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事我一拖再拖。时间在不知不觉地过去，一天早晨我醒来时才猛然发现我们都准备出发了，却还没找到导游。然后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觉得那是很莽撞的，不过我有那种兴趣去做。我说第一站我们不要帮助——由我来充当服务员好啦。
我亲自把一行人从艾克斯莱班带到了日内瓦——一共四人。这段行程用了两个多小时，中途只转了一次车。什么意外的事也没有，只是把一个旅行袋和一些其它东西忘在了月台上——这种事几乎不能称作意外，它太普遍了。这样，我就自告奋勇把一行人一直负责带到拜罗伊特去。
这可是一个大错，尽管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具体事情比我所想的还多：1、几周前我们留在日内瓦一家膳宿公寓的两个人，必须去接回到旅店来；2、我必须通知“大码头”上负责贮存箱的人，把我们那七口贮存的皮箱带到旅店，再把他们将在旅店门廊上看到堆放的七口箱带回去；3、必须查出拜罗伊特在欧洲什么地方，以便买七张火车票去那里；4、必须给荷兰的一个朋友拍一封电报；5、此时是下午两点钟，我们必须留神准备赶上第一班晚车，并务必弄到卧铺票；6、我必须去银行取出钱。
我好像觉得卧铺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就亲自去车站落实这件事，旅店跑差的人总是那么懒懒散散的。那天很热，我本该坐车去，可是走路去节约一点钱似乎好些。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我迷了路，多走三倍的路程。我要求买卧铺票，他们问我走哪条路线，这可让我为难，把我搞糊涂了。有很多人站在我周围，而我却一点不知道火车路线，也没想到会有两条路线。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回去，待制定出旅行路线后再来。
我这次坐了一辆出租汽车，但是我爬上旅店楼时才记起没有雪茄烟了，所以我想趁这事还没忘掉去买一些为好。在转角处就有卖的，用不着坐车。我让车夫在原处等着别走。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电报的事，极力在脑子里把它拟好，结果又忘了烟和出租马车的事，一直不停地往前走。我本来要让旅店的人发这封电报的，但既然现在离邮局不远了，我想还是自己去发吧。可是到邮局的路程比我想的更远。我终于找到了那里，写好电报递给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面容严肃、烦躁不堪的人，他忽然用法语源源不断向我发出一系列问题，我简直听不出他话中哪里是停顿的地方，这再一次把我搞糊涂了。不过这时一个英国人走上来，说服务员想要知道他往哪儿拍电报。我怎能告诉他呢，因为这不是我的电报，我解释说我只不过是替我旅行队的一个成员拍电报。可是服务员嚷个不停，非要地址不可，所以我说如果他实在那么苛刻，我就回去把地址拿来好啦。
然而，我想我还是先去把那两个留下的人接走，因为做一切事情最好还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逐一处理。这时我想起来，那辆出租马车还在旅店那边吞噬着我的钱财呢，于是我另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让车夫开到旅店去把那辆马车带到邮局来等我。
我急急忙忙走了很远的路去接那两个人，可等我赶到那儿时他们又不能和我一起走，因为他们的提包太重，必须要一辆车。我又出去找一辆，但还没见到车我就注意到自己已到了“大码头”附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我想走过去安排一下箱子的事，这样还可以节省时间。我在那儿转了大约一英里远，并没有看见“大码头”，不过却发现一家卖烟的铺子，然后记起了买烟的事。我说我要到拜罗伊特去，想把路上用的烟买够。老板问我走哪条路，我说不知道。他说他建议我走苏黎世[47]那条路，另外他还说了其它一些不同的地方，并主动提出卖给我七张二等通票，每张只收二十四美元，连铁路部门允许给他的折扣也不要。因为我已厌烦了买一等车票坐二等车厢，所以就把他的票买下了。
不久我找到了纳切尔公司贮存办公室，告诉那里的人把我们的七口箱子送到旅店去，堆放在门廊里。我似乎觉得自己没有把信全部带完，可我脑子里又只记着这些。
