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贵阳书院对有志于传播自己心学主张的王阳明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去处。这座书院可以容纳数百名学生，共有六个教员。席书身为主管教育的行政长官，他希望王阳明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本地学子帮助。

    王阳明认为自己所创建的心学是为了帮助士子们走上圣贤之路，而不是为了在体制内混个一官半职。但如果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向学生们讲授有别于程朱理学的心学，让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无法通过科考，王阳明又觉得十分过意不去。

    一天，席书像往常一样处理完公务后来到书院，与王阳明交流学术。席书说：“王先生能否向席某人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以及阳明心学与陆九渊的不同。”

    王阳明心里明白，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虽然他很佩服王阳明，但是对阳明心学的“真理性”还是持怀疑态度。他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自己心中仍有疑惑，希望王阳明给他一个更加通透的解释；二是席书在追求学问上是一个豁达之人，并无派系门第之见，不然也不会将王阳明邀请到贵阳书院来讲学。

    王阳明心里很是感激，他说：“朱熹是通过圣贤书得到天理，然后去执行；陆九渊则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执行。这两个人得到天理的方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知与行是有先后之分的。而我的阳明心学则认为，知行是一体的，没有先后之分。”

    席书又道：“你在教育学生时也说，要通过静坐来认知世界、认知自己。陆九渊也提倡静坐，你们在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王阳明说：“我并没有让人一味地静坐，而是通过静坐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人心只有沉静下来，才能听见这个世界最微小的声音。陆九渊希望通过静坐直接获知真理，当年我也这么认为，于是体验了一把静坐‘格竹’，可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真理。”

    席书疑惑地问道：“既然你无法获得真理，可你又在这里向在座的儒生们传播心学，那你的心学依据是从哪里来的？这能算是真理吗？”

    王阳明回答：“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真理就在我的心中，然后通过实践，去事上练，最终达到知行合一。没有行，何谈知？没有知，又何谈行？”

    王阳明与席书的一问一答，让在场的学生们心悦诚服。

    人生真是一场福祸相依之旅，如果当初王阳明没有上疏营救戴铣，便不会得罪刘瑾，也就不会被贬谪到贵州，不被贬谪到贵州，便不会在这贵阳书院讲学，更不可能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千古妙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官阶比王阳明高得多的席书成全了王阳明。这时候的王阳明已年近四十，快到了孟子所说的“年四十，不动心”的人生阶段。他在为学与做人原则上提倡“吾性自足”，这是一种自我圆满的精神胜利法，不会为所谓的世俗标准而动摇心性。

    在贵阳书院的日子里，王阳明以其贯通儒、释、道三家的学识，深刻的思想，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众多学子。王阳明天生就是教育家，他的教学方式是轻松活泼的，他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随处所得，随处指教，教学相长，让弟子们乐在其中。

    但同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在龙冈书院时，他就要求，身为他王阳明的弟子务必牢记八个字：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如今，他又将这八个字带到了贵阳书院。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立志，就不可能做到勤学；如果不能做到勤学，也就无法成就事业。天理虽然存于人的内心，但光说不练，不去用实践检验真理也是枉然。一个人立于世间，不可能不犯错，但应该做到有过必改。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你应该尽量让更多的人满意。同时，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他人向善。但要求别人向善必须注意方式和方法，使人乐于接受，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王阳明的门徒开始逐渐向书院聚集，他的声望也与日渐隆。在龙冈书院和贵阳书院拜于王阳明门下的弟子（包括席书），都可以称得上是“王门一期”。王阳明的龙场大悟，结束了他的精神修炼期。从苦学程朱、出入佛老，到现在顿悟“格物致知”的主旨、登坛大讲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创建之路至此算是修成正果。

    在这一期间，王阳认真反思了自己走过的道路，重点思考了为官之道和以后政治选择的问题。他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在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从此，他选择了支持王道，哪怕坐在龙椅上的那位皇帝活得异常荒诞不经。

    从宋代以来，中国思想史浪涛激荡，各种学说主张风起云涌。北宋时儒家吸纳道、释的思想，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思考，由此道学兴盛，也就此扩大了儒家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境界。王安石变法，以安生民为己任，标榜儒家的“外王”传统。而朱熹的理学，则道出了“内圣”的部分，将安顿自己作为“外王”的必要条件。

