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乎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格物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正德七年，王阳明离开居住两年的京城，重回南京任太仆寺少卿一职。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此时的王阳明也算“资位稍崇”了，但实际上，他还是没有多少权力。

    太仆在古代是掌马政之官，明朝的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地点是在南京北面的滁州。

    马者，国之武备也。在冷兵器时代，马匹的多少和强壮与否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标志之一。让王阳明去做这样一个侍弄马匹的官，真是极大的人才浪费。不过滁州这个地方王阳明并不讨厌。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任滁州太守，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刚起兵时，也曾以此为根据地。能够纵情山野、唱和江湖，也是王阳明多年的夙愿。

    朝廷的调令下达几天后，王阳明接到了徐爱的来信，得知他将从祁州知州任上调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王阳明为弟子有了好前程感到高兴，又怕他忙于政务，而荒废了学理。

    王阳明想要找个机会，与徐爱好好聊一聊，于是二人相约一同南下。本就无心做官的徐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随王阳明，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滁州距离南京城一百多里，山明水秀，风光旖旎，因此被朝廷辟为马场。

    徐爱在正德三年中进士后，先在河北祁州当了几年知州，任满后回吏部述职，升任从五品的南京工部员外郎，正好同王阳明一道前往南京，顺道回余姚看望王华。

    正德八年（1513年）三月，一个草长莺飞、桃红柳绿的春日，王阳明和徐爱回到了久违的家乡浙江余姚。

    一切都没有变，姚江之水仍是蜿蜒逶迤向东流，山上的竹子依然郁郁葱葱、迎风挺拔。一切又好像都变了，亲人一个个离开了这个世界，曾经意气风发的状元郎王华成了年近七旬的老人，不复当年的风采。

    王华已在王阳明去吏部任职的那一年退休。寂寞的老人将他没能实现的政治抱负寄托在了儿子和女婿身上，对二人的前途有着殷切的期望。

    很多时候，王华难以理解王阳明。从小到大，这个儿子既让他骄傲，又让他操碎了心。他也清楚，王阳明的文学天赋并不输给他，甚至大有赶超之势。最令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王阳明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顽劣与叛逆。王华有着隐隐的预感，王阳明早晚会再闹腾出更大的动静来。很长一段时间，父子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不是正德元年的那场牢狱之灾，父子之间的这种僵持状态还将继续维持下去。

    王华本以为，龙场的艰难岁月能够打磨掉王阳明身上的棱角，使他有所收敛。但回到京城的王阳明不但没有收敛的迹象，更是不断掀起波澜，在讲学中将矛头指向朱熹。朱夫子是可以随便批评的吗？这下可好了，本来在北京吏部待得好好的，现在却被外放到南京。

    王阳明从小到大习惯了父亲的冷面与不理解。而这次见面，王华却要面对面地和王阳明讨论学问。

    王华问：“你逢人便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我始终弄不明白。”王华说着，指着眼前突出地面的几块巨石，说：“是不是说，心里没有这些石头，就真的没有了？你心里没有，是你没有看到，不是真的没有，所以，你说‘心外无物’这样的话是不是欠妥？”

    王阳明说：“父亲大人这话才欠妥，你没到过龙场驿，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吗？比如说，你认识徐爱之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要心里认识那东西，首先要去看、去触摸，所以，人要把知与行合起来说。要知，非行不可，从行中得到知识；没有知，不能行，即使行了，也做不好。知行合一，心里知道的事理就多了，行动起来就不会出现太多偏差。我们一直在讲心，讲自己，却把外界的事杂进来，岂不是画蛇添足？外界的东西，不管我们心里有没有，它都是存在的。”

    王华觉得儿子说的这些听上去有些道理，可细琢磨，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他说：“听你这么说好像有些道理，只是还不能说服我。你讲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心’字上，似乎说一个‘心’字，别的都不需要说了，是不是过于简单？”

    王阳明笑了，说：“我们习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很玄妙，实际上是自己没想清楚，心里无数，才说得裹搅夹杂。如此一来，不说别人还明白，越说反倒越糊涂了。那些道理，深奥的道理，理解透了，其实都很简单，几句话就概括了。别看世上事无可计数，一个‘心’字，便全都包含了。”

