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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斯是个中等个头、身材粗壮的男人，一头暗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外加一双暗蓝色的眼睛。他长了两道粗硬的白眉；想当初，在那些他还戴帽子的日子里，每次他一脱帽，你总会暗暗有些吃惊——这么大一颗脑袋，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他是一个坚忍硬派的警察，对人生有着非常灰暗的看法，但表层之下却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伙计。他好多年前就该当上警监了。他已经以名列三甲的成绩通过晋升考试五六次了。但县治安官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县治安官。

    他搓着下巴走下楼梯。许多支手电筒已经在书房里照了好久了。人们进进出出。我却只是和一个便衣警探在客厅里干坐着，等待着。

    奥尔斯挨着椅子边坐下，晃荡着两只手。他嘴里嚼着一支没点火的香烟。他满脸忧思地看着我。

    “还记得过去的那些日子吗？当年他们在悠谷里设了一个警卫室，还有一支私家警卫部队。”

    我点点头。“还有赌场。”

    “没错。你阻止不了那种事。如今这整片山谷依然是私人地产。就像过去的箭头泉，还有翡翠湾。上一次我接到一个没有记者在周围上蹿下跳的案子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肯定有人在彼得森县治安官的耳朵边上说了悄悄话。他们把这个案子给捂了起来，不让媒体嗅到。”

    “他们可真是太贴心了，”我说道。“韦德太太怎么样？”

    “太放松了。她一定是吃了几粒药片。楼上有好多种药呐——甚至有德美罗。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几位朋友最近运气都不怎么好，对不对？全都丢了小命。”

    “我对此无可奉告。”

    “开枪自杀案总是能勾起我的兴趣，”奥尔斯漫不经心地说。“太容易伪造了。他太太说是你杀了他。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她这只是一种修辞的说法。”

    “这里没有别人。她说你案发时知道这伙计在哪儿，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灌醉，知道他前两天晚上开过这支枪，当时她还不得不跟他一番争抢，从他手里把枪夺下。那天晚上你也在。你好像没有帮上太多忙，是不是？”

    “我今天下午搜过他的书桌。那把枪不在。我之前告诉过她枪在那里，还叫她把枪收起来。她现在却又说她不相信这么做能有什么好处。”

    “这个‘现在’又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奥尔斯生硬地问道。

    “在她回家之后，在我给警察分局打电话之前。”

    “你搜过桌子。为什么？”奥尔斯抬起双手搁在膝盖上，两眼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好像他根本不在乎我说什么。

    “他正在把自己灌醉。我觉得，把枪放在别的地方会比较好。可他那天晚上并没有真想自杀。他不过是在装样。”

    奥尔斯点点头。他从嘴里掏出那支嚼过的香烟，把它扔进烟灰缸，又用一支新香烟取代了它。

    “我戒烟了，”他说。“那阵子咳嗽得太厉害了。可这些该死的东西依然不肯放过我。嘴里不嚼一根，我就觉得不对劲。你当时是不是应该在他一个人的时候看着他？”

    “当然不是啦。他约我出来吃午饭的。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对于写作进展不顺利有些抑郁。他决定借酒浇愁。你认为我应该把他手里的酒瓶子抢走？”

    “我还没有开始‘认为’呢。我只是在试图了解情况。你们喝了多少酒？”

    “只喝了啤酒。”

    “你到这里来纯属走了霉运，马洛。那张支票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那张他写了金额、签了字，然后又撕掉的支票。”

    “他们全都想要我来这里住下，好生看着他。这里的‘全’指的是他本人、他太太，还有他的出版商——一个叫霍华德·斯宾塞的男人。他人在纽约，我猜是的。你可以去找他核实一下。我拒绝了。随后她亲自上门来找我，说她丈夫喝得烂醉、离家出走了，她很担心，请我能不能设法找到他，把他领回家。我照办了。紧接着，我又把他从自家门前的草坪上一路扛进屋，再安顿他上床休息。我根本不想掺和这摊子事，伯尼。可它却不知怎的在我前后左右冒出头来，把我裹在了当中。”

    “这跟伦诺克斯的案子没有关系，是吧？”

    “天啊，够啦。根本就没有什么伦诺克斯案。”

    “千真万确，”奥尔斯干巴巴地说道。他捏了捏膝盖骨。一个人从前门走了进来，跟另外一个警探说了句什么，然后径直走到奥尔斯跟前。

    “门外站着一个叫洛林大夫的家伙，警督。他说有人叫他来的。他是那位太太的医生。”

    “让他进来。”

    那警探退了回去，洛林大夫走了进来，夹着他那只挺括的黑包。他一身精纺毛料夏季西服，仪态冷静优雅。他从我身边走过，看都不看我一眼。

    “在楼上？”他问奥尔斯。

    “是的——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奥尔斯站起身来。“你给她开德美罗做什么，大夫？”

    洛林大夫朝他皱皱眉。“我给我的病人开我认为合适的药，”他冷冷地说。“我不需要解释这么做的理由。再者，谁说我给韦德太太开德美罗了？”

    “我说的。药瓶就在那里，上面有你的名字。她在卫生间里开了家像模像样的药房。也许你不知道，大夫，但那里陈列的药品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市里有的在那里都能找到。蓝药片、红药片、黄胶囊、安眠丸，还有清单上的其余所有品种。德美罗却是所有这些药物当中最糟糕的。戈林就是靠这种药片苟活的，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捉住他的时候，他一天要吃18粒。陆军军医们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才控制住了他的药瘾。”

    “我不知道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洛林用冰块般的声音说道。

    “你不知道？真遗憾。蓝药片是阿米妥钠。红药片是速可眠。黄胶囊是戊巴比妥钠。安眠丸是一种掺有安非他明的巴比妥类催眠药。德美罗是一种能够快速上瘾的合成镇定剂。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把它们派发了出来，是吧？那位女士遭受着什么严重病痛的折磨吗？”

