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贝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著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正德三年（1508年）春天，王阳明到达贬谪地龙场驿。龙场离贵阳不过四十公里，地处山区，是个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地方。《王阳明年谱》曾描述该地情状说：“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遍地皆是毒蛇猛兽，瘴疠和疟疾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当地的居民以苗族、布依族为主。当时的龙场驿站只有一名驿丞，二十匹马。

    王阳明本以为，只要恢复自由身，哪里都比监狱强。可是到了这里，他才发现，这个地方真的不比监狱好多少。到了这里，语言不通，交通闭塞，瘴疠之气随时会要人命，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维系，王阳明又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他专门为自己准备了一口石棺。“吾唯俟命而已！”这里的生存环境让他灰心绝望，有了“等死”的念头。

    王阳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搭起了一个茅草棚。随后，他在龙场东北的龙冈山上，发现了一个山洞，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东洞”。山洞的居住条件比茅草棚要好一些，至少可以挡风遮雨，于是他干脆搬了过来，把“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这样就有了一个安妥的住处。

    当时跟随王阳明前往龙场的家仆共有三个人，当王阳明决定搬进阳明小洞天时，他们都为能够找到这样一处绝妙的住处而欣喜。对此，王阳明在诗中做了如下描述：“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下，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然生命中那些平凡的事物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娱，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我宽慰。莫名的伤恸还是影子一样跟着王阳明。“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揣”，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竹暖无家，忧思坐长望”，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内心又是一份愁情：“故国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与冷酷的政治相比，大自然还算是仁慈的。那些日子，越来越折磨王阳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些前朝的圣贤像自己一样被发配于此，他们会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是就此沉沦，还是完成自己的精神涅槃？

    王阳明经常做这种换位思考，经常拿自己和圣人作对比。圣人也吃喝拉撒睡，圣人也是一样的肉体凡胎，圣人在现实世界也会像自己一样处处碰壁。当然他所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历代文人所关心的。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实现？

    王阳明日夜冥思，形神俱废，想要在内心求得一个真解。在这混沌无序中，他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可是等到回头再想时，又觉得自己所谓的明白，不过是一个零。

    等王阳明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他忽然觉得，这样的隐居生活是无比珍贵的。这种生活既可以让自己保全名节，又可以将自己隐藏起来。就像是一只豹子不轻易展露自己的身形，以防自己的毛皮花纹被雨雾损坏；又像是一条龙蛰伏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

    远谪龙场使王阳明跌入人生的最低谷。这位工作在艰苦“一线”的最底层“公务员”，生活水准还不如那些山沟里的夷民。前有“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后有刘瑾派来的刺客，命若累卵。王阳明经常会来到那口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石棺面前，直面内心对死亡的恐惧。

    生活条件是挺艰苦的，但这里的自然风光也是其他地方所少见的。通过与苗夷民众的深入接触，他发现这些边民根本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凶悍。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石洞虽好，但寒气伤身。王阳明本就羸弱不堪的体质在这里受到更大的摧残，落下的病根伴随了他之后的一生。他后来上书请病假，致仕退休，都会拿龙场这段日子作为理由。

    待的时间长了，王阳明身上所散发出的温润的文人气质感化了当地百姓，他们也逐渐与王阳明熟悉亲近起来。既来之则安之，王阳明主动融入当地的生活，在开垦耕作过程中，他会向当地的山民学习语言，熟悉风土人情，只要有时间就和他们交流。这一年雨季，山民们见王阳明所住的石洞潮气较重，对健康不利。他们就给王阳明建了一个木屋，木屋造型古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有人建议将这个木屋取名为“龙冈书院”，但王阳明觉得还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他想到孔子当年想要居住在九夷，别人劝他，那个地方太过简陋。孔子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于是王阳明将这个木屋取名“何陋轩”。

    待到木屋建造好之后，王阳明又在不远处建了一座“君子亭”。他还将一个山洞称之为“玩易窝”，他经常在这里读《易》，读到精妙之处，如同心灵的玩耍一般，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玩易窝记》。

    美不胜收的风光，热心淳朴的乡民，让身处逆境的王阳明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审视朱熹的“格物致知”，开始重新思索人生，审视自己。他向当地的农人学习耕种，解决吃饭问题，甚至还有余粮接济穷困之人。王阳明后来所坚持的道、良知、善行，与这段时间所处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排除生死的焦虑，王阳明采取了以前曾接触过的道家与白沙心学的静坐之法。在这“端居”的过程中，以前所储备的各种人生理论包括格物之论纷纷涌进他的意识之中，他也因此悟到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初衷并不是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他在正德三年所写的《五经臆说序》中明白无误地提到这一点：“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录之，意有所得皆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