    朱熹活着的时候，当时的执政者也将他的那套学说主张斥为“伪学”。到了明朝，朱熹的“伪学”反而占据了正统地位。所以先掌握真理，然后再用真理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就成了读书人的共识。如此一来，读书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拨人：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只知夸夸其谈，却不容别人有丝毫的质疑。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抛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无异于在大明学界投放了一枚重磅炸弹，轰然炸响，令整个帝国为之一震。他告诉那些一天到晚嘴上说真理的人，你们说的那些真理早就烂熟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务之急不是你说了些什么，而是你能不能闭上你喋喋不休的嘴巴，去好好做事，去全力实践。光说不练假把式，唯有知行合一，才能成就大事。

    王阳明不是一个一本正经读死书的冬烘学究，他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很高明的，方式和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他也知道，很多人并不认同他的“知行合一”，那些前来听他讲座的人，很多人都是奔着科举当官来的，或是为了解内心一时之惑。他们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心灵像风一样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谛。心学并不只是在讲道理，很多时候阐述的是方法论。比如王阳明说的：“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在这里，他指出了修心的次序和方法。教人做学问，不可固执地守在某一边。刚开始学习时，内心浮躁，心如猿猴在跳，意如烈马奔驰，让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候，人心所思虑的，多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而平息思虑的一种好方法就是静坐。

    静坐是一种传统的修身养性的方法，古代许多取得卓越成就的名人，平常都爱好静坐。通过练习静坐，可以感悟人生、认识自我、医治心灵的创伤，并可促使注意力集中，开发潜在的智慧。

    “静坐”并不是非要端坐于某处，躺着趴着都可以，只要能守住一个“静”字，在静中排除掉思虑中的杂念。这就像是让我们立于一面湖水前，当湖面平整如镜时，我们能看到湖面映照出碧空蓝天。当我们将一颗细小的石子投进湖中，湖水就会产生涟漪，湖中的影像也随之扭曲。我们的心和湖水是一样的，而求静，正是求此心平静如湖水、物来能照的功用。

    内心的宁静是心学入门的第一阶段，而内心的宁静不同于“空”。如果内心只是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宁静，田也不种，工也不做，书也不读，那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提升。

    王阳明说，实现了心的宁静后，接下来该做的是“省察克治”。

    何为“省察克治”？王阳明是这样说的：“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

    在王阳明看来，心学功夫就是“静坐息心”和“省察克治”两部分。“静坐”求的是本体的“知”要明，“省察克治”求的是把本体的“知”转化为个人主体意识把握的“知”。《菜根谭》中有一句话：“忙处事为，常向闲中先检点，过举自稀；动时念想，预从静里密操持，非心自息。”意思是在忙中做的事情，要先在闲的时候思虑安排，这样犯的过错自然就少了；在动中的思想念头，要先在静中设想到，这样在忙的时候，那些偏移了“理”的“非心”也会自然平息。

    正德五年（1510年）春，大明王朝的政局出现了巨大的震荡。世居甘肃的安化王朱寘鐇以刘瑾乱政为名，举兵造反。

    朝廷派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的杨一清前往讨伐朱寘鐇，同时又派宦官张永监军。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他知道张永与刘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想利用张永除掉刘瑾。杨一清对张永说，朱寘鐇不难平定，只是内变不可测，令人忧虑。

    张永问内变是什么，杨一清在张永手上写了一个“瑾”字。

    张永明白了，他为难地说：“刘瑾势力太大，耳目众多，不敢妄动。”

    杨一清说：“你也是皇上信赖的人，你可以趁向皇上报捷的机会，揭露刘瑾的种种恶行，并说天下百姓怨恨刘瑾已久，再不铲除恐生不测。皇上一定会听从你的话诛杀刘瑾，刘瑾一除，你将更受器重，且留名后世。”

    张永问：“万一事情办不成该怎么办？”

    杨一清说：“你去说一定能行，如果皇上不信，你就跪地请死，并发誓你说的不是假话，皇上一定会被你打动，你得到圣旨后就立刻行事，不要拖延。”

    杨一清与刘瑾早有过节。几年前，他在修筑边墙的时候就曾遭其陷害，并被加以贪污边费的罪名关进大牢。后来在李东阳等人的营救下才得以获释。

    如果不是这种深仇大恨，杨一清也不会冒着灭族的危险挺身而出为国除奸。他个人扳不倒位高权重的刘瑾，但刘瑾自己露出了破绽。刘瑾对军屯的土地实行新的税法，他派遣的征税官吏到了边镇之后如狼似虎，他们殴打了安化王朱寘鐇封地中欠税的军民。安化王早有反志，现在正好以清君侧的名义宣布起事。

    安化王列举了刘瑾的几大罪状，传檄各边镇。收到檄文的边镇都不敢上报，只有延绥巡抚将檄文封奏朝廷。但这场暴乱只折腾了十九天，就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领着百余名散兵游勇，乘城中空虚，潜入安化府捉拿了安化王。