    “一个酒鬼丈夫对于一个敏感的女人而言可谓非常严重的病痛了，”洛林大夫答道。

    “你一直没抽出空来给他瞧瞧，是不是？真遗憾。韦德太太在楼上，大夫。感谢你的宝贵时间。”

    “你很无礼，警官。我要举报你。”

    “可以，悉听尊便，”奥尔斯说。“可在你举报我之前，请你先做一件事。务必让那位女士保持头脑清醒。我有问题要问她。”

    “我只会严格采取对控制她的病情最有利的措施。你知道我是谁吗，顺便问一句？另外，我只想澄清一点：韦德先生不是我的病人。我不给酗酒者治病。”

    “只治他们的老婆，是吧？”奥尔斯冲他厉声叫道。“是的，我知道你是谁，大夫。我的心灵正在悲悯中泣血。我是奥尔斯。奥尔斯警督。”

    洛林大夫抬步上了楼。奥尔斯重新坐下，冲我咧嘴一笑。

    “面对这号人的时候你得采取点外交策略，”他说道。

    一个男人从书房里面冒出来，来到奥尔斯跟前——一个表情严肃的瘦子，架着眼镜，额头宽阔，看上去很有脑子。

    “警督。”

    “快说。”

    “伤口是接触伤，典型的自杀案例，伤口组织还有气压造成的明显膨胀。死者眼球突出，也是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我认为枪体外表面上不太可能发现指纹。上面全都是血。”

    “有可能是他杀吗？假设这家伙当时睡着了，或是醉倒了。”奥尔斯问他。

    “当然有可能，可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那是一把韦伯利内击锤手枪。通常来讲，这种枪的击铁板扳起时很费力，扳机扣动时却很轻松。后坐力揭示了枪在现场的位置。我看不出任何与自杀说不符的地方。我预计血液酒精浓度会很高。如果读数太高的话——”他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耸耸肩——“那我也许会用质疑的眼光审视自杀说。”

    “多谢。有人联系了验尸官吗？”

    那人点点头，走了出去。奥尔斯打了个呵欠，看看手表。然后他看着我。

    “你想走吗？”

    “当然想啦，如果你肯放我走的话。我还以为我是嫌疑人呢。”

    “过一会儿我们也许就会满足你的愿望。别跑远了，待在我们找得到你的地方，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些。你以前当过警察，你知道警察是怎么干活儿的。有些案子你得快刀斩乱麻，以免证据从手头溜走。而这个案子却恰恰相反。如果这真是一起凶杀案，那么是谁想要他的命？他老婆？她不在现场。你？好吧，当时房子里就你一个人，你知道枪在哪里。完美的作案计划。万事俱备，只欠动机。另外，我们或许还得考虑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老道经验。我猜想，如果你真要杀一个人，那你或许是可以把事情做得不那么明晃晃的。”

    “多谢，伯尼。这一点我确实做得到。”

    “用人们也不在。他们出去了。所以作案的只能是某个恰好在那个时候登门的人。这个某人还得知道韦德的枪在哪里，还得撞见他醉得睡死过去或是不省人事，还得在快艇的噪音足以掩盖枪声的那一刻扣动扳机，还得在你回到屋里之前逃之夭夭。根据我现有的信息，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个人。唯一一个有手段、有机会作案的人恰恰是那个不会利用它们的人，原因很简单：他是唯一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人。”

    我起身告辞。“好吧，伯尼。我整晚都会待在家里等着的。”

    “还有一件事，”奥尔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位韦德是个大牌作家。大把的钱，大把的名。我本人不怎么喜欢他写的那种垃圾。你在妓院里碰到的人说不定都比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更体面。这当然只是个品味问题，与我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无关。坐拥金山的他在全国最宜居的一个地方安了一个美丽的家。他拥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许多朋友，远离任何烦恼。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事把这一切变成了无边苦海，逼得他只能扣下扳机？这里头肯定有什么事，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你要是知道内情的话，最好痛痛快快地实话实说。回头见。”

    我走到门口。看门的那人回头看看奥尔斯，得到了他的暗示，这才放我出去。我钻进自己的车，小心翼翼地开上草坪，绕过许多辆堵在车道上的公务车辆。到了大门口，另一名县警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但什么都没说。我戴上墨镜，掉头朝主干道驶去。路面空空荡荡，一片平和。午后的阳光直射着一片片精心修剪过的草坪，还有草坪后面的那一栋栋奢华宽敞又大气的豪宅。

    一个并非默默无闻的男人死在了悠谷的一栋宅邸里，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而那片懒洋洋的静谧却丝毫没有被打破。对于报纸而言，这起事件就像是发生在西藏一样。

    在公路的一个弯道处，两片地产的围墙延伸到了路肩，一辆墨绿色的警车停在那里。一名县警从车上下来，举起一只手。我停下车。他来到车窗边。

    “请问，我能看一下你的驾照吗？”

    我掏出钱包，敞开着递给他。

    “只要驾照，拜托。按规定我不能触碰你的钱包。”

    我抽出驾照，递了上去。“有问题吗？”

    他朝我车里瞥了一眼，把驾照递还给我。

    “没有问题，”他说道。“只是常规检查。抱歉，麻烦你了。”

    他挥手放行，转身回到那辆停着的警车边。警察都这样。他们从不告诉你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是为了什么。那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了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我开车回家，给自己买了两瓶冷饮，出去吃了晚饭，又回到家，打开窗户，敞开衬衣，等待着发生点什么。我等了很久。九点钟的时候，伯尼·奥尔斯打来电话，叫我过去，还嘱咐我路上不要停车采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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