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抵达南赣汀漳巡抚衙门所在地赣州。王阳明虽然读过不少兵书，也研究过很多战例，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即便他在贵州时曾一纸退敌数万，但他并没有亲自领兵打仗。

    朝廷这次让他提督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军务，就是让他统率军马剿灭地方乱匪。王阳明不清楚在四省边境安营扎寨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贫苦农民，能把他们当盗匪剿灭吗？

    还有一件事也让王阳明头疼不已，那就是无兵可用。在王阳明的职权范围内，能调动的人马有赣州卫五千，福建汀州卫、漳州卫各五千，广东湖州卫、惠州卫各五千，南雄韶州千户所、湖广郴州千户所各一千，共计两万多人马，而且都是一些缺乏训练的乡兵。靠这些军队剿灭十数万叛匪，无异于天方夜谭。

    南赣地区以赣州为首府，包括南安、赣州、汀州、漳州、潮州、惠州、南雄、郴州七个府。此七府原本物阜民丰、海晏河清，如今却被各省抛弃，成了山贼们逍遥快活的所在。数以千百计的贫民在此地落草为寇。山深林茂，平日还可以兼顾垦荒种地，生产与打劫两不耽误。一开始还好，他们只是干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之类的小勾当。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些山匪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明火执仗地攻城略府，甚至还提出建国立朝的口号，这才震动朝野。

    赣州虽地处山区，却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因此巡抚衙门的规模也非别处可比。有文字记载：“穹堂峻宇，高闳崇墉，规制壮丽，它镇所未有也。”对于王阳明来说，他刚到赣州，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他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群山环抱的宏伟建筑，而是立即着手清理案牍。

    对于那些聚啸山林的赣南贼匪来说，王阳明的到来，无疑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正德四年冬天，当时的佥都御史王哲在与土匪的较量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的情况是，一股山贼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从武平奇袭于都，趁城防空虚架云梯从城西杀入，城池陷落。王哲只身逃往万寿官，躲在小阁楼里束手就擒，让朝廷丢尽了颜面。

    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王阳明抵达江西赣州。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了南赣地区的防务状况，其中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及土匪的基本情况。通过资料，王阳明对这一地区有了大致的了解。南赣地区山势险要、洞穴密布，这里是土匪藏身的绝佳之处，也给官府剿匪带来很大的难度。土匪凭借着深山密林和官兵大打游击战，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有时化整为零与官兵缠斗，有时又化零为整发动阵地战。交汇四省的官军曾经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联合围剿，可收效甚微。

    这一地区的土匪分为多股，他们分别是：盘踞于赣州崇义的横水、左溪、桶冈的谢志山、蓝天凤；盘踞于广东和平浰头三寨的池仲容；盘踞于江西南安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于广东韶关乐昌的高快马；盘踞于湖南郴州山林深处的龚福全；盘踞于福建漳州大帽山的詹师富。

    这里的山匪之所以难以剿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地人并不敌视山匪，甚至他们的亲人也参与其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农忙时放下刀枪，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到了农闲时又扛着刀枪进山为匪。在一些人看来，当土匪是件幸福的事，只要钻进山里，官府拿他们毫无办法，还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看到哪家姑娘长得俊俏，还可以抢来做压寨夫人。

    就在王阳明到任不久前，谢志山、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杀害了守城的官员。这两股暴乱的土匪以漳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如果能将其剿灭，对其他各处山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阳明在进剿浰头的山贼之前，曾经写信给弟子薛侃：“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即杨骥）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不是去格那个外部事物，从中发现一个天理。格物是“正事”，人生在世就是做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明白道理，这才叫格物。对于王阳明来说，领兵剿匪就是眼前的“格物”，而完成这一“格物”的前提是正心。他说，人的本心已经具备世间万物所包含的道理，又何必到外面去求。破心中之贼，仍然要在心上做文章。人心本有良知，如果用在人心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天理来破心中之贼，那么人还是为外部世界所掌控，动弹不得。

    用兵打仗很多时候靠的是指挥者的洞察、决断、行动及贯彻能力，而脱离人心的天理是僵死的教条，缺乏灵活机动。经过经年累月的磨炼，王阳明的心性已逐步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知行合一的功夫也运用自如，使他能对敌人的思想和行动了如指掌。

    1518年农历五月中旬的一天，王阳明收到家乡来信，获悉徐爱病逝的噩耗，不禁大放悲声。他面向苍天，声声追问：“今天，就是我回到阳明之麓，又有谁与我同志！二三子均已离群索居，我再说话，还有谁听？我再倡议，还有谁响应？还有谁来向我问道？我有疑惑，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呜呼，徐爱一死，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已经无所长进，而徐爱的境界不可限量啊！天丧我！就让我死算了，又何必丧知我最深、信我最笃的学生！我现在无复有意于人世矣。”