    因此，仇钺和后来的王阳明一样因平藩有功而被朝廷册封为伯爵。不过他平藩的难度系数要远远低于王阳明。

    当平叛任务结束后，正德皇帝设宴犒赏张永等人。在这次宴席上，张永献上朱寘鐇讨伐刘瑾的檄文，并揭露了刘瑾所犯下的十七宗罪。在听完张永的汇报之后，朱厚照沉吟片刻，才说出一句话：“刘瑾负我。”

    张永笑了，有了皇帝的这句话，剩下的事就顺理成章了。几天之后，正德皇帝下令逮捕刘瑾，执行任务的就是宦官张永。张永不敢怠慢，率禁军包围刘宅，直接将刘瑾抓捕在案。

    刘瑾入狱后，张永和阁臣李东阳担心他再度复出，于是一再奏请正德皇帝，要抄没他的家产。他们在事前早已将刘瑾的家底儿摸了个清清楚楚，只要能够将刘瑾的财产数目公开，这个帝国巨贪绝对难逃一死。

    果然不出所料，从刘瑾府邸中搜出的财产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一大堆证实他谋反的违禁物品。正德皇帝的小宇宙彻底爆发了，他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刘瑾进行公审。

    公审当天，刘瑾故作淡定，用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面对审讯他的官员。他轻描淡写地质问道：“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不久前刚被刘瑾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璟第一个将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他的目光。只有驸马都尉蔡震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判你了吧？”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他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如实招来，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如果私藏兵器、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刘瑾就死定了。对于皇帝来说，谋反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有人根据他的贪赃数目，将其列为古往今来财富排行榜的首位。虽然说刘瑾坐地贪赃成了“千年巨富”，可最后真正要他命的还是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

    几天之后，刘瑾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六十余人全部遭到逮捕。在刘瑾的这张权力大网中，有内阁大学士三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九人，侍郎十二人，都察院十九人，大理寺四人，翰林院四人，通政司三人，太常寺二人，尚宝司二人。

    作为刘瑾的党羽，这些网中之人或被诛杀，或被下狱，或被贬谪，或被罢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整个帝国朝堂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刘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受到的是古代刑罚中的超豪华待遇——凌迟。据说对刘瑾施刑整整用了三天，从头到尾共剐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刘瑾集团的覆亡，让那些被刘瑾打击的官员重新看到了曙光。在龙场驿度过了艰辛而又充盈的两年时光，三十九岁的王阳明终于可以告别艰辛的贬谪生活，迎来人生的转机。正德五年三月，又是一个百花烂漫的春天。在多名贵州官员的保荐下，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将知行合一化为政治实践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庐陵县衙在府城南门的欧家祠路，出南门向东，有白鹭洲，处于赣江中心，洲上有一座白鹭洲书院，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王阳明在这里开辟一个讲习场所，传播心学。对他来说，当官是身外之物，心外之所，是所谓的副业，传播心学，求取圣贤之道才是他的根本。

    这一年年底，王阳明来到庐陵（今吉安）当了一个亲民之官——县令，地方父母官与他在龙场时担任龙场驿丞不可同日而语。最重要的是，王阳明身上背的朝廷处分这时候已经被撤销。

    王阳明坐在县衙里，回想龙场驿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不禁心生感慨，那就像是上天刻意安排好的一场劫难。他不仅渡过了这场劫难，更体悟出心学的要义，明确了“知行合一”才是打开圣学之门的那把钥匙。

    两年来，王阳明虽然身居蛮荒之地，但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他开办龙冈书院，教化民众，使自己声名远播。他离开龙场驿时，有数千人赶来送别，其中有各级官吏，更有当地的老百姓。

    龙场是一个荒僻艰苦的地方，王阳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尽快离开这里。可是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刻，他也心有不舍。这里的每一处草木、每一处风光，还有那些帮助过他的乡民们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再也离不开龙场这个地方，自己的心留在了这里。一路上，王阳明走走停停，写了二十多首诗。在诗里，他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情。“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他还写道：“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虽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求取功名才是正道，但是在前往庐陵的路途中，当看见渔歌唱晚，樵夫安逸生活的美好画卷，他的内心也不禁会生出归隐山林的念头。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离开官场，但不知是何年何月。

    王阳明还没到庐陵，幕僚就已将该地的民风及地方乡绅的势力告诉了王阳明。王阳明向他们询问安民之法，他们一致认为，别无他法，唯有用强权压制。

    就连前任的许县令也说，自己在庐陵待了三年，身心备受煎熬，再不将自己调离此处，恐怕会被忙不完的公务折磨致死。他在临行之际告诉王阳明，每天自己的公案上都会堆积上千封诉讼案卷，这些人先是在县里告状，如果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跑到省城去告状。