    王阳明所著之书当然有启示后学的作用，但最初的动机，还是为了自我的精神解脱。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豪宅别墅、宝马香车的生活才是人生至乐，但王阳明在龙场这个地方体会到的却是颜回之乐。何为“颜回之乐”？孔子曾经对自己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有过最高的评价，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也就是说，人的快乐不是物质的堆积，而是精神的富足。

    这时的王阳明幡然醒悟，他的内心从未如此笃定。他决定不再向外求理，不再依附于人、追随于人，而笃信“心即理”。于是，我们见到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龙场生活对王阳明的考验并不仅仅来自精神层面，很多时候困扰他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和几个家仆的口粮并没有稳固的保障。

    王阳明这时候想到了孔子。当年，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来到陈国，结果断了粮食，众人饥饿难耐。学生子路愤愤不平地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对子路的告诫其实就是儒家一直坚守的“穷困之节”。君子穷困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遵纪守法，而小人一旦陷入穷困就开始乱来了。

    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孔子极其相似，但他觉得要想在精神层面使自己有质的提升，还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他向当地人学习种粮，焚烧草木，开垦耕作土地。不仅解决了主仆几人的口粮，还有剩余的粮食。王阳明用剩余的粮食接济穷人和寡妇，有时还会举办宴会，甚至用遗漏的稻穗喂小鸟。

    当然，王阳明的心情也会有非常困闷的时候。他来到小溪边，溪水清澈见底，可以洗涤冠缨。当他看到澄清的溪水映出自己的白发，愕然不已，于是写下《溪水》一诗，其中有如下几句：“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王阳明慨叹光阴似箭，自己在这里虚度年华，离自己追求的圣贤之道依旧遥远。

    所谓悟道，就是找到这个世界的本源，理解心与物之间的根本关系。王阳明在龙场到底悟的什么道？有人说那不过是“禅”，有人说是道家思想精华，也有人说，是儒家思想和陆九渊心学的重新组合，甚至还有人说是王阳明在身心困顿之下大脑产生的一种幻觉。

    或许后人在描述龙场驿时，有夸张之嫌。这里虽然地处荒僻，但毕竟是人居之地。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力是如此不堪。早在明朝初年，就有大批江南军民在贵州驻屯，并世世代代定居于此。

    龙场地方偏僻，人员来往稀少，王阳明这个驿丞也就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乡俗调查、散步、静坐、思考。

    如果说在此之前，王阳明是通过外物来探索天理，那么从这时候起，天地万物都在他的眼前化为乌有。他的内心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活跃，像是一只飞鸟得到了某种神秘的暗示，落于人的手掌之中。曾经的王阳明用眼睛去格竹子，傻想七天七夜也没格出个所以然。以后，他要把这颠倒的路子再重新颠倒过来。这一刻，他终于得到了指引。指引他的人并不是哪位圣贤，而是他自己。他本以为，天下万物只要用眼睛去格，就能格出那一个“理”来。但是当他躺进石棺，盖上棺盖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变了。原来重要的事物不是用眼睛去看的，而是以心为本体，用心去照见。

    在王阳明看来，儒生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

    王阳明冥思苦想、夜不能寐，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从床上猛地跳起来，大喊一声：“我明白了，明白了！”如同武侠小说里主人公无意间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王阳明在思想的道路上一日千里，终成正果。

    用一句话来概括王阳明所悟的“道”，那就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所主张的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

    时间似乎凝滞了，躺在黑暗的空间，王阳明瞬间就把握了永恒。一直以来，王阳明从没停止过对如何做人、如何判别是非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这样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充盈着他的内心。而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是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远离王权的核心地带，使王阳明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身处边缘最大的好处在于，他可以看清自己，也可以客观地看清局势。

    王阳明领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而他一直以来所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而做圣贤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真正的自我。像孔子那样的圣贤处于逆境，也会忠诚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为外界环境所动。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所谓全部的哲学，就是学死。只要一个人学会了如何面对死亡，就能更好地在人世间生活。生与死对王阳明来说，就像并排的两个房间，他没有贸然踏进另一个房间，是因为他依然眷恋着此间的风景。

    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王阳明曾经遵从朱熹先生的教诲，去格一草一物之理，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龙场顿悟，其实是王阳明第一次体认到“心”与“理”的融合。

    早在龙场顿悟之前，王阳明通过和一些同道中人的交流及自身的体验，已经对“格物致知”有了一些想法。所谓“格物致知”，本来就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去实现，它主要还是对“理”的体认。尽管王阳明这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他一直苦于未能实现“物之理”与“人之心”的融会贯通。