然后我找到了银行，要求取些钱，可是又不知道把信用卡放到哪儿去了，因此钱是取不出来的。现在我记起来一定是我写电报时把信用卡丢在桌子上了。所以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赶到邮局，直奔楼上而去，他们说有一张信用卡确实放到过桌子上，不过现在已交到了警察当局那里，我必须去那儿认领。他们派了一个伙计跟我一起去，我们顺着一条偏僻小路走了几英里路程，找到那个地方。这时我记起了自己叫的那几辆出租车，让那伙计回到邮局时叫车夫们都开到我这儿来。此时已是黄昏，市长用晚餐去了。我想我自己也该去吃晚饭了，但是值班官员却不让我去，我只好呆着。十点半时市长走进来，可他说今夜晚了，不能再办什么事了——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再去。值班官员想一晚上都把我扣留下来，说我是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也许并没有那张信用卡，也不知道信用卡是什么东西，而只是看到它真正的主人把它丢在了桌子上，自己就想得到它，因为我也许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想得到的人——只要能够，管它有没有价值。可市长说他一点看不出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看起来我也并无恶意，没什么毛病，只是神思有点恍恍惚惚，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我向他表示了谢意，他放我走了，我带着三辆出租车赶了回去。
我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慎重回答这样那样的问题，心想时间已这么晚，就不要再去打扰那些“远征队”的人，因为我知道在大厅的另一端有一间空屋子。可是我没能去那儿，因为留了一个看守人员，“远征队”的人身子僵直，面容严峻地坐在四把椅子上，排成一行，披巾、衣物全都裹在身上，膝上放着一些提包和旅行指南。他们就那样坐了四个小时，眼镜一直那么垂挂着。不错，他们一直在等我。我似乎觉得，这时只有突然来一个精心设计的绝技表演，逗大家乐乐才能打破这种僵局，使我由不利转为有利。于是我就把我的帽子一下扔进这个竞技场里，接着自己便一蹦一跳地进入场内，欢快地大声叫道：
“哈哈，我们都到齐了，快乐先生！”
没有一个人为我鼓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深沉、更寂静的了。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表演下去，此外似乎没别的办法，虽然我的自信心以前本来就很差，此时突然中断，而事实上已荡然无存了。
尽管我心情沉重，但我极力现出高兴的样子，极力去打动他们的心，缓和他们脸上那深深的怨恨。我表现得欢快、活泼而有趣，想让这整个糟糕的事也显得欢快和幽默起来，但这种想法并不值，因为此刻的气氛并不适合我那样做。谁也没有笑一下，他们都受了伤害，全把脸绷得紧紧的，眼睛冷若冰霜，我一点没能使之融化。我很可怜，再一次努力让气氛快活起来，但这时“远征队”的队长打断我说：
“你到哪里去了？”
我从他的态度上看出，他现在是想冷静下来说事情了。所以我就开始行动，但又被打断。
“另外那两个人在哪里？我们对他们一直担心得要死。”
“哦，他们都没事。我本来是要叫一辆出租马车的。我马上就去并且——”
“坐下！你不知道现在是十一点了吗？你把他们丢在哪里了？”
“在膳宿公寓。”
“为啥不把他们带来？”
“因为我们拿不动提包，所以我想——”
“想！你倒不要去想。没有适当的有效办法能想个什么。这儿离那个膳宿公寓有两英里远。你没坐出租车就去了那儿吗？”
“我——唔，我并没打算坐，只是碰巧那样的。”
“碰巧哪样的？
“因为我当时在邮局，然后记起我留了一辆出租车在这儿等着，所以，为了不继续增加费用，我就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到——”
“到什么？”
“唔，我现在记不得了，不过我想后来那辆出租车会让旅店付先前那辆出租车钱，然后把它打发走。”
“那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可以不再增加费用，不是吗？”
“让另一辆出租车去接替它，使费用继续增加？”
我无言以对。
“你为什么不让后来那辆出租车回来接你？”
“啊，我正是那样做的呀。我现在记起来了。不错，我正是那样做的，因为我记得当我”
——
“唉，那为啥车没回来接你呢？”
“接我去邮局？唉，它接我去了的呀。”
“很好，那你又是怎么走到膳宿学校去的呢？”
“我——我记不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了。哦，对，我现在记起来了。我写了一封电报要寄到荷兰去，并且——”
“嗳呀，谢天谢地，你还真干了事情呢！我本不该让你发不出——你干吗那副样子！你在极力避开我的眼睛。那封电报是非常重要的——可你却连发都没发出去！”
