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报》原编者按：俄罗斯有句著名的谚语：“知道得越少，越能睡个好觉。”但这句话可能对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102]不太适用。他知晓所有苏联对外情报系统的秘密特工。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局长职务，这个局的任务就是负责对外派遣特工。
85岁的苏联对外情报老将尤里·德罗兹多夫在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认为，某些苏联领导人是担负特殊任务的外国奸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这些人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情报。所谓的“克留奇科夫名单”[103]来自美国情报机构，不是空穴来风。
《俄罗斯报》：尤里·伊万诺维奇[104]，首先，感谢您寄给我您的新书——《行动代号：“总统”——从冷战到重启》。我特意来祝贺您85周岁生日，您还一如既往地工作。
德罗兹多夫：我的老伴至今还在试图说服我：“干够啦，离开吧。”我总是晓之以理：“如果要我离开，不如让我死。”我像以前一样管理着一个独立的调查和咨询机构，此外写写书。
《俄罗斯报》：写那些严肃的，讲历史、讲政治甚至是有关俄罗斯发展战略方面的书。可我还是想和您谈谈另一些方面的东西…
德罗兹多夫：关于情报的那些事儿，只要是允许的，我都讲过了，几乎是全部讲过了。
《俄罗斯报》：几乎所有的，有的事情是要过了100年也不能讲，可有些事情可能用不了等那么长，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要知道时光不饶人。
德罗兹多夫：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分析出许多新的信息和情况。好，我们试试吧。经过我办理的人和事很多。
《俄罗斯报》：我写了一本关于阿贝尔-费舍尔[105]秘密谍报的书。
德罗兹多夫：阿贝尔是不错的人。而且，是一个相当棒的艺术家。他送过我他的画，至今还挂在我家里，就在我的座椅旁。你这一来，我们提起他的画，马上就会吸引眼球。你不信，明天网上就会有人抬高他的画，会出现这样的广告词：“在莫斯科出售著名间谍阿贝尔的绘画，价格120000卢布。”
《俄罗斯报》：真会赚钱。这毕竟是他在亚特兰大画的画。现在有很多人在回忆和谈论阿贝尔。比如说，后来派出了另一个秘密特工格里高利[106]去代替被逮捕的阿贝尔。如果谈到阿贝尔，怎样评价他在美国的秘密工作？后来的格里高利是否超过了他？
德罗兹多夫：这个问题不恰当。他们的工作领域不同。阿贝尔某种程度上的工作在核领域。1940年底到1950年间是世界历史的最艰难时期，麦卡锡主义猖獗。阿贝尔恢复了我们在美国被破坏掉的系统。准确地说，把所有的都重新建好，是不可能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招聘、招募了新的情报人员。他挽救了很多东西。他的情报工作既通过合法情报途径，也通过秘密情报员继续开展工作。所有这些成果，都是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和努力。是的，要培养一个秘密线人，通常需要花5～7年的时间。1962年阿贝尔被交换回国，5年后我与他在我们的餐厅见面了。我们走向前，热情问候。他是很阳光开朗的人。
《俄罗斯报》：后来你们继续交往了吗？
德罗兹多夫：没有。他对我说：“我总想感谢一下你，可总没机会。”而我那时被派驻到中国了。只留下了他送的画作为纪念。
《俄罗斯报》：现在咱来谈谈他的换班人——大名鼎鼎的情报员格里高利。
德罗兹多夫：我怕你太强调字面意义上的“换班人”。他做了大量工作。哎，被派到那里时，格里高利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俄罗斯报》：过去我们谈话时，我还以为他是外籍苏联人。
德罗兹多夫：不，他就像我们普通的、上了年纪的俄罗斯男子，说德语时，仍然会犯外国人常犯的严重语言错误，不得不经常提醒他这一点。于是他保证，他会克服这一切，会做得完美无缺。就这样，我们努力坚持训练和准备，再加上格里高利本人就是一位很出色的专家。
《俄罗斯报》：我能否问您一个敏感的问题——他是哪个领域的专家？
德罗兹多夫：他是搞技术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与那些创新领域密切相关的技术。而且，考虑到他的特点和德语水平，我们为他配备了一名助手。要一个德语好、发音地道的德国女子来弥补他的语言缺陷。
《俄罗斯报》：但联邦德国人对去他们那里的人很警惕，可以凭借某些迹象巧妙地分辨出来。
德罗兹多夫：所以我们不得不下工夫。我们开始与她解释一些应当注意的场合，她开始用德语对你讲：“这是荒谬的。”她将所有这些与报刊和书上讲的，或者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安全防范措施，使用安全信号，她明白这一切。然后，我们适时介绍他俩认识。开始他们互相认真打量，用挑剔、审视的眼光相互打量。而且，你知道，一开始他们出现了争吵。但后来一切都改变了，整个期间相安无事。
《俄罗斯报》：她有丈夫吗？
德罗兹多夫：没有。她没有结婚。格里高利的家人留在俄罗斯。但他还是秘密谍报生涯中最幸运的。他后来回到了家，是在圣彼得堡的家里逝世的。他得了腹膜炎，在那里挺了很多年。而她也不错，活生生的，可爱的女人，中等偏上的身高。
《俄罗斯报》：是金发碧眼那种类型的？
德罗兹多夫：不是金发女郎，她头发是暗棕色。居家型妇女那种的，外观上很配格里高利。她是很能干的女子。当我在纽约工作时，有时到过他们家附近。我曾开车经过他们家窗口，瞧了瞧……
《俄罗斯报》：但是没有瞧见，没见过面？
