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为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有弟子对王阳明说：“天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和读书人都是朱熹的门徒，对先生的心学都持有一种敌视态度。身居体制之内，你和他们争儒学之理的话语权，实在是太过冒险。”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王阳明总是会告诉他们：“只要我们狠下功夫致良知，就可以获得不动如山的心和智慧，就可以避免被人欺骗，无惧别人的攻击。”

    王阳明养足了足够的定力与活力——不动如山的定和动如脱兔的活。

    定，是把握住了儒学精髓的从容镇定；动，是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握之后的机动灵活。在《传习录》中记载着这样一番对话。

    徐爱问：“先生以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在深入思考之后，还是无法理解，请先生略微讲解一下。”

    王阳明说：“‘礼’字就是‘理’字。‘理’表现出来，然后被人发现就是‘文’。‘文’的内涵就是‘理’，实际是同一个东西。‘约礼’就是人心表现得自然纯粹，才能与天理相符。如表现在侍奉父母双亲时，就在侍奉亲人这件事上学着存养天理；表现在侍奉国君时，就在侍奉国君上学着存养天理；表现在富贵贫贱的处境上时，就在所处的富贵或者贫贱上学着存养天理；表现在处于患难、处于蛮夷的环境时，就在处患难或蛮夷这件事上学着存养天理。”

    王阳明稍顿片刻，又接着说道：“我们生活中，无论是日常起居作息还是视听言动，无处不是如此，随着理所表现的地方，就在那上面学着存养天理。这就是在‘文’中求‘博’，就是‘约礼’的功夫。广博地学习存养天理，就是为了求得至精的境界。而遵守礼仪与规则，就是为了求得天理的纯粹。”

    徐爱问：“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中说的‘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从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来看，这句话似乎存在着弊病。”

    王阳明说：“这没有错。本心只有一个，没有夹杂人的私欲的称道心，夹杂人的私欲的称为人心。人心若能持守正道即为道心，道心不能守正道即为人心，并不是有两个心。程颐先生认为，人心就是人的私欲之心，道心就是天理。而朱子则认为以道心为主，人心听从于道心，如此真正是把一个心分为两个心了。天理、私欲不能共存，怎么会有以天理为主、私欲又听从于天理呢？”

    王阳明与徐爱的对话，简单说，就是一个人面对现实的自我反省。

    人在现实中实践的时候，要去人欲、存天理。比如你决定要做一个绅士，那么你就必须在每件事上都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绅士。再比如你是个好人，那么你对每个人都要表现出友善，否则怎么能称得上绅士或好人呢？

    道心与人心只是一物，它们不是并立的。这就好像人的内心，虽然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但善恶不同时并立，有时候是恶，有时候是善。比如一个人做坏事时，他的内心就是恶的，心中的善也就不存在了。同样，当他做好事时，他的内心就是善，心中的恶也就不存在了。

    一直以来，我们发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虽然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但追求的是“无我”的境界。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质疑心学不过是禅修之学。

    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越来越强大，自我膨胀，超越别人，这个过程就容易给别人带来压力。所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要追求无我，让自己化解于芸芸众生中，不要让别人感觉到压力。一方面创造自我，一方面又要让自己回归于平淡，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大家制造压力。

    王阳明的思路是“大无大有”，类似佛家的“大空妙有”。先无我才能真有我。无生有，同样是道家的主张。“无”的境界只能通过遮蔽、削减从这个世界得到的欲念杂质才能得到。王阳明描述的心本体就是这种本来无一物的纯粹“物自体”。

    就在王阳明到处传播自己的心学主张的时候，他的本家王琼被推上了兵部尚书的位置，成为帝国最高军事统帅。与此同时，正德皇帝也玩出了更多的花样。

    如果不是官员们的奏疏不断送到豹房来，朱厚照都忘了自己的皇帝身份。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呈递奏疏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件件急如星火，内容也大致雷同，奏的全是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民乱纷扰、土匪安营扎寨、杀人越货、开库放粮、攻打县衙……西北和西南也时有类似急奏，这让朱厚照烦躁不安。

    朱厚照召集李东阳、杨廷和、王琼等高级官员商议。吏部尚书杨一清推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马中锡领兵征讨，结果无功而返，马中锡以渎职罪下狱，病死狱中。接着朝廷又派出江西按察使陆完领兵征剿，同样是无功而返。

    每次进剿，那些暴民都会事先得知消息，跑得无影无踪。等到官兵刚一离开，他们就又出现，骚扰如故。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让剿匪者大伤脑筋，也让那些地方的民众和乡绅吃尽了苦头。

    朱厚照亲临文渊阁，想听取李东阳的意见。要知道，他这个皇帝平日忙于各种娱乐活动，很少正儿八经地和大臣们商讨国事。李东阳见皇帝驾临，慌忙起身迎接。在朱厚照的印象中，李东阳始终是一副意气风发的书生模样。今日一见，他突然发现李东阳苍老了许多，成了须眉皆白的老者，因此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李东阳向他这个皇帝行跪拜之礼时，他连忙将其扶起，说：“李阁老请起，朕今天是来向你讨主意的。”

