧期间，不方便直接参与政事。不过他在讲学时，与弟子们交流，也多次阐明自己的态度。父子天伦不可夺，皇上孝情不可扼。
他曾经写过两首诗，其中一首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又曰：“独坐秋夜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末及惺惺陋巷贫。”
其实这时候帝国的核心地带，并没有阳明心学的真正支持者。程朱理学的根基太深，逆流而动的王阳明只能做一个孤独的开路者，无法做一个风气的引领者。
嘉靖皇帝虽然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是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他还是为自己积蓄了爆发的力量。由于朱厚熜态度鲜明地支持张璁，部分朝中大臣的立场也发生了动摇，逐步分化为两派：一派支持为皇帝的亲生父母加尊号，是为议礼派；另一派则是反对加封号，是为护礼派。
在这场君臣博弈中，议礼派形势急转直下。有很多识时务的大臣也跟着张璁倒向嘉靖皇帝，议礼派队伍不断扩大，两派之间的争斗也由此进入白热化状态。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之时，嘉靖皇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州抵达通州，准备进宫。
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自己是皇帝，自己的母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尊贵的女人。她应该由京城的中门入宫，然后谒见太庙。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那些护礼派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自古以来焉有女人谒太庙之礼？真是荒唐至极。
朱厚熜刚刚登基，就在这场“大礼议”之争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让护礼派官员极为不安。而这时蒋氏已经抵达通州地界，当她听说朝臣逼迫自己的儿子认先皇（明孝宗）为皇考，因此拒绝进入京城。朱厚熜本就是一个大孝子，他在听说母亲已到达通州，并因父亲尊号未定，拒绝入京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皇帝，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尊严都维护不了，这个傀儡皇帝不当也罢。
愤怒之余，嘉靖皇帝说出了一句过激之言：自己宁愿不当这个皇帝，奉母回安陆州做一个普通的藩王，也不愿意伤害母亲的心。
少年皇帝的坚决态度使得朝臣们大为惶恐，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母子二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坚定不屈。如果双方互不相让，依然这么顶牛，事态的发展将会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地。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议礼大臣们只好做出让步。这样一来，蒋氏得以光明正大地从大明门中门进入皇宫，朱厚熜亲临午门迎候母亲的到来。可以想象得出来，母子二人相见，肯定是一番内心的窃喜和言语上的唏嘘感叹。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张璁。在张璁的榜样示范作用下，很多文官也上书支持皇帝。
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级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礼议”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是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
嘉靖三年正月，兴国太后（皇帝的亲生母亲）过生日时，朱厚熜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都要进宫朝贺。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竟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母亲身份的尊贵度。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七十三名大臣和杨廷和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总共上了十三道奏章。奏章上与不上是文官的事，而能不能听得进去则是皇帝的事。奏章上得越多，被嘉靖皇帝扣在手里的（留中不发）也就越多，根本不予理睬。大臣们对朱厚熜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迟迟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高呼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名号。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人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熜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入狱。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当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朱厚熜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朱厚熜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廷杖直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共有十六人先后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有八十多人录名待罪。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于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就这样被悄悄抹去。几年后，这场“大礼议”风波才算真正平息下来。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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