德罗兹多夫：上帝保佑。这还不够吗？我坚持一个原则，即工作时不与任何情报员接触。在工作的最后阶段，成为部门负责人时，我遵循这样的规矩：只保持非个人联系。而且绝不与任何情报员接触，绝不！经过这对搭档的长期工作，绕过中间部门和单位，他们只向我报告。这是为了充分保证他们的安全。克格勃的同事们同意了我的意见，虽然有些人开始对我表示生气和抱怨，甚至包括那些能力很强的情报分析师等人。但我完全有理由保护秘密情报员，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取得成效，并且开始有明显的效果。而当时的条件很危险。当时的处境，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违反苏联公职人员在美国居住的准则”。这些违规行为一旦暴露，我便向莫斯科发回材料。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107]就曾是违反规定的人之一。
……
《俄罗斯报》：我不太清楚：格里高利是不是一个专业的特工？
德罗兹多夫：是的。他是我们培养的特工。而他的专业也很好，是一位很好的、有教养的工程师。正好苏联时期在研究解决最新的电子产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放在那儿。关于他的记忆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他有些自己的仪器——微晶片等其他一些玩意儿——留给了我。后来，我还给了他。现在这些物品应该在我们对外情报局博物馆里存放着。是的，格里高利很能干。他曾喜欢上了摄影，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只是在美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不是每个人。他的妻子告诉我：在纽约，他被当成前纳粹分子之一。但不管怎么讲，他做了大量工作。那些情报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
《俄罗斯报》：对美国人来说，格里高利仍然是一个谜。也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也可能了解不少情况。
德罗兹多夫：在与时任情报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108]的一次谈话中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你知道，我们需要尽可能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情报材料。周一，你看到了来自某个国家的材料，周二，来自另一个国家，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和周日——所有人都休息，而我们照常工作，处理我们收到的东西。而下周是同样的工作，但这些别人都不应该知道。
《俄罗斯报》：您害怕出现叛徒？
德罗兹多夫：确实曾经有过。权力高层有一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情报。所谓的“克留奇科夫名单”来自美国情报机构，不是空穴来风。
《俄罗斯报》：您认为，这些人是……？
德罗兹多夫：我不认为，但确信这一点。证据就是我们内线提供的材料。
《俄罗斯报》：尤里·伊万诺维奇，还有没有一直到今天，仍在隐姓埋名的人？
德罗兹多夫：是的，有的。17年光阴荏苒，一个人走了一条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将一个非法移民、无业游民派出去，后来变成一个城市的荣誉市民。后来他被授予红星英雄勋章，又召开庆功会。然后我们两人又坐在他的公寓里。那时正是我国最困难、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他对我说：“如果17年前，你对我说，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永远不会相信。”他吃尽了苦头，知道上面是谁，有什么样的机会，该做什么。他是个英雄啊。有一次，我们专门带他儿子到一个西欧国家，他那时正好从他的永久居住地被派往那里出差。我们为的是让孩子亲眼看看，他有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父亲。他们谈得还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不幸。儿子在夏令营时溺水而亡。父亲参加了儿子的葬礼，只有一天时间，然后就急忙返回去了。
《俄罗斯报》：妻子当时也与丈夫在一起？
德罗兹多夫：没有。当时我们不能让他们在一起。首先，她语言不通。其次，是性格原因……再加上斯拉夫人的外貌。她前不久去世了。
《俄罗斯报》：丈夫是俄罗斯英雄？
德罗兹多夫：是苏联英雄。他回来后奇怪地死去，出了车祸……
《俄罗斯报》：您如何看待未来的特工间谍事业？在电脑时代间谍还有未来吗？
德罗兹多夫：对特工间谍的未来，我是乐观的。因为整个世界历史上一直伴随着间谍工作。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透过锁孔观察时，它已经开始进行侦察。因此，看看圣经原典，就知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情报工作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情报工作。至于我国，我们更加需要它。我们想与世界正确相处，向前迈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个准备全面充足、训练有素的秘密情报系统。
《俄罗斯报》：有人说，现在不再需要秘密情报系统，因为可以通过电脑，还有其他公开手段获取情报……
德罗兹多夫：当然，这是实情。但还有许多人在为别国的情报机构服务。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所有大国都正在使用的手段？我们必须了解世界政治面貌，研究设计未来的战略。这能够离开情报工作吗？
《俄罗斯报》：尤里·伊万诺维奇，谢谢您接受采访。祝您85周岁生日快乐。也许再过5年、10年，很多事件和细节会解密。那时我相信，您会给我们讲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程春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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