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人民代表、苏联总检察院特别事务侦查员

    《独立报》原编者按：尼古拉·维尼阿米诺维奇·伊万诺夫，莫斯科市律师公会律师。1984～1990年任苏联总检察院特别事务侦查员。1989～1991年担任苏联人民代表，是俄罗斯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浪漫激情和迷茫的时代。同时，这种迷茫是群体性的，人们觉得似乎只差一点就会改变一切，如同神奇的童话一般。俄罗斯人是爱讲童话的人，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然后，已经发生的现实终结了所有对未来的希望。我和格德良作为一个相当大的侦查小组的成员，当时在乌兹别克斯坦调查腐败案。当时重大的腐败案件主要是在护法机构和党的机关。这不只是“棉花案”[93]，我们调查的是政府高层的腐败事件，我再说一次，这并不仅仅只是乌兹别克斯坦。

    后来，上面觉得对我们的定性还不够严厉，越来越多地指出我们冒进，尤其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讨论这个话题，开始指责我们越权，并成立委员会，对我们进行立案调查等。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棉花案”。约有1000起类似的案件，为此投入大批当地侦查人员，为协助他们还从全国各地增派了数百人。通常，调查涉及的是低层的生产者：队长、集体农庄主席、棉花验收员等。1983～1988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有约3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小组反对如此大规模整治。因为要知道登记棉花产量和相关的侵吞都带有官方性。因此，多年来形成了一个相当严密、无法脱离的体系。那些掌权者的姓名，像拉希多夫或乌斯曼霍贾耶夫[94]，已经不重要：造成这种局面的制度才是关键之所在。

    我们也相信：腐败的关键是那些能作决定的领导，是位高权重的人。我们是要根除组织者，而不是执行者。因此，我们办案的声势才如此浩大。尤其是1984年，在国家现代历史上，我们首次对一位州党委现任第一书记追究刑事责任[95]。这种情况迄今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发生，除了可以任意追究任何人的斯大林时期以外，这种级别的领导是不会被调查的。1985年，我们的调查更加深入，这项艰苦工作的结果是我们起诉了62人，这些人都是精英，实际上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领导层。

    此外，我们还把苏联内务部搅得天昏地暗，收集了大量证据，涉及许多部长、最高法院院长、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甚至中央书记。如果我们没有被阻止，我们会查出比那五年多出千万计的赃款。但在这个阶段，我们遭到了压制。

    常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安德罗波夫整顿秩序的方针。我想指出，安德罗波夫还在担任总书记时，拉希多夫就打算将异己分子驱逐出该共和国，我们能坚守在那里只是因为他本人去世了，否则我们很快就会被撵出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拉希多夫就已经开始反击了。事实上这起事件的所有发起者（案情首先在布哈拉开始反复），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从克格勃主席、副主席、侦查部长开始，更别说侦查员，全部被拿下：有的被降职，很多侦查员被送到阿富汗的战场上接受“再教育”。从某个方面来讲，我们还算幸运，因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换得太过频繁。每次新领导上台，我们的工作就出现明显的停顿。接任者哪有工夫管我们侦查小组的事，他需要熟悉自己的位置并安顿好自己人。小组濒临解散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一再呼吁戈尔巴乔夫中止对“棉花案”的随意调查，停止追究大多数人的刑事责任。而他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只是把材料转给总检察长。而总检察长不止一次冲我们发火：“为什么背着我去找呢？”

    那么结局是怎样的呢？严格地说，破坏我和格德良[96]调查腐败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戈尔巴乔夫。因为在1989年，当我们接近莫斯科主要的腐败堡垒时，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是在给党的机关抹黑，就开始公开压制我们。而我们认为，找出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分子是巩固国家制度的主要任务。但在1989年3月，捷利曼·格德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被告知：“行了，伙计们，你们自作主张到此为止了。把所有的材料交出来，我们就既往不咎。”显然，格德良当时的反应强烈。他始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对上级不够尊敬，把自己想的全说了。因此，比如，他今天就只是一位俭朴的退休人员，而不是总检察长。后来一切都表现在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迫害开始了。我们知道，我们只剩下几个月时间了。需要保存好案卷，保护好已占领的阵地，从政治上巩固这一切。虽然我是一个从不对政治抱幻想的人，但也决定竞选代表。我当时结果还不错——有150万张选票，尽管我是莫斯科人，却是从列宁格勒市选出来的。

    这就是当时那种矛盾重重的情形。一方面，改革时代的某些现象无疑帮助了我们。比如，新闻媒体记者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1988年，我们就成功地借助过媒体。首次披露案情后，记者们开始关注我们办案的情况，比如扣押财产等。这一切都公开报道了。我们首次在总检察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然，此事的结果是当时的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列昆科夫丢掉了自己的位子。1988年5月该发布会召开之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播放了节目，报纸公布了照片，魔鬼从瓶子里被放出来，所有的事实被公开。苏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一个月后就直接任命了新的总检察长——亚历山大·苏哈列夫。

    当时反腐败斗争的标准是非常高的，20多年来无人能逾越。它给了很大的希望，国内将终于出现某些级别的官员不再是碰不得的局面。这些年来，我们越走越高，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渴求。突然间，不仅砍掉你的翅膀，还说要把你关起来……

