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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封信就塞在我门前那段台阶下面的信箱里，信箱做成了红白相间的鸟舍式样，顶部那只和摇杆相连的啄木鸟翘了起来，可即便如此我原本也不打算朝里面张望一眼，因为从来没有我的信件寄到这里来过。可那只啄木鸟的鸟喙最近不见了。木头是新近折断的。一定是哪个机灵的小鬼在砰砰乱放他的“原子枪”。

    信封上有西班牙文的“航空邮件”字样，上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墨西哥邮票和墨西哥文字。要不是因为“墨西哥”最近老是在我的脑子里晃悠，我原本不一定认得出来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邮戳上的字我看不出来。那章是人工盖上去的，印盒里的墨一定好久没添了。信件很厚。我爬上台阶，在起居室里坐下，开始读信。这个傍晚似乎格外寂静。也许，一封死人的来信本身就包裹在寂静之中吧。

    信的开头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此刻我正置身一家不太干净的旅馆，坐在一间房间的二楼窗台边。这家旅馆位于一座叫作奥塔托克兰的小镇子—— 一个临湖的小山城。我身边的窗台下就有一个邮箱，一会儿等小服务生端着我要的咖啡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把这封信寄掉，在把信投进邮箱之前还会把它举在半空中，好让我看个清楚。一旦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就会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这对他来说可是一大笔钱了。

    干吗要这么费劲呢？因为门外有人看着呐—— 一个肤色黝黑的家伙，脚下一双尖头鞋，身上一件脏衬衫。他在等待。我不知他在等什么，可他不让我出门。但这并无大碍，只要这封信能寄出去。我要你拿着这张钱，因为我不需要它了；再说了，当地的这帮宪兵肯定会将它中饱私囊的。我不是要拿它和你做什么交易。就请把这看做是一份歉意吧——之前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不好意思了；另外，这也是我向一位为人正派的朋友致敬的一点表示。一如既往，我又一次地在每一步上都走错了，但至少我手里还有那把枪。凭我的直觉，我相信你已经在某一件事情上得出了结论。我有可能会杀她——也许我真杀了她，但我绝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来。那份残忍是我骨子里所没有的。所以，这里头肯定有什么地方非常不对劲。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一桩既无必要，也无意义的丑闻。她的父亲和姊妹从没有伤害过我。他们还得生活，而我已经对自己厌恶透顶了。西尔维娅并没有把我变成废物——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个废物了。至于她为什么要嫁给我，我没法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我想，这只是她一时的心血来潮吧。但至少，她死得年轻，死得美丽。那些人都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说：有钱人永远都能保护好自己，还说：他们的世界里永远都只有黄金岁月。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只是群生活无聊又孤独的人。

    我已经写好了供认书。我的心中既有三分恶心，又有十二分的恐惧。你在书里读到过这类情境，但你没有读到过这种真实的感觉。当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时，当你仅有的一切就是口袋里的这把枪时，当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一家肮脏的小旅馆中被逼入绝境，而你的眼前只有一条出路时——相信我，朋友，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戏剧化的或是带来解脱的成分，只有彻头彻尾的肮脏、可憎、灰暗与阴森。

    所以，就请忘掉这件事，忘掉我吧。但在此之前，请先去维克多酒吧替我喝一杯兼烈。另外，下次你煮咖啡的时候，给我倒上一杯，往里面兑点“波旁”威士忌，再给我点上一支烟，放在杯子边上。做完了这一切后，请你忘掉这整件事情。特里·伦诺克斯完结了，出局了。所以，我在这里向你道再见了。

    有人在敲门。我猜那一定是小服务生来送咖啡了。如果不是的话，接下来就有一场枪战了。通常来讲，我喜欢墨西哥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监狱。拜拜了。

    特里

    信读完了。我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一点没错，敲门的就是那个送咖啡来的小服务生。不然的话，我也就读不到这封信了。至少，信里面不会夹着那张麦迪逊的肖像了。一张麦迪逊的肖像值五千美元呐。

    它此刻就平放在我眼前的桌面上，绿花花、挺括括的。我之前从没有见过一张这种面额的钞票。许多在银行工作的人都没有见过。兰迪·斯塔尔还有门奈德兹这种人很有可能会用这种钞票做生意，但如果你想去一家银行要上一张，那他们肯定没有。他们得先从联邦储备银行那里替你申请一张，也许得花上好几天。全美国只有一千张这样的钞票在流通。我的这张散发着一圈漂亮的光晕，仿佛有它在手，我就拥有了几分为我独享的私人阳光。

    我坐在那里，许久地看着它。最后我把它放回信封，去厨房煮了那杯咖啡。不管这算不算多愁善感，总之我按他的要求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的那杯里加了点波旁，放在他那天早上坐过的位置前面的那侧桌面上。我为他点了支烟，放在杯子边上的烟灰缸里。我看着热气从咖啡杯中袅袅升起，看着香烟将一缕细细的烟雾送入空中。窗外，黄钟花间，一只鸟儿正在闹个不停，一面自言自语地低声啁啾着，偶尔飞快地拍打一下翅膀。

    咖啡不再飘热气，香烟不再冒烟雾，只是烟灰缸沿上的一截熄灭的烟头。我把它丢进水槽下面的垃圾桶里。我把咖啡倒了，把杯子洗了收好。

    我要做的就是这些了。对于五千美元而言，这点事情似乎太少了。

    我又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去看了一场晚场电影。片子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几乎没有看清银幕上发生了什么。对我而言它只是一堆噪音和一张张大脸。之后我回到家，摆了一局非常乏味的西班牙开局——这同样一点意义也没有。于是我上床睡觉。

    但没有睡着。凌晨三点，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听着哈恰图良

    在拖拉机厂里开工。他管这叫小提琴协奏曲。我管这叫出了故障的风扇皮带——见他的鬼去吧。

    一夜未眠对我而言就像胖子邮递员一样罕见。要不是霍华德·斯宾塞先生跟我在利兹—贝弗利酒店有约，我这就灌下一瓶酒，把自己喝晕了事了。另外，下次我如果再见到一个彬彬有礼的家伙在劳斯莱斯银魂里烂醉如泥，我肯定会朝多个方向迅速撤离的。世上最致命的陷阱就是你为自己设下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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