    正德皇帝说：“朕以为陆完会比马中锡能干，殊不知地方上的贼人比他更狡猾，神出鬼没，朕十分焦虑。”李东阳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但还是没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最后也只是说：“老臣昏聩，出不好主意，怕误了社稷，不如请杨阁老、兵部王大人共议。”正德皇帝同意了李东阳的建议，命人传见杨廷和和王琼。

    杨廷和，四川新都人，东阁大学士。当日讲官的时候，他借讲学骂刘瑾，结果被对方打发到南京做吏部尚书。仅仅过了三个月，朝廷又将其召回。杨廷和耿介而善谋略，看问题深刻而常常一语道破，更重要的是他比李东阳要年轻许多，精力也旺盛，正德皇帝对他很是尊重。正德皇帝说：“江西四省久乱不治，朕甚不安，特请杨阁老面议。”

    杨廷和答道：“皇上，既是用兵之事，何不请王琼一同商议？”

    正德皇帝说：“李阁老已经想到这一点，朕已派人传话。”

    王琼在这次见面过程中，直接向正德皇帝推荐了王阳明。他坚持认为，王阳明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在贵州，一纸退兵数万，免去一场祸乱；庐陵任知县一年，惩恶扬善，整饬吏治，建民兵，实行保甲联防，邻县纷乱，盗贼却不敢觊觎庐陵。王阳明少年即习兵法，出游居庸三关，写下改革边务奏疏，颇有见地。

    正德皇帝打断了王琼的推荐，他说：“爱卿跟朕说过此人，朕记得。王阳明在贵州一纸退兵数万，魏英有过奏疏，朕也知道。只是有人说他在贵州借讲学机会，宣传异端邪说，说人人都可做圣人、朱夫子说的话有差错。朕一时拿不定主意。”

    李东阳说：“依微臣之见，若是做学问上的见解，倒是不要强求统一的好，越有想法越值得提倡，先秦时不是有诸子百家吗？像那几年，没人敢说话，实属大不幸。”李东阳说的“那几年”指的是刘瑾弄权的那几年。

    杨廷和怕惹怒皇帝，不停地向李东阳递眼色。这一切被朱厚照看在眼里，但是他并没有发火，而是问杨廷和：“杨阁老以为如何？”杨廷和想了想说：“王大人和王华交情深厚，比我们更了解王阳明，微臣以为不妨委以重任试试。”

    正德皇帝没有多想就说：“好，朕准了。这件事就托付给三位爱卿，务必早早筹措，不要辜负朕意。”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当然朝廷并不是让王阳明去做太平逍遥官，而是让他去巡抚南赣。所谓巡抚，在当时并不代表官员的实职，而是巡视安抚之意。

    朝廷在颁给王阳明的圣谕中是这样写的：巡抚南(江西南安）、赣（江西赣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军务。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巡抚期间，既要抓政务，也要抓军务。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派太子朱标到帝国的大西北（陕西、甘肃）去巡抚。等到了大明第三任皇帝朱棣执政后，他将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级官员派往各地巡抚，等到巡抚结束，他们要回京向皇帝交差。

    等到朱厚照执政时，这项制度还在有效地执行当中。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打着“清君侧，杀刘瑾”的旗号起兵，将宁夏的巡抚安惟学、镇守太监李增及总兵姜汉等统统杀掉，并且将黄河渡口封锁起来。这是继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造反后，近百年来明朝宗室的又一次叛乱。

    虽然此次造反持续的时间极短，十九天后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江西各地的农民，也因为赋税徭役的加重和土地兼并而纷纷奋起反抗。农民们在饶州万年、抚州东乡、瑞州高安、赣州寻乌及广信贵溪等地占山据险、攻城略地。

    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的交界地区，更是烽火遍地，处处都有反抗朝廷的起义武装，如江西南安府的谢志珊、广东乐昌的高快马、湖广的龚福全、福建南靖的詹师富等。明朝地方军无力抵挡其锋芒，屡屡失利，束手无策。

    明朝虽然不像宋朝那样重文轻武，但是武将的地位和权力确实不高。明朝的军制是文臣领兵、宦官监军、武将作战，这种分配是文官集团、皇权和武官集团三方博弈的结果。大明虽然是朱家天下，但是管理江山的一直是文官集团。王阳明曾在他的那篇《陈言边务疏》中明确指出“中国工于自守，胡虏长于野战”。这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激愤之语，而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准确概括。

    朱厚照是一个崇尚武力的皇帝，时不时就想找个机会上战场过把瘾。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朱元璋和朱棣两位铁血君王的血液，也正是因为这种尚武精神使他重用江彬、许泰、钱宁等武将。在朱厚照当国期间，武将的地位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文官的地位。

    武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虽然得到了大幅提升，但白纸黑字的历史终究是由那些文官手中的笔记录下来的。既然撰写历史的是文官，那么他们自然要褒扬自身的价值，贬低武官的作用。而重用武将的朱厚照自然不招文官们待见，加上又确实干下许多荒诞事，自然逃不过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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