    为了让父亲明白心学的要义所在，王阳明接着说道：“父亲大人是否还记得，守仁当年格竹子一事？比如格物，有人从中格得真知，有人却会像孩儿当年那样越格越糊涂，格到歪道上去。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心术不正所造成的？我在讲学时经常对弟子们说：‘你们都能够成为圣人，重要的是看你们有没有一颗圣心。’圣心就是没有私欲的心。朱子说，圣人只是极少数人，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唐尧、虞舜、孔子、孟子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不同的是他们的心没有私欲，存了天理。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去私欲，存天理，就是圣人。如果只有几个人能成为圣人，绝大多数都只能是愚人，那圣贤之路还有走下去的必要吗？”

    王华说：“你的愿望固然不错，但是真能做到吗？你看看如今这个世道，官场像一摊烂泥，到处贪污腐化，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栽赃陷害，能去掉私欲吗？”王阳明不知听多少人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坚信，不管有多难，只要有人去做，就会有希望，他说：“如果没人敢说，更没人做，那么这世道还有什么希望？刘瑾这样的奸臣又怎么会倒台？”

    王华盯着儿子愣了半天，他为王阳明的话感到吃惊，也为自己儿子的变化感到吃惊。

    王阳明在余姚老家的几个月里，处处不忘推广自己的“心即理”学说。在这期间，他又收了几个弟子。

    故乡山水里的短暂休息，使王阳明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随后，他与徐爱一起动身赴任。徐爱前往南京，王阳明则去滁州养马。徐爱是去南京做闲官，不用急匆匆地赶路，于是王阳明提议坐船沿运河南下。

    王阳明选择坐船是因为他担心徐爱经受不住一路的车马劳顿。坐着船慢悠悠地前行，既惬意，又不受打扰，正好可以从容地探讨学问。王阳明的建议得到了徐爱的赞同，他高兴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自己内心就像长满杂草的菜园子，能够在船上随时向先生讨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自从三十年前跟着祖父第一次坐船沿运河北上，王阳明在这条著名的水道上颠簸往返多次。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转弯，熟悉那扑面而来的潮湿气息，就像了解一个老朋友的喜怒哀乐一样。

    不知为何，每次靠近运河，王阳明躁厉的内心就会变得平静。很多个夜晚，船在黑暗的水面上平滑地前进，王阳明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它正载着自己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生命的初始。

    望着身边亦步亦趋、敦厚好学的徐爱，王阳明感慨万千。此情此景，王阳明有感而发：“这两岸的风光是何等美妙，山谷里有花有草，水中有嬉戏的鱼虾，天空有振翅的飞鸟，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机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出现在这里，没有看见眼前的一切，这生机勃发的世界也就不会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徐爱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呢？美是心里感受到的，还是世界本就如此？”

    王阳明道：“美，在于简单，最简单莫过于无，那是最美的。世界本来就在这里，你没有看见它，它美它的，一切与你无关。而我们来到这里，看见这美好的世界，这美好的一切便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

    徐爱道：“如果这美好世界的起始是一个比针尖还小的圆点，它究竟存于何处？又将归于何处？”王阳明心中凛然一震，很多时候，他真的搞不清楚，究竟是徐爱这样的弟子需要他这样一个老师，还是他需要徐爱这样一个可以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的学生。

    和徐爱同船南归，熟悉的河流忽然变得新鲜起来。水是新的，风是新的，每天清晨傍着船舷从东方冉冉升起的那轮红日也是新的。

    究其原因，一是自然中饱含的生命的情意深深触动了王阳明，一直以来，王阳明离开京城时的心境都是执着于一念，向内收缩。而现在它被完全打开了。二是对王阳明来说，徐爱是最理想的谈话对象，这时候徐爱已经表现出成为一个出色思想家的潜力，在交谈中他们相互启发和点拨，使得王阳明搬开了压在心底的石头，变得释然。

    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从朱子开始的，然后转入关于心灵空间的讨论。在与王阳明的反复交流中，徐爱深深折服于王阳明的新学说。他用“自长眠中醒来而觉混沌初开”来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感受。对于王阳明抛出的新观点，他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又有着某种程度的认同和难以理解的疑惑。

    滁州已进入初冬时节，但此地偏南，天气仍旧温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站在战略的高度给这个地方以准确定位。他说：“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地无形胜可据，不足据也。”也就是说，这里交通闭塞，打起仗来也无天险可据。但这里山水秀丽，风景也是这边独好，不然欧阳修、韦应物来到这里，又怎会用文字反复咏叹这里的好山好水。