“我可没说我没发出去呀。”
“你还用说吗。啊，亲爱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该让那封电报发不出去。你干吗不把电报发出去呢？”
“唔，你瞧，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办，去想——那里的人太苛刻，我写好电报之后——”
“唉，说那个有什么要紧，算了，光解释有啥用——他会怎样看我们呢？”
“哦，那没事的，没事的，他会认为我们把电报交给了旅店里的人，然后他们——”
“唉，当然啦！你干吗不把电报发出去呢？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合情合理的呀。”
“不错，我明白，可我又记起来必须赶到银行去取钱出来——”
“唔，毕竟说来，从某种信誉上讲你也有资格那样想，我也不想对人太严厉，虽然你得承认你给我们添了一大堆麻烦，而有些麻烦是不必要的。你取了多少钱出来？”
“唔，我——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唔，我好像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人，你知道，并且——并且”
——
“你在发什么呆？快把你的脸转过来，让我——唉，你哪取了什么钱呀！”
“唔，银行老板说——”
“我才不管银行老板说什么呢。你总是有自己理由的。确切地说也不是理由，而是某种”
——
“唔，这样的，简单说来就是我没有带上信用卡。”
“你没有自己的信用卡？”
“没有我的信用卡。”
“你那样重复我的话做什么。你的信用卡呢？”
“在邮局里。”
“干吗在那儿？”
“唔，我把它忘在那儿了。”
“我敢说，我见过不少的导游，但所有的服务员中我还——”
“我尽最大努力了。”
“唔，不错，可怜的东西，我这样责怪你是不应该的，因为你一直辛苦得要死，我们却坐在这儿只想自己恼火的事，而不是感激你努力替我们做了那么多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还可以坐早晨七点半的火车。你买好车票了吗？”
“买好了——还很便宜呢，二等车厢的。”
“很好。大家都坐的是二等车厢，我们还可以省下那笔会让人破产的花费呢。你付了多少钱？”
“每张二十四美元——是去拜罗伊特的通票。”
“唉呀，我原先还不知道除了伦敦和巴黎外，你在其它任何地方还能买到通票呢。”
“也许有的人不能，但有的人却能——我好像是后者中的一个。”
“票价好像太高。”
“实际并不高，那个商人连佣金都没有收。”
“商人？”
“是的——我是在一家烟铺里买的。”
“我想起来了。我们明天不得不早起，因为还要打包。你的伞，橡皮套鞋，雪茄烟——是怎么回事？”
“该死，我把雪茄烟丢在银行里了。”
“快想想看呀！唉，你的伞呢？”
“不要紧，我会找到的。不用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没关系，我会注意——”
“那把伞在哪里了？”
“很近很近——用不了多长——”
“伞在哪里？”
“唔，我想是丢在烟铺里了吧，但不管怎样——”
“算了，别再扯那件事了。我就知道会这样！你的橡皮套鞋呢？”
“它们——唔——”
“你的橡皮套鞋在哪里？”
“现在天太晴了——哦，大家都说这几天不会下一滴——”
“你的——橡皮套鞋——在哪里？”
“哦，你瞧——哦，是这样的。首先，那官员说——”
“什么官员？”
“警官，不过市长他——”
“什么市长？”
“日内瓦市长，可是我说——”
“等等。你怎么了？”
“谁？我吗？没什么。他们都劝我留下来，并且——”
“留在哪里？”
“哦，事实是——”
“你到哪里去了？你去做什么弄到晚上十点半才回来？”
“你……你瞧，我丢掉信用卡以后就——”
“你干吗老是那么转弯抹角的。现在你就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回答这个问题：那些橡皮套鞋哪里去了？”
“它们——唔，它们在县监狱里。”
这时我宽慰地微笑一下，可笑容随之僵化了，因为此时的气氛不适合发笑。在监狱里呆上三、四个小时，在“远征队”的人看来并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实际上我自己也不觉得滑稽。
我只好把整个事情都解释一下，这样我们当然也就赶不上早班车了，不然我的信用卡还留在大牢里。看起来我们大家都只好气鼓鼓地上床睡觉算了，但很幸运我们并没有那样。他们又偶然提到箱子的事，我对他们说我是关照了那些东西的。
“瞧，你这么好，这么体贴人，这么辛苦，这么机灵，算是尽力了，我们却还如此挑剔，实在可耻。我们再不会说长道短了。你干得很好，令人钦佩，我很遗憾对你说了忘恩负义的话。”
