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

    中国进行的改革已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这种对比显然不利于俄罗斯，这种情况肯定产生一些说法，认为莫斯科走了一条错误路线。有人说，应当像中国人那样去做。但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按中国的方式进行，因为两国之间相差甚远，改革前的国情完全不同。

    1.国内政治局势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一场动乱。1978年，上层和下层都明显感受到，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变。而1985年的苏联，情况完全不同：苏联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仍在运转；国家在总体上保持着社会稳定、秩序和局势的可控。很多苏联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意识到了改革的合理性，但头脑里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改革应局限于现有体制框架内。

    两个国家中，各自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器运行情况完全不同。由于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国党政机关的权力、威信等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严重破坏，不可能有组织地抵制改革；而且，许多党政机关从一开始就与20世纪60～70年代的现实划清了界限。而苏联机关恰恰相反，还把国家管理权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出于内部利益一致，他们相互团结并准备对抗任何削弱优势和习惯生活的图谋。

    在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改革运动的人完全不同。在北京是经验丰富的一代革命领袖邓小平，他拥有巨大的权威，能采取最勇敢的措施。而在苏联，改革的重担落在了一位年轻的、外省来的党务工作者肩上，改革初期他只能在老近卫军的传统和立场所容许的、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做试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最初的改革举措就是深谋远虑的，而那时戈尔巴乔夫被迫迂回前进，只是进行无足轻重的，甚至通常是毫无意义的或有害的变革。

    2.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80%，他们大部分渴望获得在土地上自主劳动的权利。邓小平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农村立刻活跃起来，生产指标急速提升，甚至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也很快被迫接受了改革。在重要的农业方面取得进展以后，邓小平又开始进行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面临的问题是：苏联经济的支柱是军工综合体。为了改善国民经济，需要坚决削减军工生产，彻底调整经济结构。但军工体系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整个党政机关出于自身财权和权力考虑，不希望承受这样的行动。他们从思想上也不能接受这种改革：他们认为，苏联被敌人所包围，而敌人定会利用莫斯科的和平愿望和放松警惕的机会。统治阶层从根本上抵制经济领域关键部门的改革。至于农村经济，那里有5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传统，农村和城市的官吏对变革怀有刻骨的仇恨，再加上农村没有一个较强的、准备进行私人农场生产的劳动阶层，这些都束缚了戈尔巴乔夫的倡议。

    3.对外政策

    苏联和中国是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中开始改革的。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西方建立起了紧密的军事政治联系（在对抗莫斯科的“扩张主义”基础上），因此美国及其盟国热情地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中国提供商品、贷款、投资、技术援助。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海外华人也积极参与。

    苏联则不能幻想得到这种国外的援助。起先，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目标是缓和消耗国力的军备竞赛。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触及自己军工体系的痛处，改变整个执政阶层的观念和职能——否则，内部的反对派和西方都不会答应缓和。所有这些因素很快就使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的人相信，只进行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作为激发民众能量手段的民主化政策，用来打击党政机关和军工部门的改革反对者。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试图按中国的方式，先从经济上改革，但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于是他又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革放到首位。政治危机造成经济生活失控。中央已无力制定统一的、系统的经济改革战略。而且他无法在实践中实施这种战略。结果，不能承受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同时，其管理的多民族国家也一同崩溃了。

    （粟瑞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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