    徐爱的死对王阳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连续数日咽不下饭食。部下将士和随军的几个学生都劝他节哀，却被王阳明赶了出去。直到第三天，他才从悲情难抑的心境中走出来，想到自己还要去完成徐爱的未竟之业时，才找到摆脱忧伤困境的力量。徐爱是王阳明最为看重的弟子，他本想将自己的衣钵传于他，等到自己百年之后，徐爱可以将他的心学传承下去。

    命运无常，现在倒过来了，自己反而要替徐爱活下去，去实现他们成就圣学的共同理想。在千难万险的旅途中，属于王阳明的那片天空变得如暗夜降临。王阳明记得，徐爱曾经在自己面前说过类似于自己命不久长之类的话。王阳明并没将徐爱的不吉之言放在心上，他还斥责徐爱，要他不可胡思乱想。

    徐爱虽然官居兵部郎中，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王学门徒的学习。可以说，他是一个纯正的内圣型的思想家，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他曾当面劝过王阳明，他说：“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终无所成，不是最痛心的事情吗？我希望先生能够早日回归阳明之麓，向塔下好学之人讲述心学之道，以诚己身又教后人。”

    这句话与王阳明的内心不谋而合，他感慨道：“知我者，徐爱也，这又何尝不是我心中所想。”

    当王阳明接到南赣巡抚的任命时，他再三推脱，也曾打算不再出山。可是徐爱还是看出了王阳明内心的犹豫不决，就劝他：“您现在推脱不得，现在朝野上下都在非议先生的言行，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我与二三子先在这里支撑着，等着先生了事回来。”

    徐爱的选择没有丝毫犹豫，他在写给王阳明的信中，说到自己已经放弃官职，并在余姚置办好了房产和田地，在那里等着王阳明事毕回归的那一天。

    收到这封信，王阳明兴奋难抑，并于第一时间回了信。王阳明在回信中打趣道：“新地收获少，需要上缴官府的田亩税也少。闲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学学垂钓。你们等着我，平定暴乱后就去和你们过神仙似的田园生活。”王阳明还特地嘱咐他安心静养。

    徐爱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病体只字未提。只是说，离开体制，不再为琐碎事务困扰身心。每日静坐，修习先生学说，只觉精神振奋，天阔地远。

    徐爱的话音犹在耳，转眼就阴阳两隔。这一切又怎能不令王阳明心如刀绞，他从怀中取出一卷写满文字的书卷，对身边的弟子们说：“这里是徐爱记录下来的每次与我相对论道的实录。在这里，我将其中的最后一篇读给大家听听，也算是徐爱与我们同在此时此刻。”

    在这篇对话中，王阳明向徐爱解释了圣人之书该如何读、仿效圣人著述经书又该如何下手这两大问题。

    乍看上去，二人的对话与心学并无太大关系，其实不然。在徐爱看来，这次对话依然包含心学的主张。徐爱记得，有一次在和王阳明对话时，二人就圣人之学有过一次讨论。在那次讨论中，王阳明举例说：“孔子有两个高徒，子夏和曾子。前者笃信圣人经典，后者读完圣人经典后反躬自省。假设圣人说的全是对的，那子夏就是复读机，而曾子就是榨汁机。被人填鸭式的灌输学问远不如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悟出来的学问真切。”

    因此，王阳明认为，就算是至圣先师孔子，如果他说的话与我的内心不相符合，那在我看来，这句话也是错的，就不一定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如果与我的内心正好契合，那就是对的，就有可能是真理。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心中，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人的心中。

    王阳明在谈到读经与著经时，显示出了反权威的倾向。权威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留下的文字、说出的话，都深刻影响到普通人的行为和思想。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圣人著述经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王阳明看来，著述经书的目的只有两个字——明道。他对明道的解释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非”属于智慧层面，而“善恶”则属于道德层面。只有在道不明的情形下，圣人才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著述。而那些所谓的圣人，不过就是既有智慧又有无懈可击道德的凡人，他们著述就是为了彰显智慧与道德。

    王阳明认为，明道是著述的目的，著述是明道的手段。如果天下道明，那么孔圣人连六经也可以不必解释。孔子删述六经，是因为道不明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王阳明并不推崇著述，只是在明道的前提下，他才肯定著述有存在的必要。

    王阳明认为，明道的表现不在于用漂亮的话语，而在于用朴素的语言去指导人的行为。他主张，凡著述都应以存养天理、去除人欲为其宗旨，并将其推尊为孔门家法。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皆取决于心，存养天理、去除人欲也是由人心来做出决断的，所以王阳明才认定，人于世间行走，人心在先。人心正，则天理存，人欲灭。一切著述都要以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为其宗旨，才算真正合乎孔门家法，才是有价值的作品。如果偏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混淆视听，导引奸邪的丑恶行为。

