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去的情形，令人毕生难忘。在斜溪，另一条河与这条河汇合，河道遂展宽，我们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县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视野突然开阔，船蜿蜒前行，两岸群山或高或低，当时光景至今犹在目前。与华北之童山濯濯大为不同，树木葱茏青翠，多果实，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荔枝、龙眼、朱栾等果树处处可见，巨榕枝柯伸展，浓荫如盖，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冬季，橘树开花，山间朱红处处，争鲜斗艳。
父母让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屿求学，这样自然就离开了母亲。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种家房船里，我总是看见海上风浪女神妈祖的神龛被放置在船尾，不停地点着几炷香，船夫往往给我们说古老的故事。有时，我们听见从别的船上飘来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
在《赖柏英》那本书里，我描写生在山间，是以高地的观点写的，而且是与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观点相对的。这完全决定于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观点说明，我最好是从《赖柏英》里引用几句了。细老那个男孩子在和阮娜说山的时候，他说：
“在黛湖我们有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
他以突然兴奋的心情说话，好像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样，所以听他说话的人竟觉得突如其来，迷惑不解。他则接着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抗。”——他停下来，思索一个适当的字。他说：“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以后也不会……”
阮娜听见这话，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她简直没办法听懂。她只觉得细老越说越神奇，所谈论的山的影响力，是别人难以听得懂的。
“你意思是说你把对那山的记忆看得很珍贵呀！”
“不只是珍贵。那些山的记忆都进入我浑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时成了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你可以说天下有一种高地的人生观，还有一种低地的人生观。两者判若天渊，永无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地微笑了。
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只是你这个家伙太奇怪。”
细老说：“我给你说明白一点。我叔叔的人生观，就是低地的人生观。平的，什么都是平的，从来不抬头往上望。
“我再改个说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间，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都以你平日看惯的山峰为标准。于是，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你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吧？对人生其他一切你也是同样的看法。人、商业、政治、金钱等无不如此。”
阮娜把头向后一仰，低声嘻嘻地笑了。她说：“噢，那么……可是人都赞美摩天大楼呢。他们不像你那样把摩天大楼和山相比啊。”
细老说：“自然啦，我们童年的日子，童年时吃的东西，我们常去捉虾捉小鲛鱼，泡泡水使脚清凉一下的小河——那些简单幼稚的事情，虽然你并不常想，可是那些东西，那些事情，总是存在你心坎儿的深处的，并没有消失啊。”
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写过赖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赖柏英》是一本自传小说。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因为她坚持要对盲目的祖父尽孝道，又因为我要出洋留学，她就和我分离了。
你整个下午都在白鹭窠消磨过了。他们的茅屋在西山一个突出的地方。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美得多。她绝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爱说话，就快人快语；没兴致时，就闭口不言。
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在那些长老会牧师之中，家父是以极端的前进派知名的。在厦门很少男孩子听说有个圣约翰大学之时，他已经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国语文的教育了。家父虽然并不健壮，他的前额高，与下巴很相配，胡须下垂。据我的记忆，我十岁时，他是五十几岁。我记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在一起时他那悠闲的笑声。他对我们孩子，倒是和蔼亲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论，他也有几分严厉。纵然如此，他还不至于不肯和我们开玩笑，他还会把一个特别的菜放在母亲面前，有时也给母亲布菜。厦门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国五口通商后开放给西洋人传教的一个都市。父亲说的笑话之中，有一个是关于在厦门传教的先驱塔拉玛博士。当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各占一边。在一个又潮又热的下午，他讲道时，看见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没有人听讲。他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姐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就可以睡得安稳一点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爱戴。他的话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听懂。
据我所知，家父是个自学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作外人。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那人还说：“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才不愧是条好汉。”直到后来，父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
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那个税吏领有执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镇上由他自己斟酌收取捐税。有一个卖柴的人，费了三天工夫——砍柴，劈成棍状，烘熏成炭，由山中运到集上卖。每一捆卖两百铜钱，而税吏每捆炭要他纳一百二十铜钱的税。家父赶巧在旁经过，看见税吏欺负穷人，上前干涉，于是恶语相侵。人群围起来。最后，税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长者地位，答应减低捐税——减低多少，已经记不清。但是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件事时，税吏的邪恶不义还让父亲怒火中烧。