    王阳明是正德七年十二月接到朝廷调令的，他一直磨蹭到第二年的十月下旬才到任，前后拖了有十来个月的时间。可见朱厚照执政时期，明王朝的行政效率有多么拖拉。

    天高皇帝远，王阳明无须再去理会那些言官。眼下正是吃官粮讲私学的好时节。滁州四通八达，即使四面环山，依然有往来不绝的游人。王阳明在京师讲学时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定声誉，而滁州也是一个适合讲学的地方，很多弟子就是从滁州时期开始追随他。王阳明领着弟子们登琅琊山、游醉翁亭、饮酿泉之水。每逢明月高悬之夜，王阳明总会领着百十名弟子，纵情吟唱，振衣起舞，忘记现实的种种不快，好不快哉。

    有人对王阳明的讲学方式提出质疑：这哪里是在讲学，分明是纵情山水、游戏人间。王阳明不以为意，他说：“读书就是为了明智，习礼就是为了整肃威仪，放声歌唱就是为了将平日里内心郁积的情绪释放出来。所要做的就是放空自己的心，让新知新觉能够像阳光一样照进来。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

    朝廷将王阳明派到滁州任职，名为提拔，实为贬降。他在京城讲学的那些日子里，得罪了京城学术界的权威。所谓权威，不过是以朝廷文职官员为主的理学拥护者。

    他们想用这样一个闲职来慢慢消磨王阳明的锋芒，减弱他在文官中的影响力。对王阳明这样一个喜欢折腾的人，当权者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这样的人身上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气节与才华；恨则是因为这种人身上都具有锋芒毕露的个性，不容易在现实面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放到一个安静闲适的地方暂且养起来就成为一种不失稳妥的选择。

    当然这种宁养不用的状态也视个人的表现而定。在这段时间里，朝廷并不指望他们为国家出多大的力，只要能够安于现状，读读书、磨磨性子就够了。例如，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江西才子严嵩借着母亲去世的机会回乡读书十年，永乐年间的才子解缙也同样如此。最终二人都做了大学士。其中，解缙是大明第一位内阁成员，严嵩可以说是最有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大学士。大部分官员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好好充电，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个人的素质，成为一个内心更强大、对社会更有用的人。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在时间里沉沦，从此一蹶不振。

    来到滁州，王阳明才真正体会到，他得来的这个差事比在京城时还要清闲。有时间，又有这如画的美景，所以没过多久，王阳明就将滁州的山山水水看了个遍，去的最多的当数醉翁亭。王阳明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欧阳修的命运作比较。他发现，自己与欧阳修的命运还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官做得好好的，却偏要强出头为人鸣不平，结果将自己也搭了进去。但是，王阳明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时光倒流，他还会那样去做。

    王阳明虽然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体制内，他并非不可替代。体制内有他和无他，都改变不了眼前的权力格局，更不会为混沌难开的官场带来拨云见日的变化。他不是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义无反顾地离开体制、放纵山林，了此一生。但这样的想法也仅止于内心。

    他活得像一个波澜不惊的局外人。该喝酒喝酒，该游览游览，该点卯点卯，诗兴来了就作诗。弟子们看到王阳明的这种状态，都觉得朝廷对这样一位鸿学大儒太过薄情。有一次，王阳明要去养马场的时候，钱德洪就阻止他，说道：“你不应该去干这种粗活，不值得。”

    王阳明说：“既然我拿了朝廷的薪俸，就应该凭良心办事。”

    徐爱替自己的老师不值，他激动地说：“话虽如此，但是将才当马夫，这简直是天下奇闻！”

    王阳明微笑着摇头道：“你千万别这么说。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了，说你在替为师打抱不平；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为师狂妄，有什么野心呢。”

    与滁州讲学相比，王阳明在京城和浙江山阴的讲学活动都只能算是小范围的讲论。这时候聚集在王阳明身边的学生有上百名，这些学生都是慕名而来的自由学子。

    不论在哪里讲学，王阳明都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在滁州讲学期间，他依然提倡静坐悟道。长时间的静坐让有些弟子很不理解。比如他在滁州所收的弟子孟源就曾质疑王阳明，他说：“人在静坐的时候，思虑纷杂，这样是很难做到入心定性的。”

    王阳明喜欢弟子们和他展开辩论，他认为“理”是越辩越真。对于孟源的质疑，王阳明回答说：“人处于思虑纷杂状态，是无法安定下来的，也强制不得。这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等到内心澄明，纷杂的念头也会慢慢消融。”

    孟源又问道：“将时间浪费在静坐上，会不会耽误了悟道的主业。”