    自汉代以来，儒学独尊，《易经》《诗经》《尚书》《仪礼》《春秋》等被尊奉为经。

    晋代以后四部分类，经史子集被尊为经书中的经典。而那些仿效经书的做法，则遭到来自正统儒学的攻击。王阳明从来就没有顺大流的习惯，他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反对一棍子将仿效经书的做法打死，他甚至提出“拟经恐未可尽非”的惊世骇俗之论。

    当徐爱请教王阳明对王通与韩愈两位大儒应当如何评价时，王阳明的回答是：韩愈只能算是“文人之雄”，而王通则是一位“贤儒”，韩愈远远不如王通。

    《文中子世家》称王通“续《诗经》《尚书》，正《仪礼》《乐经》，修《元经》，赞《易经》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并仿效《论语》著《文中子》。或许正因为如此，徐爱认为王通有“仿效经书的过失”，并对王阳明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针对徐爱的疑问，王阳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仿作经书的做法恐怕也不一定全是过错。

    一个“恐”字，可见当时文人士子们非难否定“仿作经书”的态度有多么强硬。就连王阳明这样一位内心强大的人在讲到这一命题时，也要婉转地加一个“恐”字，而不是理直气壮地说出“仿作经书并不是什么过错”这样坚定的观点。

    徐爱继续辩驳：“现在儒者编著经书，并不是没有追求名利的意思在里面。如果没有明道的期望，那么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名利。”

    王阳明说：“编著经书进而明道，又是效仿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说：“既然如此，仿作经书，难道就不是模仿孔子吗？”

    在王阳明看来，仿作经书是在效法孔子删述六经，是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不能被完全否定。孔子并不是一尊只能拿来崇拜的偶像，而是一位后儒可以学习的圣人。仿作经书本是儒学著述的一种形式，而仿作经书的做法是否应该给予肯定，则是儒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儒家六经、孔子地位、儒学发展等诸多方面。

    当时的读书人以六经、孔子为心中至圣，坚决反对任何仿作经书的行为，这几乎成了思想界不容动摇的铁律。而王阳明在这时候居然肯定仿作经书的行为，虽然加了一个“恐”字，但也有离经叛道之嫌。在他看来，仿作经书只是著述的形式，而著述应重内容、轻形式。

    与此观念相联系，王阳明也反对经史相异、史不如经的说法，所以他才会提出“经史合一”之说。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事件的，这恐怕与其他五经的内容和题材都稍有不同。”

    王阳明说：“讲求事件就叫史书，讲求道义就叫经书，事件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事件。《春秋》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周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仪礼》《乐经》是夏商周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相同，解释的道义也是相同的，怎么会有所谓的差别呢？”

    儒学自汉朝以来，就有经史两分之说，尤其是四部分类法固定后，经史严格相分，经高于史、史不如经的观念固定下来。所以徐爱根据流行之说，提出六经中《春秋》为史、与五经相异的观念求证于王阳明。

    王阳明则以经史合一，经即史、史即经之论，对此予以否定。他认为，经只是就《易经》诸书所讲的道理而言，史则是就《易经》诸书所说的事情而言。二者并无高低之别，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

    王阳明的经史合一、道事不离的学说，虽然只是就六经而言，但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王阳明反对当时流行的严格区分经史的观念，对于神化经典与贬低史籍的两种倾向都有所矫正；另一方面，王阳明的学说包含着道不离事、事中有道、事道统一的观念，对离事言道、离道言事的分裂道事的观念给予了否定。

    根据经史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是用来辨明善恶之分、教导劝解世人的。善可以用来训诫，通过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作为鉴戒，以此来杜绝恶事的发生。

    徐爱说：“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那么删削恶事本身也是为了杜绝邪恶的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制在萌芽状态吗？”

    王阳明说：“圣人著述经书，本身就是这种意图。然而不必拘泥于文句。”

    对善恶的价值判定是道，而道所说的善恶必须要借着史料才能阐述清楚。圣人将善的史实存留于经书之中，以此来向人们昭示为善之法，而将恶的史事予以删削，以免后人学坏，杜绝奸恶发生。

    徐爱将其存善削恶，理解为存天理、灭人欲，深得王阳明的赞许。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心学虽与程朱理学有着很大不同，但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判定标准，都是以善为天理，以恶为人欲。