这比其它一些事对我的打击更深，使我感到不舒服，因为关于箱子的事，我并不如我所想的感到那么可靠。不知怎的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可我又说不出毛病在哪儿，并且现在也不想去管这件事了，时间已很晚，还是不要再多管闲事的好。
当然早晨我们听见了音乐，这时我们才发现已赶不上早班车了。可我没有时间再等，我只听了音乐起首的几小节，然后就赶出去找我的信用卡去了。
这时候好像挺适合查查箱子的事，有必要就纠正一下，并且我怀疑是有这种必要的。可是太晚了，门房说他头晚已把箱子用船运到苏黎世去了。我问没有船票他是如何把箱子寄出去的。
“在瑞士没有必要。你只要付了钱，想把箱子寄到哪里都行。除了你的旅行包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
“那你付了多少钱呢？”
“一百四十法郎。”
“也就是二十八美元。箱子的事当然是没办好的。”
接着我又遇见了搬运工。他说：
“你没睡好吧？看起来那么疲倦。如果你想找个导游，昨晚才到了一个挺不错的，已有五天没事干了，他名叫卢迪。我们推荐他，里瓦格大美旅店也推荐他。”
我冷冷地拒绝了他。我的精神还没垮掉呢。我也不喜欢别人那样注意到我的处境。九点钟时我到了县监狱，希望市长也许会碰巧比往常提前到来，然而他没有。呆在那儿真够乏味的。每次我要去碰什么东西，或看到什么东西，或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那警察都说是“禁止的”[48]的。我想我可以和他练习一下法语，但他还是不同意，好像听到自己的语言他特别难受似的。
市长终于来了，然后麻烦也随之消失，因为他刚一召集过最高法院开会——无论何时只要有重要的东西待处理他们总是如此，并且把一切事情弄得井井有条，连警卫都设好了，牧师也作了祈祷——我那未封的信就被拿来，打开，里面除了一些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因为我此时记起来我早已把信用卡取出来，以便装下照片，并把信用卡装在了我的另一个衣兜里——我把它取出来非常高兴地拿给大家看，他们都很满意。所以法庭里的人都茫然地面面相觑，然后又看着我。然后他们又面面相觑，最后放我走了，不过说我那样随随便便也太不慎重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导游。他们恭敬地抬起眼睛，明显地表示出钦佩的样子，我对此很有礼貌地感谢了一番，然后就匆匆赶去银行了。
然而，做一名导游已使我大伤脑筋，它要求办事要有条不紊，每次做一件事，并且做每件事的时间都要安排恰当。所以我就路过银行往一边去了，开始去找“远征队”那两个丢失的队员。一辆出租马车懒懒散散地开过去，在车夫的劝说下我坐了进去。其实这样速度并不比我走路快，不过坐在这车里倒安静，而我又是喜欢安静的。整整一周举国上下都在庆祝瑞士自由和“签订合约”六百周年纪念日，其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所有的街道都彩旗招展。
马和车夫已醉了三天三夜，连马厩和床都分不清了。他们那模样和我感到的差不多——恍恍惚惚，没精打彩的。不过我们还是最后到达了。我进去按响门铃，让一个女仆赶紧把那两个落伍的队员叫出来。她叽哩咕噜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就回到马车那里去了。姑娘也许是在对我说那两个人不在她那一层楼，明智的办法是我再往上爬，一层层按门铃直至找到他们。因为在那些瑞士人的公寓里，好像你只有耐着性子一层层地猜测着找上去，此外没有办法找到你要找的人家。我估计得等十五分钟，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有三样细节是少不了的：1、先戴上帽子，再下楼来上车；2、其中一个中途又回去取“我的另一只手套”；3、接着，另一个又回去取“我的《法语动词一瞥》”。因此在这十五分钟里我将作一番思考，不用着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非常沉寂而单调，然后我感到一只手放到我肩上，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是个警察。我抬起头来，才发觉周围的情况已起了变化。有一大群人站在我身边，显得快乐、有趣的样子——就是人们看见某个人倒楣时所表现出的那副模样。马睡着了，车夫也睡着了，一些男孩在他们和我身上挂满了从那无数旗杆上偷来的华丽装饰品。那情景实在让我们蒙受耻辱。警官说：
“对不起，我们可不能让你一整天都睡在这儿。”
我受了伤害，但还是庄重地说：
“请原谅，我并没有睡觉，而是在想问题。”
“唔，你要想也是可以的，不过你得自己去想呀，周围的人都让你给打扰了。”
