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林语堂作品典藏版-从异教徒到基督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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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孔子有深沉的智慧来树立人生活习惯的模范,而把立法的工作留给别人。他一再表示不信任法律与法律的强制力。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奇妙融合。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秩序之上,而社会秩序必须依靠个人的修养。他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他的学说中,他相信人的天性本是相近的,因为习惯的不同才使其相远。“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伦理与社会问题是要清楚地鼓励个人建立好习惯,社会建立好风俗。论及他对法律强制力的不信任,他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教训的真正基础。

    换句话说,孔子在处理人类社会问题时是把个人放在社会之上的,社会的治乱,只能来自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分子。说到这里,我想起孔子和马克思的观点刚好是对立的:孔子相信没有人格变革的社会改革是表面的;马克思则以为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而乌托邦的实现要靠物质环境的变换。

    如果考察希腊哲学,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是共产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不相信只靠社会的改革就可以改变人性。如果杜兰特在他的《哲学的故事》中把亚里士多德某些关于这个问题的谠论放进去就好了。谈及柏拉图所神往的共产主义国家时,亚里士多德说:“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东西,很少加以注意。人人都首先想到自己,很难使人对公众的事情有兴趣。”亚里士多德又说:“人们很喜欢听乌托邦,且容易被说服去相信在某种奇妙的方式之下,每一个人都成为朋友,特别当某些人听见别人指摘现存的罪恶是来自私有财产的时候。但其实这些罪恶是来自一个十分不同的来源——人性的邪恶。”

    孔子,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他的赌注放在人性上,且认为接受天然的人性胜于改变它。一个较好的社会的实现,不是靠改变它的生产系统,而是依赖改造人本身。

    沉默革命的教义是社会改革,以个人的改革及教育、自我的修身为基础,这是孔子的首要意图。儒家可能被称为君子的宗教。君子是有教养的人,虽然在成就上有各种不同的阶级,如果称他为一个经常设法改善并教育自己的人,可能更为适当。与这种君子相对立的人,孔子常用小人来称呼。“小人”这个词的正确意义既非普通人,也非劣人。“小人”主要是指俗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人。《论语》中充满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对比,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能令儒家得到安慰的是孔子对人性没有提出强人所难的要求。他不专注于罪恶的问题,而只注意缺乏教养的人的不良态度、不良出身及无知的自满。如果一个人有某种道德的警觉,且经常努力去改善自己,他就满足了。在这种意义上,儒家声言这种教训是容易实行的。有一次孔子讽刺地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最令人惊异的是他订立了一个纯人性的标准,而教人以人的标准是在乎人的本身。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子的理想是成就最好的人和真人性,他称其为“仁”,或真人性的哲学观念,然而对于孔子,这成为一种难以达成的理想。他承认他最好的弟子颜回“三月不违仁”,而再没有提及其他人达到“仁”的标准。多种情形之下,别人问他当时这个或那个大人物是不是“仁”,他的回答都是那个被问到的人在某些方面奇异和超卓,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仁”。

    “仁”字有“慈爱”的意义,在孔子看来则是指最好的人,是人性发展到理想的境界。“仁”字的发音刚好和“人”字一样,因此“一个仁人”,读起来是“一个仁仁”。这使我们想起英语中有一个相似的事例,就是“human”与“humane”两词意义的相似。英语的“humanity”一词,像中国的“仁”字,包含有“人道的”与“人性”双重含义,例如“基督的人性(humanity)”,“仁”则发展为“真人性”的哲学上的意义。

    下面这个事例,使我们对孔子所谓“仁”的真正意义更为明了。有一次,孔子在南方旅游,他的弟子们见他没有施行主张的机会,而想知道孔子有什么感想。其中有一个进来想探听孔子对古代的两个圣人有什么看法,这两个圣人是在暴君统治之下从政坛退出后饿死的。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孔子甚少用“仁人”来称人,无论他是古人还是今人。那个弟子再问:“怨乎?”孔子用下述的态度来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那个弟子出去对其他的弟子说孔子不会帮不仁之人的。

    这件事显出如把那个“仁”字解为慈善,是多么不适当。孔子认为人人都可得仁。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做一个“真人”,在美国也像在中国社会一样不容易。我猜孔子会说林肯是一个仁人,一个真人,一个“最好的人”的楷模,坚决保持一个高水准。他可能说富兰克林是一个天才,但“不知其仁”。杰斐逊是有大才智、有原则的人,但孔子也可能说他“不知其仁”。以上三个人可能都堪称“仁”,我只是举例指出孔子用这个字的审慎。照这个字审慎的用法,儒家仁人——最好的人——的理想,是罗马迦特力教“圣徒”在人道主义上的配对。仁,真我的实现,“最好的人”的真意,将在下文对于子思的讨论中看到。

