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上文所说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能学习中国文化，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将会获得宽容；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灵性。我放肆地说，在我看来，他们通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卓越的程度。
这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实的。对于中国宽宏或宽容这一点，我想提出异议，但他们的确单纯、精细，且有深度。但有人会被这样的文章所刺激，再去审视自己的国家，且在中国思想的茂密丛林中探索旅行，试着获得某种认知。
第三节 孔子的堂奥
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归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有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祖国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维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文中差异很大，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考；而用中文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语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与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与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与意象，在中文和英语两种如此不同的语言之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语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语思想具有较高的指向性与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蹈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理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在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合并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与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中“肠”（bowels）[5]字和它最为相近。克伦威尔在一六五〇年写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的信中说：“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里太久的危险。人，像一头鲸，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视一下云彩与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性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言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业化的，一本是通俗化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语，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吗？答案显然是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刹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地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的：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借用他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组织的不同而得到关于梨与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与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与人不同形式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和梨子本身的不同相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香蕉和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与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们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信息，且是最有用的。耳朵对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的。这是“知识”的自然获得方式，这般微妙的发展，使一只鹿用它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须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就不能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向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活动被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是否出现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和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推理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与之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与认识论的寻求毕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而对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与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叹与感动，都平心静气地观察，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中，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使他把所有鸡按科学分类，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如雉、珍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作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道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沉溺于对全体的直觉认识，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凭第一印象估量事物，而以此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好感。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弗莱蒂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
他的见解就在这里，是事前未作准备的，无可争辩的，像航海家从云雾笼罩的深海中露出来的信号。……他的风俗、作品及思想，都表现出他是一个绝对的印象主义者。他永远不会用一种明确的、逻辑的或精心结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见，而是用自然的且常是偶然发出的命令的方式。像“内容的次序”“绪论”“转调”这种东西，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开始想申述某个观点时，我们以为他是在有系统地编织它，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且为它巩固防线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击。谁知突然有外来的一张图画，或一则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触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环节中，主题从此围着一个新的轴心旋转。
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最初我毫无察觉。我的心像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且发现它们奇怪、乏味、空虚（孔子的话初听起来常似有点空虚）。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古今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来阐释中国人的良心与直觉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下测验。
因此我必须停下来，分章描述在我终于接受基督教作为对人灵性问题的满意答复之前的沿途所见。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对此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会放弃接受现世与现实主义，而去换取较为可疑、较为形而上学的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应详述中国式的美和缺陷，指出他们在哪里已达到最高峰，在哪里答复不完满，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也应该说清楚天堂与地狱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说的那样，认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亲这样爱我，他将不会送我去地狱——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天，而是永远地沦落在地狱里——这是一种甚至连世俗法庭也永不会觉得心安的判决。我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之所以回到基督教会，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信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不轻易改变一直崇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美丽的山豆；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攀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历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主流及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佛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儒家、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甚至不想谈到墨家，因为这一派在公元前三世纪及前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与他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和伦理学的发展而为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在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皆兄弟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清苦派”的，这是说他们为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此神为天。在中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与佛教的三章中，我所要关心的是人的灵性问题，以及这些可敬的思想关于宇宙和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活的理想与人类的品性。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具有一种奇特的美，阐述了一些在其他宗教中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而去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称其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须在作比较之前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相近的。而中国各家的教训，在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们不是中国的怀疑论，而是中国人对无论在哪里找到的真和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八世纪）与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作了渗透了道家见解的佛教诗。儒家的情形更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就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分强调基督教所主张的爱与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罪的承认、深深地关切人类苦难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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