    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开始尝试性地用自己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他还发现，朱熹的注释和自己的所悟完全相反。虽然他的探索是从朱熹出发，但是他不想再归于朱熹，他要找寻自己的理解。

    关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有着各种版本的解读，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王阳明发现了身心之学的精妙所在，并用一生的行为坚持自我。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龙场那个昏暗的山洞也光明起来，他很快适应了这个地方。

    王阳明确认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的生命品质，从此他终于能够平静地以自己的内心来面对整个世界了。

    王阳明的学问之道已经小有名气。这时候有学生来求学问道，王阳明要投入到讲学弘道的事业中。从任何具体的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是仁学万物一体的原则。

    在这穷荒僻远之地，王阳明是孤独的，虽然他学着做一个农夫，学着和当地人友好地相处，但他需要可以进行内心对话的人。他在当地结交了一些新朋友，还有旧日朋友不顾路途遥远来此相聚。这些昔日老友大多是他在北京和余姚讲身心之学、辞章诗赋的弟子和文友，其中以他的妹夫，也是他的弟子徐爱为首。

    王阳明原本以为，贵州和浙江相距千里之遥，即便徐爱想来，以他的身子骨也是吃不消这一路舟车劳顿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在书信里只能用“意欲”“恐”这样商量的语气。

    几个月前，王阳明在赶赴龙场途中，曾在浙江杭州做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就在那个时候，徐爱和同乡的蔡宗兖、朱节三人向王阳明行了拜师礼，成为王阳明的弟子。

    可惜那个时候，二人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王阳明还要继续向着流放地西行。而徐爱也要埋头苦读，作为地方府学推荐的学生上京城参加会考。临行前，弟子们依依不舍，请求老师留下两句教导之语。王阳明就写下了《别三子序》。

    第二年，王阳明收到了徐爱从家乡寄来的信，他沮丧地告诉王阳明，自己考场失利，不知道何去何从。王阳明立即去信安慰他，落榜不能落志，以后的路还很长，要沉住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道德和学问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以求大成。同时王阳明还向徐爱建议，虽然龙场地处偏僻，穷荒无书，在物质上艰苦些，但少了外在的羁绊。如果徐爱能够舍得离开娇妻和年迈的双亲，此地倒也是个静心读书的好所在。

    信发出后，王阳明并没抱多大的希望。让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的一天，徐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一切就像是在梦中，王阳明大喜过望，他连声唤道：“徐爱！徐爱！你太让我感动了。”

    王阳明大叫着站起身，动作如此猛烈，以致打翻了面前的茶碗。他们像魏晋的风流雅士那样狂放地大笑，他们席地而坐，彻夜长谈，不谈眼前的苟且，只谈远方的诗意和内心的快乐。科场失意算什么？贬谪龙场又算什么？与辽阔的天地和自由的内心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得知王阳明在心学上有了重大的发现和精进后，很多人怀着好奇之心来龙场论道。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龙场有个叫王阳明的人，提出了与朱子不同的学说。他们纷纷来到龙场，听王阳明讲他在龙场所悟之道——何谓“心即理”。

    王阳明说，人心中有个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世间一切道理都在人的心中，这就是“心即理”。这一说法虽然让那些想要得到更多指引和解读的弟子们兴奋不已，但他们内心还是会有疑惑。

    徐爱率先打破沉寂，他问王阳明：“先生说心即理，无须向外部世界寻求答案，但很多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我孝顺父亲的种种行为，这样的事不能只在心里想吧？总要去外部世界求取吧。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未经世事，他又怎么知道去孝顺父母呢？”

    王阳明摇摇头，对弟子的话予以否定。他的解释是：“如果你真是一个孝子，那就去做孝顺父母的事。天气冷了给父母添置取暖避寒之物，天热了就给父母准备避暑纳凉之物。这种礼节顺应天理人性，根本不需要去外部世界寻求答案。‘孝顺’这个道理本来就植根于心中。如果让它表露于外，就会体现在你父母的身上。当然它也不会因为有一天父母不在了，而消失不见。”

    在王阳明看来，儒家伦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不是发自于心，只是徒有其表，那么所谓的孝道也是不值一提的。所谓“心即理”，也就是要将世界聚焦于自己的心，将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问题，而任何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问题。

    徐爱说：“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对父母要持孝道，对兄长要施友爱，可他们还是做不到，由此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打了比方：“这就像是好好色与恶恶臭，好色属于知，好好色属于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重新立个心去好。恶臭属于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再立个心去恶。我们称赞某个人知孝悌之道，一定是这个人已经有了孝悌的行为，而不是嘴上说些自己孝悌的话，便可称之为知孝悌。”

    徐爱说：“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也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