这真是一个无聊的笑话，它把人们都逗笑了。我有时晚上要打鼾，但在白天、在这样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如此的。警官把我们身上的装饰物取下来，好像很遗憾我们受到如此冷落，真心想仁慈一些，但他说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不然他就要收我的租金——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他说，然后又继续和蔼可亲地说我看起来太让人厌烦了，想知道——我非常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希望这些日子一个人可以庆祝一下，尤其是只涉及私事的时候。
“只涉及私事？”他问，“何以见得？”
“因为六百年前我的一个祖先就签订了这个契约。”
他想了片刻，然后看看我，说：
“祖先！我倒认为是你自己签的呢。因为曾经见过的古代所有旧遗物中——不过那有什么要紧。你干吗在这儿等了如此之久？”
我说：
“我根本就没在这儿等很久。我只等了十五分钟，因为他们忘了带手套和书，又回去取来着。”接着我告诉他说，我来找的人是谁。
他非常热心，开始对着上面一层层从窗口伸出来的脑袋和肩膀大声询问起来。这时一个妇女从上面高声叫道：
“哦，他们呀？我给他们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他们早都走啦——我想是八点半吧。”
这真让人烦心。我看了看表，什么话也没说。警官说道：
“你瞧，现在差一刻到十二点。你该问清楚一些才是。你在这样的太阳里睡了四十五分钟，皮肤都晒黑了，这真是妙哉！也许你会赶不上火车的。你太让我觉得有趣了。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个导游。他好像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我们已走了。
我回到旅店三楼时，发现我们的住处空无一人。我并不惊奇。导游一不看紧他的队伍，那些人就会去逛商店的。越是快要到开车时间他们越是要去。我坐下来，想着下一步最好该咋办，但没一会儿旅店的服务员来找到我，说“远征队”的人半小时前已经去车站了。这可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倒觉得怪摸不着头脑的。有许多事情让一个导游的日子很不好过，很无奈，此事便是其中之一，正当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服务的一队人会一时清醒过来，致使他的所有安排毁于一旦。
火车中午十二点整开出。现在是十二点差十分。我几分钟后就可赶到火车站去。我明白自己已没多大的余地了，因为这是一辆特快列车，在欧洲大陆上，特快列车在广告日期间的某些时候，对于开车的事是相当挑剔的。候车室里只剩下我那一小队人了，其余的人都已过去“爬上了火车”——正如当地人所说。他们精疲力尽，烦恼不安，但我还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鼓鼓气，然后我们就匆匆赶路了。
可是不行，我们又一次运气不佳。检票员认为车票有问题。他小心、谨慎、怀疑地检查着，然后盯了我一会儿，接着又叫来另一个官员，他们俩仔细检查着车票，然后又叫来一个官员。他们再叫来别的官员，这些人就那样不停地谈论着，比比划划，最后我求他们考虑一下时间过得多快，请他们通过几个决议让我们过去算了。这时他们彬彬有礼地说我们的车票有点问题，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想我现在是看到麻烦所在了。你瞧，我是在一家烟铺买的车票，那上面当然有烟草味。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车票通过海关检查，根据那烟味收取税金。所以我决心完全以诚相待，有时这倒是最好的办法。我说：
“先生们，我不愿欺骗你们。这些火车——”
“唉，请原谅，先生！这些可不是火车票呀。”
“哦，”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吗？”
“啊，不错，先生。是的，这些是彩票，而且两年前就早已抽了彩的。”