    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我发现在讲学的时候，诸位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理论的争辩上，这样长此以往，并不利于自身悟道。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静坐来悟道，刚开始时，你们或许觉得毫无功效，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过，等到你们都习惯了静坐，并且静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你们会变得喜静而不喜动，这时候有人就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甚至有人会在这种状态下发出惊世之语。而到了这个阶段，也正是我为你们讲说‘致良知’的时候。”

    离开龙场之后，王阳明就一直倡导静坐悟道。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变，人心怎么变，王阳明的气质、禀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的。他在讲学过程中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不会为了科举考试搞填鸭式教学。

    王阳明奉行的是心灵至上的素质教育，对学生完全采取自由式教育。听王阳明讲学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多思、多悟、多交流的学生可以与其徜徉于山水之间。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就是在今天也难以做到，在当时更是少之又少。

    “随才成就”是王阳明一贯所奉行的基本教育方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因材施教。他的朋友王纯甫到南京当学道（教育行政官员）前来向他取经。王纯甫问：“教无定法，人与人的素质不同，怎么办？”

    王阳明说：“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归于善是一。多言，是较为复杂的方法。但太多了，则会让教学变得支离破碎。说得太少，又会流于狭隘。从无定中找出定来，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高明的教育方法。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才，只要他能够选择与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去努力。如夔选择音乐、稷选择种植，是他们天资与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方向。他认为，所谓的成就，也就是一个人的心体要合乎天理，不可逆势而为。

    在山水之间悟道、讲学的方式成了王阳明追逐圣贤之路上的特色与标签。王阳明很怀念在龙场书院讲学的日子，怀念那里的何陋轩、君子亭，怀念他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玩易窝和初到龙场时所建的茅草棚。对于他来说，那里留下的除了伤痛，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有值得他永远记怀的东西，可以说，山洞、茅舍、山野再也不能和他分开，他对自然产生了一种精神依赖。

    他虽然眼下不必再起茅舍，但是建一幢简朴的木房较为合适。很快，一幢别致而简朴的木屋就这样建造起来，起居所需一应俱全。滁州东南面有琅琊山，山上有琅琊寺、永乐寺，王阳明不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虽然贪恋这良辰美景，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为官多久，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里实在可惜。

    随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门弟子也越来越多，甚至一些体制内的高官显贵也放下身段加入听课的行列中，并成为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当时的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就是其中之一。在北京的时候，湛若水只是一个翰林院里的清闲之人，王阳明的岗位也没有多少事可做，担的也是一份闲差。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时间泡在一起。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或者公休日，他们便相聚讲论宇宙万象。

    王阳明崇尚静以修身，更重要的是这种“静”的状态能够让他沉淀下来。如果有门人来，或游览，或聚饮，或吟诗作赋，或弹琴，或谈圣学，往往彻夜不眠。很多时候，那些围坐身边听他讲学的弟子们困得东倒西歪，而王阳明却精神亢奋，说得口干舌燥、咳嗽连连，直到徐爱催他歇息才肯罢休。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也就是说，王阳明这时候将自己的讲堂搬到了吏部。此处虽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可见王阳明讲学时的气势，处处皆讲坛，时时传心学。

    他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所创建的心学才是圣贤之道。跟从自己的脚步，就会走上一条正确的阳关大道。王阳明在这一期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克己”二字上。有人对他说，他的一些弟子平日不注重实践，喜欢没事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违背了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所谓克己就是知天理，而天理就存在于人的心中。心即理，只有自己真正看清楚自己，才能真正做到知天理。据说，王阳明还用白话诗来表现自己的“心即理”：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天地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

    我的灵明离开天地万物，也没有我的灵明。

    滁州这个地方生态环境极好，古往今来，那些落拓的文人墨客来了就再也不想离开，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将此处的自然景观变成了人文景观。王阳明也不甘其后，希望能够将欧阳修一篇文章所成就的人文景观变为讲学圣地。很多年后，人们会不会像记住欧阳修一样也记住他？

    以徐爱为首的一帮弟子跟着他在琅琊酿泉之间畅游，在精神花园之中漫步。夜间，环坐龙潭，饮酒赋诗，振衣起舞，放歌山谷，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好不快活。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在王阳明居留滁州的六个月里，争论与辩诘是每天生活的主题。学生与学生之间，王阳明与某个学生之间，其他人或参与，或附和。虽然真理不辩不明，但是很多时候，讲论的话题一旦打开，就会陷入没完没了。尽管如此，王阳明和他的那些弟子们也是乐此不疲。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语言对碰中，虽然时光闲散，但是王阳明并没有松懈委顿。

