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无穷的追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国教育和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名目我好些不知晓，我看见它们时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技术，鹌鹑与鹧鸪的区别，及吃生虾的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中国对于我而言有特殊的吸引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视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旅程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三十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到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有如大海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如巨蟒行小径。”他的意思以为我词不达意。而我即对云：“似小蚓过荒原。”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与思想的人；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与行动的人。前者是处置观念的，后者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的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的尊敬心过甚，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怎样做。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吓申斥我的仆人。我羡慕一般官吏，以他们能做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项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禁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点三的效率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点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重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要知道人生多一些——已往的和现在所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的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许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漂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穿上现代衣服的虚夸的宋儒遗裔。他们批评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为标准，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附记

    这篇自传原是三十多年前应美国某书局之邀而用英语撰写的，我还不知道已经由工爻译出中文，登载在简又文先生所编的《逸经》十七、十八、十九期。其中自不免有许多简略不详之处，将来有工夫再为补叙。但是可说句句是我心中的话，求学做人还是这些道理。文末所谓“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的程序”，也是老老实实肺腑之言。就当它为一篇自述以见志之文读去，也无不可。

    林语堂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附录二 八十自叙

    第一节 一团矛盾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喜爱矛盾。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内心里却是个基督徒。现在他专心致力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个错误。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对法西斯没有好感，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他很爱慕西方，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他感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彩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借以消遣自娱。他喜爱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约三码之远；喜爱辩论神学；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他见湖边垂柳浓荫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一切山峦，皆所喜爱。与男性朋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经。

    生平无书不读，希腊语、中文及当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学。爱读纽约《时代》杂志的Topics栏及《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论”，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鄙视一切统计学——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对女人的衣裳、罐头起子、鸡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读康德哲学，他说实在无法忍受；憎恶经济学。但是喜爱海涅、斯蒂芬·李卡克（Stephen Leacock）和海伍德·布朗（Heywood Brown）。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鸭”。另外还喜欢男星莱昂内尔·巴利摩尔（Lionel Barrymore）和女星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

    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而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他绝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象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象。只要他在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语，他就受了感动，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因为他说，他“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他说：“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对他三个女儿极好。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化了。

    他以道家老庄的门徒自诩，但自称在中国最为努力工作者之一。他不耐静立不动；若火车尚未进站，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宁愿走上三段楼梯，不愿静候电梯。洗碟子洗得快，但总难免损坏几个。他说爱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爱迪生就会打盹入睡，我林语堂也会。”

    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

    只要清醒不睡眠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宣称自己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喝杯啤酒就头晕，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

    在一篇小品文里，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

    “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

    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需要特别清洁，亦不必过于整齐。不需要《圣米歇尔的故事》（Story of San Michele）中的阿加莎（Agatha）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抹擦干净。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看见的那种灯笼。要有烟，发霉的书，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

    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鞋。我须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

    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

    我愿早晨能听喔喔喔公鸡叫。我要邻近有高大的乔木数株。

    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的话，还能说荤笑话；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的时候坦白自然；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

    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作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聪明懂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

    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做伪。

    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斋名的习惯，他称他的书斋“有不为斋”。在一篇小品文里他自己解释说：

    我憎恶费体力的事，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看风头。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都没有。

    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但是我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

    我一向喜爱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

    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

    我极厌恶小政客，不论在什么机构，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我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

    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永远不能两膝发软，永远不能装作伪善。

    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

    我以为我像别人一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他在《生活的艺术》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样的一个人罢了。

    第二节 童年

    我生在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时值清帝国末叶，光绪年轻，虽然在位，伯母慈禧太后独握大权，在国势岌岌可危之日，这位老太婆骄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战争起，中国惨败，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与日本。中日战争之前，慈禧太后将用以建立中国海军的款项，去修建颐和园。据记载，战争爆发后，中国一艘炮艇曾以仅有的两发炮弹参与战斗。腐败的清朝官僚曾自各国采购大小不同的炮弹，借以中饱自肥。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下励精图强，后来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击败帝俄，清王朝本已是行尸走肉，若干年之后依然是行尸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龙溪县坂仔村。童年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一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

    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称之为东湖。虽有急流激湍，但浅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仅浅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儿，在航行此急流之时必须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际，真个是将小舟扛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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