    在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这一天，我和格德良被立案调查提起了刑事诉讼。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未通过解除我们代表资格的提案，随后发生的事件也没有结果。因此，针对我们俩成立了由罗伊·麦德韦杰夫领导的委员会，他也是一位改革者。但当检察院向最高苏维埃起诉我和格德良时，整个跨区代表小组都支持我们。五次投票，只有卢基扬诺夫[97]和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唯一一次投票时，代表们同意将我们开除出检察院，而且作出了非法的、措辞不合法律的规定。

    我们都知道，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见过很多同事因为说得过多、做得太多而被迫害。尽管如此，目标的意义仍比个人安全重要。现在大概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相信，还能够达到一个高度，它将成为一个标志，告诉人们，世间还有不分高低贵贱的正义。这已经开始具备国家政策的某些形式、特点等，当然尚不十分明确。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帮过我们，比如，我至今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仍很尊敬，他当时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们几次通过他把我们的报告递交给政治局和戈尔巴乔夫。因为很多事情没有最高层批准是不能解决的。今天说共产党什么也没干预，这是在讲故事。没有党的批准，那真是寸步难行。而雷日科夫毕竟知道，这仍是有益的工作——肃清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叶利钦当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时候也帮过我们很多，他那时来过一趟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严肃批评了共和国的领导，当时就建议乌斯曼赫扎耶夫[98]辞职。后来当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将丘尔巴诺夫（1980～1983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绳之以法的组织问题时，他也帮过我们。丘尔巴诺夫今天在电视上声称，似乎他因为一两件衣服被关进监狱，但他忘记了经手的钱数额巨大。要知道甚至在开庭时，他都当场承认自己个人敛财9万卢布。考虑到当时卢布和美元的比值几乎相同，这一数额并不小。在英国，任何一位首相收受9万美元都会被撤职，但我们这里不管任何情况都没这样执行过。应当对叶利钦给予应有的评价，他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几位配角的问题都相当有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不干涉我们工作。我们都已经计划好，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法办几位苏联的部长，为此已经收集到大量重要的证据。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必须无私地工作，对当受到坐牢、退休和解职的威胁时不予理睬。这不是说大话，只是我们不会别的。当时给我们设置了多少障碍，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呀！但我们也作了准备。比如，我们撰写了一篇名为《对峙》的文章，文中指出，在第19次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些被上层官员包庇的贪污分子。显然，写作是一回事，发表又是另一回事。最初这些都是为《共青团真理报》撰写的，但该报领导断然拒绝发表。《星火》杂志的总编维塔利·科罗基奇承担了责任。我们和他会面后，出示了许多材料和证据。在那次党代表会议的前一天，《星火》杂志发表了这篇由我和格德良署名的文章，自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代表团愤怒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样了！于是开始攻击这家在某些人看来违反纲常的刊物。但我们声明，我们对每个字负责。我们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执政党维护‘自己的’恶棍是最大的耻辱和丑行！”鉴于这是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当时还是苏共党员，于是我们被开除出党，但这是后来的事。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们的新检察长苏哈列夫开始忙活起来。怎么办呢，包不住了。确实，这全组的人，包括乌斯曼赫扎耶夫，都收过贿赂，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过关于他们的报告，要求对这些人追究刑事责任。这一丑闻的曝光，使我们的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消息传遍了全国，却没有任何反应。但我们的人民是聪明的，大家议论纷纷，开始猜测这些受贿人是谁。首先指出的有安德烈·葛罗米柯（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依尔·格奥尔加泽（第四届至第十届最高苏维埃代表），叶戈尔·利加乔夫（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还有很多当时政府的现职人员。我们都是浪漫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相信普世价值，大概是因为没有深入理解某些事情。现在，当我游历了世界各地，多年来与不同的人交往，读过很多书之后，才与那个时代和当时我们的态度及期望有了比较。现在我知道得很清楚，全人类的道德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概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心态、原则和概念，试图人为地引进某些模式。如果社会不接受它们，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消退，并变成对立现象。第二点，今天深感遗憾的是国家的领导，我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当时作过决定的人，他们没有行动计划。没有计划什么也不可能做，应当看到，什么更重要，什么不太重要，什么可以牺牲，而什么不能，因为这对改革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一下子演变，却也在一点点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对老百姓来说，这些剧变的后果就是灾难。这些事后我回到了司法系统。后来我和格德良一样，被开除出了检察院，但忘记了给我们恢复工作。我和格德良找到宪法法院，那里的人讲，我们的问题过于政治化。而已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瓦连京·斯捷潘科夫以俄罗斯联邦检察院不是苏联检察院的继承者为由拒绝恢复我们的职务。荒唐腐化到这种程度。1993年，我亲自和叶利钦交流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也不想在检察院工作，但请恢复我们的名誉，让人们知道，我们没被踢走，我们工作出色。”

    但很显然，没有人愿意在检察机关中见到为了维护法律可以把自己的头放到断头台上的、独立自主的人。结果我们今天看到，法律部门是多么混乱不堪。无论这听起来是多么令人惋惜，尽管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说辞，但却没有任何系统性改变的意思。严格说来，那时我们又经历了一次革命，这场革命的损失最小，这是优点。另外，正是在那时我们失去了信仰，使国家发展陷入绝境。这种绝境现在已经清晰可见。智者逐渐逝去，年轻人正在逃离俄罗斯，国家日益丧失生活的吸引力——这非常令人难过。

    （粟瑞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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