家母出嫁得晚。她为人老实直率。她能看闽南语拼音的《圣经》。不管什么农夫，她都会请到家喝杯茶，在热天请人到家乘乘凉。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但从不端架子。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到晚上总是累得筋疲力尽，两只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但是她给我们慈爱，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可是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我十岁，也许是十二岁时，我的几个姐姐就能够做家中沉重的劳务，母亲才得安闲度日。二姐和我总是向母亲说些荒唐故事，以逗母亲为乐。等母亲发觉我们逗弄她时，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母亲一向牙齿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
我们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数第二。在家，按规定，男孩子应当扫地，由井中往缸里挑水，还要浇菜园子。把水桶系下井去，到了底下时，让桶慢慢倾斜，这种技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水井口上有边缘，虽然一整桶水够沉的，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打水蛮有趣，只是厨房里用的那个水缸能装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给二姐做。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肥皂是什么东西。等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洗手时，有一种黏液。后来，我们用的肥皂，是由商务印书馆买来的。母亲总是在太阳里把肥皂晒硬，好能用得久些。
夏天，哥哥们回家来了，我们每逢上课前先打铃。父亲就是老师。他教我们念诗，念经书、古文，还有普通的对对子。父亲轻松容易地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我们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岁时，我记得二姐常凝视着墙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情愿的语气说：“现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点的时候，她又看一看墙上的影子，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把晒的衣裳收回来了。”
晚上，我们轮流读《圣经》，转过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有时候，我弟弟会睡着，大姐就会骂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是不许吵架的，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理由是：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我不得不劝弟弟不要对每个人都那样微笑表示友好。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现在还依然植在他心里，由他的来信就显然可见。他还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稣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获致。也许他是对的。他是教友会和平主义论者。
我最早就有想当作家的愿望，八岁时我写了一本教科书。一页是课文，接着一页是插图。是我秘密作的，很细心不使别人看到。等大姐发现时，我好难为情。不久，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 终必败
持战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强
他人力 千百倍
以所用的字汇论，写得不算坏。写这篇文字时，是与新教堂正在建造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联想在一起的。
另一页是写一只蜜蜂因采蜜而招焚身之祸。有一张画，上面画着一个可以携带的小泥火炉。课文今已忘记。也是同样道德教训的意味。
我也以发明中国药粉治疗外伤为戏，名之为“好四散”。当时童年的幻想使我对这种药粉的功效真是深信不疑。几位姐姐因此常跟我开玩笑。
我曾写过一副对子，讽刺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如巨蟒行小径”，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过荒原”。现在我想到这副对联，还颇得意。
我还想起来，我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是否无所不在，若是的话，那一定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有，为什么我们每逢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结论，那就是，虽然我们吃的米不见得是上帝赐予的，我们总是要谢谢那位原始的赐予者，犹如在历史有一段太平的岁月时，老百姓要感谢皇帝一样。
二姐比我大四岁，是我的顾问，也是我的伴侣。但是我们一块儿玩起来，还是和她玩得很快乐，并不觉得她比我大。
我们俩的确是一块儿长大的，她教我，劝我，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孩子，又爱淘气。后来她告诉我，我既顽皮，又爱发脾气。我一听见要挨一顿棍子时，脸就变得惨白。父亲一见，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确是很爱我。他在十点左右吃点心时，往往是猪肝细面，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进去吃。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
有一次，家里关上门，不许我回家，我往家里扔石头。母亲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我再三纠缠母亲。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知道二姐必须洗衣裳，就躺在泥里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别有神，牙又整齐又洁白。她的同学都把她看作学校中的美女，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说什么。她的功课很好，应当上大学。但是我父亲要供给几个儿子。供给儿子上大学，可以；供给女儿，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学一学期学费要七八十块钱。我父亲实在办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经在鼓浪屿上完了中学，那时是二十二岁，正是女孩子有人提亲的时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静更深时，我母亲就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她总是把灯吹灭，拒绝谈论此事。
最后，她看到别无良策，只好应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因为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横痃性瘟疫亡故，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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