    说到最后，许县令激动得涕泗横流。他说，如果让他在庐陵和地狱之间二选一，他宁愿选择下地狱，也不愿在此处做官。王阳明很同情他，但没有被他的那些话吓到，连龙场那种非人类居住之地都能身心愉悦地活着走出来，更何况让自己当一个县令。

    王阳明不相信上天的眷顾，他只相信用良知、用行动才能赢得上天的眷顾。

    对王阳明而言，他眼下要做的就是扮演好庐陵县令这个角色。从一个差点儿被踢出体制的驿站小吏到七品县令，虽然自己的仕宦之路走得磕磕绊绊，但王阳明觉得还是有收获的，在贵州山野的雾障中他练就了一双锐利的眼睛，这双眼睛让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所以，王阳明没有动用官府的强权去压制当地的民众，他用的是儒家“分流而治”的办法。比如他张贴告示，起用三老（老吏、老幕、老胥），将行动规范广而告之，让他们在“申明亭”劝说那些前来诉讼之人。“申明亭”和“旌善亭”由朱元璋所设立，依靠地方德高望重者出面调解社会争端、化解矛盾。

    王阳明在庐陵县工作了七个月，先后发布了十六条告示。王阳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既克制了官府的扰民行为，又整治了刁民的乱法勾当。

    庐陵虽然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但却是四省交会之处，三不管地带，世风凶劣，盗匪横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各方利益在此纠缠不休，官府有官府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

    王阳明始终坚信一点：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比，平民永远是弱势群体，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没有人会装疯卖傻地来官府衙门找麻烦。当然这只是王阳明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

    王阳明刚到县衙，当地乡民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上千乡民拥入县衙，吵吵闹闹，让他一时也搞不清楚这些人的目的。但王阳明并不急躁，而是搬了把椅子安静地坐在那里，耐心倾听他们的吵嚷。很快他就清楚了，这些人是要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根本不出产此物。王阳明觉得乡民的要求合情合理，既然地方不出此物，官府也没道理征收，于是他同意了乡民们的请求。

    但王阳明也由此陷入了政治困局：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如果强行征收，只会酿成民变。

    死里逃生的磨难让王阳明懂得生命的可贵，也更懂得老百姓的疾苦。王阳明很快就找到了决定自己人生高度的两大关键词：冲突与良知。冲突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与理想这一最基本的分裂时所产生的碰撞。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越大，这种碰撞就越强烈。当这种碰撞到了不可调和、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转而诉诸内心。作为当事者就会试着选择另一条路径由内及外去抵达理想的彼岸。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内心就成了减压器，成了精神的抚慰品。

    王阳明一方面对那些挑事的所谓刁民进行劝谕；另一方面为他们争取相对宽容的生存空间，从而赢取民心，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王阳明一边做好百姓的安抚工作，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减免摊派。

    王阳明在报告里说：单是每年购置各种木材、炭、牲口，旧额不到四千两，现在增加到了万余两，是过去的三倍。其他公差往来，县里也要供奉财物，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灾、瘟疫不断，很多家庭都死得绝户了，而那些幸存者还要完成官府的征粮纳税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四处劫掠。上级若不宽免，将有可能激起大变。

    当上级催逼紧迫时，王阳明非常动情地说：“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有难行。我实在无法称职地完成任务。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我实在内心痛苦。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上下不得，我这个县官还有意义吗？朝廷应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宽免此项目。要抓人，就请立即将我罢免，以为不职之戒。”

    就在庐陵人感激涕零之际，王阳明贴出一张安民告示，告示的大概意思是：“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写得又臭又长，废话连篇。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规矩。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状纸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理会，还要做出相应的处罚。”王阳明这么做，让地方乡民认识到，暴力抗税和打官司都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忧时有志怀先进，作县无能愧旧交。”这时候的王阳明总是会莫名地焦虑，他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有着难以纾解的压力。王阳明在庐陵的施政理念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不是用严刑峻法来压制地方百姓，而是通过教育感化老百姓，重在教导人心。

    王阳明针对瘟疫期间抛弃亲人的现象，写了一份布告。他说：“瘟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干一些违背天理的事。要消灭瘟疫，只有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的孝心、仁心，只要心中的孝心、仁心自然流露就会否极泰来，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王阳明在庐陵担任县令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七个月。而这七个月时间里，有将近六个月，他都处于静卧养病状态。龙场生活给王阳明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是拖着病体离开龙场的。尽管如此，他的工作效率并没受到丝毫影响，还是为庐陵的百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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