    在这里，王阳明反复重申自己的观点：著述应当多宣扬那些教人向善的东西，以存养天理、明道为宗旨。凡属明道、正人心的史事都应该予以宣扬；相反，凡属人欲的恶的东西，就不能写，不能留存，以免人们去学习，使奸恶得以传承。

    围绕着这一著述原则，徐爱与王阳明讨论起了《诗经》的问题。

    徐爱问：“恶可以用作鉴戒，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说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这正确吗？”

    王阳明说：“《诗经》已经不是孔子原来的版本。孔子说要禁绝郑声，因为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是因为郑声扰乱雅乐。还说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怎么会有助长人心邪恶的篇章在其中呢？这些篇章肯定是秦王焚书后，当世的儒者补充进去的。”

    王阳明主张著述应当从简，并认为繁文不可取。孔子著六经，就是著述从简的典范。他告诉徐爱，孔子述六经，因为担心繁文缛节祸乱天下，所以精简到不能再精简，让天下人不要只在意文句辞藻，而要践行实事。

    在王阳明看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以新奇观点相互争斗，以花哨艳俗博取虚誉，这样只会混乱天下人的视听，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结果造成天下大乱。

    春秋以后，社会越流行繁文，天下就会变得越乱。文章繁盛并不是幸事，反而会使人不知敦实朴淳地做事。王阳明对秦汉以来的繁文华词持否定的态度，并认为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

    王阳明反对烦琐的文风有积极的一面。任何著述走向絮絮叨叨的烦琐，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然而，王阳明并没有将繁盛与烦琐加以区别，所以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在王阳明看来，从简与从繁的著述形式乃是圣人与后儒在著述上的一大区别。

    王阳明认为，孔子都说，他还没有发现史书存疑疏漏之处。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孔子删述经书，唐、虞、夏四五百年间的事，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之事？圣人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他只要削去繁文，可后儒却只要添上。圣人著述在简、在删削，后儒著述在繁、在增添。

    根据这一著述原则，王阳明将列于儒家经典的《礼记》《左传》也予以否定。他说：“今天留存的《礼记》诸说，都是后儒附会而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原来的学说。”

    徐爱说：“著述也有不可或缺者，如《春秋》一经，如果没有《左传》，就会变得难以理解。”

    王阳明说：“《春秋》必须要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得懂，不然只能连蒙带猜。圣人何苦要在如此艰深的文辞上浪费时间，《左传》多是鲁史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左传》才能搞明白，孔子又何必要删削它？”

    徐爱说：“伊川(程颐先生）也说：‘《左传》是案件，《六经》是判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清楚这件事，恐怕也难以判断正误。”

    王阳明说：“伊川先生这句话，恐怕也是相沿世儒的学说得来，没有搞清楚圣人著述经书的本意。如果记载了‘弑君’，那么弑君便是罪，何必要搞清楚杀死君王的详细经过？征伐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了‘伐国’，那么伐国便是罪，何必要去追究征伐的详细经过。”

    王阳明不同意徐爱沿袭历代儒家之言，《左传》为《春秋》参考，他认为《左传》应该是孔子削删的鲁国旧史，于《春秋》毫无补益。人们读《春秋》只需要明白孔子的褒贬善恶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一定明了“弑君”“伐国”的详细经过。读《春秋》一定要参考《左传》，搞清楚某一事件，这是不合圣人之意的。

    由此也表明了王阳明以经解经、舍传以明经的观念。照此推论，《左传》不具备留存的资格，《榖梁》《公羊》都是解读《春秋》的辅助性篇章，同样无须留存。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世上俗儒所作的烦琐文章，都应该在禁焚之列。在他看来，秦汉以后的著述，只能少量录存其中明道的内容，其余都应该焚毁。这样的话，随繁文而相伴的怪悖之说就会慢慢地消亡。

    然而，历史却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乐园。孔子本不讲五霸，而后儒们却只讲霸道。也难怪王阳明哀叹：“世间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了解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人的功利心在作祟，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是相反的。”

    徐爱并不满意先生的解释，他问道：“如‘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要删除他们呢？”

    王阳明对此回答说：“就算有流传下来的，与当时的社会已经不相适应了。所以要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加以调整。”王阳明推崇儒家所言三代，他认为著述时应当三代以上略之，三代以下削之。

    徐爱认真详细地记录下他与王阳明最后一次关于圣人之学的对话。斯人虽去，话语犹存，徐爱的死给王阳明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那段日子里，王阳明经常会在半夜惊醒，想起徐爱已经不在人世，内心便会生出难以释怀的忧伤。王阳明感到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往事，以及尚未到来的一切，都恍若一场梦境。他总会想起，徐爱曾在他面前说过的那句话：“颜回只活到三十二岁，难道我也将与颜回同寿？”本是一句玩笑之语，没想到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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