    正德九年五月，王阳明在滁州待了不到七个月时间，朝廷的一纸调令又将他调到了南京，就任鸿胪寺卿一职。鸿胪寺掌管的是礼宾司，正四品的官衔。虽然这还是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闲职，但毕竟成了体制内的正卿。

    如果一个体制内的人既想在官阶上有所收获，又想远离朝中权力争斗，那么此时的南京应该是最好的去处。因为南京是大明王朝的陪都，是官员进阶的最佳之处。当年朱棣将明都迁往北方，为表示对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的重视，南京作为陪都，依然保留了一套行政机构。

    那些在北京找不到位置的官员，又舍不得与体制彻底决裂的读书人，纷纷涌向这里。像王阳明这样，在这里混到一个正四品的官衔，也算是仕途上的曲线救国。等到将来有机会再回到京都，最起码级别上去了。所以，出入秦淮河勾栏瓦肆的官员，大多是左手名位俸禄，右手寻欢作乐，可以说是两不耽误。

    南京这座城市有着鲜明且矛盾的风格，既有都城的严峻性格和大明王朝的严肃风气，同时还有令所有男人痴迷忘返的市井风气，雕梁画栋的酒楼歌馆弥漫着腐败的气息。

    不过这里同时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各种思潮汇集、经学蓬勃之地。那些饱食终日闲得发慌的文官和学者们将自己多余的精力都放在了讲学上。每个人登上讲坛都打着济民救世的旗号，一次次掀起宣讲的热潮。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传播着自己发现的新思想和新的生命体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两百年后总结明代学术史时，如此说道：“南都旧有讲学之会，名公毕集，会讲尤盛。”

    很显然，王阳明对此次升迁还是很满意的，这从他赴任的速度可见一斑。从北京吏部到太仆寺少卿，他磨磨蹭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才就任。而这次调任鸿胪寺，他只用了短短四天时间就赶到了南京。

    王阳明离开滁州，最不舍的当数滁州的友人和弟子们。他们一路相送，直到王阳明登上长江边上那艘即将驶往南京的官船。送行的友人和弟子们驻足岸边，久久不愿离去。有的人甚至流下别离的泪水，眼前的一幕对于王阳明来说并不陌生。一路走来，他虽然经历诸多的起伏颠簸，但是总有这样一些人给他走下去的支撑和动力。

    王阳明站在船头朗声说道：“守仁何德何能，得到诸位如此厚爱。分别之后，如果诸位不嫌弃守仁才疏学浅，那就好好在心学之道上下一番功夫。在求取圣贤的路上，做一个有心人，随时随地有所发现，有所领悟。”

    在友人和弟子们留恋难舍的目光中，载着王阳明的官船缓缓地离岸而去。王阳明将这首《滁阳别诸友》留给了滁州的友人和弟子们：“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

    如果说生命如同河流奔涌，那么属于王阳明的那艘生命之舟在趟过一个个险滩，转过一处处暗礁，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前挺进。对于王阳明这样在仕途上没有太大野心，希望有名位俸禄而又不必卷入危险的政治斗争的人来说，南京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虽然王阳明所处这一时期，并不是讲学的最鼎盛时期。但无可否认的是，南京的簪缨之荣并不逊色于北京的权力之尊。这里的政治生态与北京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皇家的刚霸之气在这里得到释放与纾解，权力不再是主色调，更像是一个摆设。官员们以一种低调的入仕方式和淫逸奢华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让南京这座帝国的陪都凸显出一种炽烈明艳的色彩。对于那些喜欢讲学的文人们来说，这时候的南京更像是他们狂欢的精神乐园。如果有幸置身其中，你会惊讶地发现这样一幅景象：城内外的寺庙、树林和旷野，都成了布道者的讲所、争鸣者的地盘。那些饱学之士和半吊子学者纷纷开辟讲坛，雄辩滔滔，将那些自以为玄妙无比的思想播散得到处都是，现实世界的困顿在唾沫横飞中烟消云散，举重若轻。

    那些没事找事的人也掩饰不住澎湃激荡的野心，他们一门心思向着北京，两眼紧盯着皇城内外，只等着那些在其位谋其政者早日出现差错，以便有机会取而代之。

    与此相比，王阳明显得有些超然物外，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也不是发配之苦让他变得精明，更不是君王伤透他的心，而是那段艰难岁月让他有了更超拔远大的追求，他实在不屑于跟那帮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浪荡客们一起浪费自己的生命。