我假装显得很有趣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只能如此，此外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样做却毫无意义，因为谁也欺骗不了，你看得出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可怜你，为你感到害臊。生活中有一些非常艰难的处境，其中之一我想便是像那样充满了悲哀，并满怀一种失败感和卑鄙感，而外表上又不得不装做滑稽、快乐的样子——尽管你一直都明白，你自己的“远征队”——你心里的宝贝，按照我们文明的习惯你是有资格得到他们的爱心和尊敬的——正在素不相识的人面前蒙受羞辱，眼睁睁地看到你受到别人的怜悯——这可是一个耻辱，一个污点，这个污点证实：你会成为任何对于人的尊严造成致命打击的东西。
我高高兴兴地说，这没关系的，就那么一件小事，任何人都可能会遇到——只需两分钟我就可以弄到真正的车票，我们还可以赶上火车，并且我们一路上还有谈笑的东西呢。我真的按时弄到了车票，全部盖了章，一点差错也没有。可结果我还是不能拿走，因为我一心一意去找那两个落伍的队员，错过了银行，没取到钱。这样火车便开走了，除了回旅店外好像无事可做，我们因此又回去了。但这可有点儿让人消沉，大家也没什么说的。我极力引起一些话题，像风景啦、圣餐变体啦之类的，但这些话似乎与当时的处境格格不入。
我们的好房间已被别人占去，不过我们弄到另外一些相当分散的房间，这也就可以了。我想情况现在会好转起来的，可是“远征队”队长说，“快把箱子让人送上来吧。”我感到寒心极了。箱子的事有某些不确定的地方，对此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正要建议——
可他把手一挥，就足以使我打住了话头。他说我们现在要在旅店住三天，看能否休息休息。
我说好吧，不用按铃了，我会亲自下去关照箱子一事的。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直奔查尔斯·纳图拉尔先生的办公处，问他我曾让他办什么事来着。
“送七口箱到旅店。”
“你取回一口箱没有？”
“没有。”
“你肯定我没告诉你把堆在门廊里的七口箱带回来吗？”
“你绝对没有。”
“这么说十四口箱子全部寄到苏黎世或杰里科[49]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旅店周围又将会有更多的碎片，当‘远征队’——”
我没能把话说完，因为脑子开始晕旋得非常厉害。这个时候你即使没把话说完，也会认为是说完了。你到处闲荡，恍恍惚惚的，你刚一明白什么事就被一辆大车或一头牛什么的辗过去了。
我把马车留在那里——实际我是把它忘了——在返回的路上我把一切都想过了，决定辞职，否则我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解雇的。可是我认为亲自去辞职不是个好办法，我可带个信去。所以我就叫来卢迪先生，说明有一位导游由于不适、劳累或别的原因，打算辞职。既然他有四、五天空闲时间，我想让他去接替这份工作——如果他认为自己能胜任。等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就让他上去对“远征队”的人说，由于纳图拉尔的人出了一个差错，我们这儿的箱子都没有了，不过在苏黎世会有很多的，我们最好赶上第一班火车继续前行，哪怕坐拉砾石或建筑材料的货车也行。
他办那件事去了，下来时还邀请我上去呢——是的，的确如此。我们一路步行去银行取了钱，拿到了我的雪茄烟和烟草，并在烟店退了彩票，找到我的雨伞，去纳图拉尔那里付了租马车的钱把它打发走了，又去县监狱拿到我的橡皮套鞋，给市长和最高法院留下一些美术明信片。我们一边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一边向我描述“远征队”的人在楼上的处境，我看出我干得挺不错的。
我出去在树林里一直呆到下午四点钟，让气氛缓和一些，然后准时赶到了车站，和“远征队”的人一起乘上去苏黎世的三点钟的快车。“远征队”现在由卢迪负责了，他处理那一系列复杂的事情，好像一点不费力、十分方便似的。
唉，我工作时干得像个奴隶一般，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所有那些人谈论的或似乎喜欢记住的就是我工作的缺点，而不是它值得赞扬的特点。他们会把一千个值得赞扬的特点置于不顾，而只去谈论、唠叨和抱怨一个事实，直到我似乎觉得他们都说得疲乏了。而就它本身来看也算不上多大的事实——不过就是我在日内瓦选了自己当导游，极力要把一个马戏团带到耶路撒冷去，而我那帮人根本连城也没出。我最后说我不想再听到这个话题了，它让我厌烦。我当着他们的面说，我再也不愿去当一个导游了，哪怕去救一个人的命也不行。假如我活得够长的话，我会证明这一点的。我认为当导游太困难，太伤脑筋，工作量太大，并且完全白费力气，你从中得到的主要回报就是弄得痛苦不堪，精神大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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