    王阳明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不会带兵的人纸上谈兵，不会拳法的人死背拳谱，这样的知不是真知，真知是确实知道怎样去做的实际行动。如果满大街都是语言的巨人，那么行动派就会成为现实中的矮子。三百六十行不再分工明确，只要舍得花时间去背一本烹饪书，背一本拳法书，就可以成为厨师和拳师。心学的方法论不是光说不练，而是用做到来当知道的标准。

    他说：“这就像是一个人知道痛，必定是自己痛过了才知道痛；知道寒冷，必定是自己遭受过寒冷；知道饥饿，必定是自己经历过饥饿。既然如此，知与行怎么能分得开？这就是知行的本来面目，不应该被自我的私欲所隔断。圣人教导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不然的话，就算不上知。如今非要固执地将知与行说成两码事，其用意何在？而我又要将它说成一件事，用意又是何在？如果不懂得立言的主旨，只是一味地去追究知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

    徐爱说：“古人将知行说成两件事，也是让人分辨清楚。一边对知下功夫，一边又要对行下功夫。这样功夫才能完全落实到位。”

    王阳明说：“这样认为就失去了古人的要旨。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念头，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古人之所以说完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在这个世上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只知道闷头干事，干到最后还是糊里糊涂。所以我们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懂得认知的重要性。只有认知到位，才能落实到位；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天到晚在那里瞎琢磨，却不愿意付诸行动，结果也是枉然。”

    徐爱又说道：“知行是两件事，要两方面都用力，就像压跷跷板，一边要对知用力，一边也要对行用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知行合一。”

    王阳明笑了，他对徐爱的回答感到满意。最后，他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他说：“徐爱，你要记住一点。现在的人将知和行分作两件事情去做，以为必须先知道了然后才能去执行，如果我现在先去讨论研究做‘知’的功夫，等到认知到位了才去做‘行’的功夫，那么就终身不能行，也终身不能知。这样的知不是真知。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发起信心，着实去实行，就把所有的问题拉回到‘当下此即’，只有实实在在地去从事才算是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个’，同一功夫的不同方面，或者说从不同方面描述同一过程。”

    在生存条件恶劣的龙场，王阳明享受着精神的盛宴。几乎每日都有这样的交流与碰撞，尤其是与徐爱之间。王阳明总觉得，在这样一场对话中，总会有一种从心到心如同火花一样的东西在有力地跳动。

    和徐爱同来的还有王阳明的一个旧相识——傅凤。傅凤是安徽祁门人，此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是这样一个大孝子，因为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父母过上安逸富足的晚年生活而痛苦不已。于是，徐爱推荐他来见王阳明。

    他在听了王阳明的心学之后，内心也很有收获，但是回归现实，他内心的坚持又发生了动摇。因为除了年迈的父母需要尽孝，家里还有一个痴呆的弟弟同样需要他的照顾。傅凤一度想要放弃研修心学，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这样就可以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苦读的傅凤用力过度，竟然大病了一场，差点儿丢了性命。傅凤很苦恼，他需要王阳明的指引。

    王阳明对他说：“你虽然有心尽孝，却差一点儿陷自己于不孝的境地。”

    傅凤闻言大惊，他反问道：“难道我不去奋斗，不去做升官发财的梦，让父母和弟弟过着穷困的生活，就是孝了吗？”

    王阳明说：“你为了让父母和弟弟过上富足的生活，却把自己搞得差点儿丢了性命，这是孝道吗？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却没能实现改变命运的理想，还有可能让你的父母和弟弟来照顾你，你这不是孝，而是大大的不孝。”

    傅凤脸色大变，然后痛哭失声，他恳求王阳明为他指点迷津。王阳明告诉他，最大的孝，就是不让父母为我们担惊受怕，让他们能够内心安宁，不受折磨，不为子女担心。孝在行，敬在心，知行合一方为孝。

    在龙场，除了徐爱一直陪伴在左右，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紧紧跟随在王阳明身边。即使有人暂时留下来，大多也是出于好奇。听过几天王阳明所讲的心学之后，觉得无所可取，再加上生存环境实在恶劣，很多人也就不告而别了。在《诸生》一诗中，王阳明感慨道：“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王阳明让当地人平整出一块空地当作讲学之所，他热情地向当地居民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听他讲学。虽然很多当地人不懂王阳明在说什么，但很多人抱着好奇之心前来捧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求学之人越聚越多，于是王阳明就将此处命名为“龙冈书院”。

    讲学为王阳明带来的是身份感的确认，而这种确认很快让他变得无比坚定，同时他也意识到，对自己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使命。从此，王阳明不再对生活的坎坷感到愤愤不平，也不再动不动就萌发出归隐山林的念头，而是随遇而安，心如止水。

    然而，这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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