    王阳明虽然置身其中，但他并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宣泄和鼓噪。在南京待了半年，王阳明就厌倦了这里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在这里纯粹是奉旨休闲。他想借着京察大考，回京养病。结果并没有获批，无奈之下，只能继续留在南京。

    在南京的三年时间里，成了王阳明最逍遥自在的日子，除了讲学，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调养身心方面，他的肺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心体变得更加纯粹。他最为感激之人，应该是徐爱。徐爱这时候也在南京任职兵部郎中，可他并没将精力放在自己的功业上，而是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放在了王阳明这里。

    徐爱每天可以不去兵部点卯，也要到王阳明这里报到。组织同门师兄弟学习，整理王阳明的讲学笔记。有这样一个弟子，王阳明可以心无旁骛地讲学。他觉得徐爱，每日都有进步，超越自己是早晚的事。很多时候，从徐爱内心迸发出的想法让王阳明也感到汗颜。

    这天深夜，众人均已入睡，徐爱又敲开了老师的房门。王阳明端坐于书案，好像早就知道徐爱会在这时候来找他，因为白天王阳明在讲学时，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徐爱在那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出王阳明所料，徐爱弓着背进来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愧疚之色。王阳明笑着问道：“徐爱，这半夜三更的，你就不要和我绕弯子了。咱们有事说事，有问题解决问题。”

    徐爱躬身作揖，然后道：“这么晚来打扰先生，实在是抱歉之至。可是我昨日聆听了先生关于‘止至善’的教诲后，心中仍存有疑惑。如果不能得到先生的指引，我怕是寝食难安。其实听了先生的‘止至善’收获还是很大的，自己也感到治学有了突破口。但是仔细思考过后，我发现先生说的与朱子说的‘格物’的定义终归不能相互印证，不知这是为何？”

    王阳明说：“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惑，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吃透心学的精神，格物是到达至善所做的功夫。你既然知道了‘至善’，也就应该知道‘格物’是怎么回事。”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便用心学的观点来解释格物，在他看来，所谓的“物”不过是人的意念所在，而“格”则是将其归入正理。

    徐爱说：“昨天我以老师的教诲去验证格物的说法，似乎也可以找到它的要义所在。但是朱子的学说，对于《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约’、《孟子》的‘尽心知性’，都有所考证。因此不能消除疑虑。《孟子》中的‘尽心知性’说法都能找到证据，而先生您对‘格物’所下的定义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王阳明眉头皱了一下，他说：“你有这样的疑惑也实属正常，不要说你和我，就连那孔圣人的弟子也会有疑惑的时候。当然在面对疑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子夏笃信圣人，而曾子却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迷信圣人固然不错，但总不如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来得真切。现在既然你心中已经有了疑惑，又怎么能拘泥于旧说，而不反求于自身来寻求最为精确的答案呢？”

    徐爱听王阳明这么说，忙不迭地问：“先生能否告诉我，如何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王阳明接着道：“就像朱熹先生，虽然他也尊重崇信程颐先生，但是在没搞懂程颐先生的那些学说前，他并没有盲目信从。你所说的‘精一’‘博约’‘尽心’这些说法和我的学说本来就是相互吻合的，只不过你没有想通罢了。至于朱熹先生对于‘格物’的定义，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失去了‘格物’的本意。‘精’是‘一’的功夫，‘博’是‘约’的功夫。你既然明白了知行合一的说法，内心也就不应再存有疑惑。”

    那一瞬间，徐爱似乎懂了，可等到转念再要去想的时候又似乎陷入更深的迷茫。就像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思想基因却深深地刻蚀在互联网世界这一太虚幻境之中，他所确立的“专注”与“简单”两大命题，为现代的“创新”理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新的视角，而这也正是王阳明所倡导的“精一”“博约”“尽心”的理念的翻版。

    徐爱还没来得及继续发问，王阳明又接着说道：“‘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的人做的事。看见困厄显达、短命长寿命中注定，我也不因此而动心。虽然己与天一分为二，但是已经看见一个天在面前。等待天命是因为还没有见到天，只能在此等候。”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沿途遇见的人和事动摇了自己的决心，更不能因为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困窘、通达或者寿命的长短，让一颗心产生动摇。留在原地等候命运的眷顾，这是初学者立志的开始，其中有“迎难而上、挫而愈勇”的意思。王阳明认为，心学与程朱理学最大的不同是，朱熹把其中的次序弄颠倒了，所以使得那些初学者根本无从下手。

    徐爱问：“‘尽心知性’为何是‘生知安行’者的事呢？”