    三、子思:内在的道德律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子死时他只有十五岁,受教于孔子最幼的门徒曾子。曾子是《礼记》中数章的作者。《礼记》是儒家的一本经典,其中一篇名为《中庸》,被认为十分重要,而且成为中国学童们所读四书之一。在这本书中,我们见到孔学的哲学根据。它谈及宇宙的灵性与控制它的道德律。由于活得和这道德律相符合,人便实现真我。这样,外在的合乎道德的宇宙和内在的真人性之间,便建立起一种和谐。人在发现真我时,同时发现宇宙道德律的统一性,反过来,人在发现宇宙道德律的统一性时,实现真我,或真人性。在这短短的一本书中,我找到对儒家哲学最完满的说法。

    人有时无法实现那个在他身上“最好的人”,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到对这个宇宙的真正了解,“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照子思看来,宇宙是一个道德性的秩序,而人所需要的是发现那个存在于他自身的道德性秩序,而由此成为“匹配”那个与道德性的宇宙和谐的“最好的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是中心,庸是经常,中庸是“中心的常道”或“内在的不易之道”。因此我跟着辜鸿铭把“中庸”解为“宇宙的道德秩序”,下文同此。

    但什么是宇宙的道德律,什么又是人的道德律呢?二者从哪里获得和谐呢?《中庸》的作者明说他有一种宇宙道德律的概念,这种概念与主张有某种常规控制这个宇宙的科学观点十分接近。这种常规在它的运行中、在它的弥漫一切上,是宇宙性的。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它包含无限大及无限小。

    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这常规是不能毁灭及自存的。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这常规是不变的。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跟着是谈及控制宇宙的物理定律的辞藻华美的一段。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乡,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这是导致一种万物有灵性的宇宙道德律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曾明白表示: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下文引自子思关于儒家哲学依据的最佳纲要,谈及道德律的性质,在物质存在后面的灵性的实在,且谈到利用人类的道德感与才智的双重力量来完成人性。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仁”,或真人性,在道德律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基础。当这个“真义”实现时,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儒家的哲学基础。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令人满意的。人性不被视为和道德律相反,而需对人性用种种反抗、克胜、压抑等手段。人的本身有为善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教人“成己”就是合乎道德律的最基本的、古典的儒学,和后来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因佛教“孽”的思想的介入,而有注重节制及惧怕情欲的倾向的新儒学,相对立。而这一点可能使许多不明白古代儒家理想主义的学生感到惊讶。这点人的天性,子思称为“天命”。因此《中庸》开首那三句话含有哲学的意义。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甚至在古典的儒学中也有谈及“节制”人类的欲望,但人性当被视为要完成的东西,而不是要反抗的东西。在这里,“完成”一词的意义是“顺从(率)”。

    因此,完成天性及实现人的真我是儒家的教条。这一点是儒家与道家都认同的。道家庄子最关切的是让人和动物各遂其生,或让他们“安其性命之情”。儒家试图借养成好习惯与好风俗来显出人最好的性格,道家则非常惧怕干扰。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儒家与道家的一些相似之处。我们不必一步跳到因为那个“道”字的应用而以为孔学是从道家“借来”的结论。在古代及近代中国人中,“道”字通常用来指真理、路线,或简单地指道德教训。因此我们今天称孔子的教训为孔子之道。孔子一再用这个字,在经典时代的普通语法中,人常用“无道之世”(道德混乱之世)来和“有道之世”(道德教化大行之世)对立。在这本子思所作的书中,有些文句的确有人所共知的道家“无为”的性质。下面这类意思的话,我在《中庸》中曾看见过两次。

    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无为而成”,当然是道家典型的教义。还有一句话:

    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像这样一句谈及“不动”“不言”的话,当然会令人想起老子及他常说“无言之教”的后继者——庄子。但我们必须记得,这种借自道家的推断不是完全正确的。子思的思想太接近孔子本人,足以证明他不必从道家的老子那里借用这种宇宙的道德律。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汇编孔子的警句与格言而成的儒家教训的背后,没有一种中心的道德哲学。

    四、孟子:求其放心

    儒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孟子(公元前三七二至公元前二八九年)的教训。孔子死后,儒学分为两派,一是荀子,一是孟子,前者相信人性恶而必须克制,后者相信人性善而可以绝对扩张。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假定人有为善、爱善的本能,人的变坏是由于腐化,因此自我修养及保有人的道德性格的要素,主要是求回那个失去的赤子之心。这一派已成为儒学的正统。孟子已被尊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者,一般人谈到儒家的教义时都称为“孔孟的教训”,“孔”是孔子,而“孟”是孟子。

    孟子常用“浩然之气”那句话,下面所引的经典,可能是对孟子教义最好的说明。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种对人类固有的善性信念后来为儒家学者所推崇,并将其并入人文主义的整体。当宋朝新儒家来临时,他们看出孟子的重要性,从此把他的书并入儒家的“四书”给学童们学习。

    孟子谈及“大人”多过“君子”。他申述了人的大我与小我的理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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