    王阳明回答说：“性是心的根本，天是性的根源，尽心就是尽性，只有天下的至诚能尽其性，知道天地的化生长育。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若是没有真正地尽心尽力去做，便无法了解上天赋予自己的才能；如果要知道上天赋予自己什么才干，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心尽力地去做自己所面对的事情，以及努力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徐爱继续问道：“朱熹说的天理与人有着何种关系，人到底能不能接近理本身？”

    王阳明道：“有天理，就必须先有一个常存的天、常存的理。如果天是至善、至美又至高无上，那么天执行天所定的理，哪里还有人干预的空间？好比我们登山，站在山脚下，人的视野是最小的。等到了半山腰就能远远望到山顶，等到了山顶，天高云阔，景物一览无余。尽管脚步追随人的心从最低处开始登山，知其性则是到了半山腰，而知其道就是抵达了山顶。反之，如果一个人在登山过程中，不能做到‘尽心’二字，就会离开此山，往平原上走，只会越走越迷茫，根本无所谓视野了。”

    王阳明在这里说到了天理，又说到了天命。他说：“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当地震和海啸来袭，人无论高低贵贱，都面临着同一种生死劫难。在这种情况下，致良知会让我们变得强大。”

    徐爱说：“我明白了，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与智慧在天灾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圣人。但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良知，却让人在生死面前分出高下。”

    在王阳明的一番解读之下，徐爱似乎有所开悟，可转念又觉得迷惑未解，于是转回头去追根溯源。一问一答，一惑一解，在这样一个不眠的夜晚，师徒二人秉烛论道，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

    徐爱听了王阳明的一番说教，方才似有所悟。他说：“昨天听到先生的教导，也模模糊糊地觉得功夫应该如此。今天又听到您这样说，就清楚了许多。我昨天早上想‘格物’的‘物’字，应该是‘事’的意思。都是从人心上说的。”

    王阳明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他言道：“你这么理解就对了，身体的主宰就是心，而心动之处就是意，意之本体就是知，意之所在就是物。朱子的学说主张，对于人力之外的事物，通常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当然这种‘存而不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视而不见，而是让我们‘尽人事，听天命’。”

    人生在世，能够得一知己，虽死无憾。在那样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穿透世间的光幕，王阳明和徐爱二人正沉浸于心学所带来的奇妙体验，其中没有名利枷锁，没有俗欲杂念。人在此处，可他们的心早就神游八荒，意动四极。世间虽有万事万物，但此时此刻如入无物之境。

    他们为各自的观点激烈辩论，时而沉吟不语，时而开怀大笑，往来古今，天远地阔都凝滞于此时此地。人世芜杂，乱音入耳，只有二人的交谈之声贯通天地，他们讨论着世间最朴素、最纯粹的道理，早已忘记身在何处，今夕何夕。星何以沉？原来是夜空幽蓝，深邃一如大海。能看作星沉海底，说起来还是心外无物的从容。

    师徒二人的语言和思想就这样在你来我往的撞击中，不知不觉地碰撞到了“天命”这个命题。

    天命与死亡一样，都是哲学世界里永无休止的问与答。我自认为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从童年时起，我就在无数不眠的夜晚冥想死亡，体验死亡之后思维散尽，记忆永褪，就好像自己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自我散失的状态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永恒。每每念及于此，整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在被窝里颤抖，怕，又止不住地去想，这是一个让人崩溃，又如磁石般让你难以摆脱的命题。

    徐爱曾经在与王阳明的对话中说到，自己这辈子肯定命不久长。

    王阳明问他何故，徐爱说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自己去了衡山，在那里他遇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拍着他的背说：“小伙子，身子骨儿不行啊，才爬了这么一段就气喘吁吁。”

    徐爱不明白什么意思，老和尚说：“你与颜回同德，你与颜回同寿。”

    徐爱一听，心想：前半句还算中听，本人思想道德至少还是及格的，这后半句可就离谱了，颜回才活了三十二岁，你这不是咒我短命吗？

    王阳明听着徐爱的叙述，望着他单薄的身子和白皙的面庞，心下竟有些心疼。他劝道：“这只是一个梦而已，你也别过于敏感。”

    王阳明说着，不由将目光投放于徐爱身上。徐爱的身子真的太单薄了，这样柔弱无力的身体穿着宽大的衣服，真让人担心会不小心被大风刮走。与他的瘦弱不相称的，则是他睿智的大脑和一颗赤诚滚烫的心。徐爱天生就是一个精神贵族，一直以来，他都将身与心的冲突作为思想的疆场。

    王阳明想到当年自己被大太监刘瑾逼得生死飘零，天地之间难有容身之处。就连那些平日里与其诗酒唱和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只有徐爱义无反顾地拜他为师，始终追随于他。

    徐爱从来没有如此迷恋一个人的思想，王阳明告诉他：“人人皆可成圣，没有不能成，只有不想成。圣是一种充满志趣、通权达变、挥洒自如、化己度人的生活态度。”

    从龙场回归的旅途中，王阳明和徐爱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这水上的讨论。一天傍晚，王阳明立于船头，看着暮色渐渐升起，耳边则是徐爱手舞足蹈的声音——要是这条船永远开不到尽头该有多好啊！

    这时候的王阳明自我感觉很是良好，四十岁不光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也是他活得最为通透的阶段。不仅打通了生活与心学之理，更重要的是他身心获得更丰富的自由，生活的熔炉让他百炼成金。那些所经历的动心忍性的过往，就是那个越烧越旺的大熔炉。

    王阳明就像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斗士，左冲右突，想一朝成就圣贤，早点真金出炉。

    他经历了人生中应该经历的苦难，尤其是内心的反复与碰撞，让他越来越清醒。圣贤之路没有终南捷径，更没有伸手可摘的果子吃，所有的不劳而获都将功败垂成。

    按照王阳明的解读，“意”之所在都是物。意在侍奉双亲，那么侍奉双亲就是一物；意在侍奉国君，那么事奉国君就是一物；意在爱民，那么爱民就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那么这些就是一物。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认为，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在王阳明的世界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看见父母知孝，看见兄长自然知悌，看见小孩落井自然知恻隐，这就是良知，没必要向外寻求。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儿私心杂念。也正因为有私心杂念，我们才要下‘致知’‘格物’的功夫，以克服私心杂念，恢复纯净的天理。

    过去，王阳明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熹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融会贯通。在他看来，圣贤学说，非此即彼，既然自己选择心学，那就选择与理学作对。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在做了选择后，那些铺天盖地的质疑与反对之声如浪潮般扑面而来，贬低别人非但没有抬高自己，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

    如果自己创建阳明心学只是为了逞一时之快，打打嘴仗，停留在言辞辩论上，那么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对自我身心的养育也是有害无益。如果说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先前在儒家弟子心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王阳明在这里却将他们巧妙地调和到一条道上。

    无论是朱熹、陆九渊，还是王阳明本人，虽然各有各的方式，各有各的道，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圣人。王阳明在向弟子灌输心学与朱、陆二人的区别时会强调，他们在方法选择上有失偏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修养和学问很难达到平衡状态。

    与他们两位相比，王阳明奉行的完全是另一套，知行合一，人的修养和学问也同时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穷理是尽兴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行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则两美，同生共长。

    除了专心讲学和调养身体，王阳明还将热情倾注于写信交流。信，只是一种媒介，他只是借助于信件与那些散落于四面八方的友人和弟子们交流学问。这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南疆北土，所到之处，总有友人和学生相帮相助。如果一天不写信，王阳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如果一天没有读到来信，他就觉得莫名的烦躁。那些信件像是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电话问候，不过王阳明问候的是内心。那些沾满尘土的信件，穿过森林、湖泊，一封封就像是他发散出去的感知这个世界的电波，有人接收，有人呼应，才是他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比如说，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离开京城，转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一职。

    这一期间，他给黄绾写了不少信。后来，王阳明赴南京，湛若水出使安南，而黄绾则到了雁荡山，京城学术界的“铁三角”就这样各奔东西。在写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写道：“滁阳之行，相从者亦二三子；兼复山水清远，胜事闲旷，诚有足乐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兴一来耶？”在信里，王阳明还对此间的几个学生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他们：“习气已深，虽有美质，亦消化渐尽。”

    一路走来，在外人看来，王阳明与那些追名逐利的“事功”者并无区别。可谁又能了解他此时的心境，繁华的背后是心境的寥落与寂寞，就连那些环绕在身边的同道者，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心学的要义。或许只有徐爱一人。

    在这期间，王阳明曾经一次次向黄绾发出邀请——“闻彼中山水颇佳胜，事亦闲散。”身处于繁华热闹的南都，王阳明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虽然这里有好风长吟，有大把的闲散时光，但是王阳明最希望的，还是像徐爱、黄绾这样可以与自己有思想碰撞的友人或者弟子陪伴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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