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西行漫记》的读者，想必还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过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接着又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是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对胡适是“钦佩”的，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并表现出鲜明的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毛泽东的这个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书籍，而且“读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如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诸人著作”。因此在各种“主义”纷至沓来的情况下，毛泽东当时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虽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种影响也还是存在的。他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与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因此，当时毛泽东仰慕胡适，是可以相信的。萧三在《一九一八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
毛泽东在北大工作和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期间，曾以诚挚的心情向胡适求教过，或是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或是得到胡适的支持，或是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这是可以从史料中得到证实的。
（一）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但是，在“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是为不少会员所不理解的。他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以突然作出“决定不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重在了解中国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认为这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但也与胡适的赞同、支持是很有关系的。
（二）《每周评论》支持《湘江评论》。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宏文，胡适看后便在《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虽然这仅是一刹那的闪光而已。难怪当时有人说胡适是煽风点火的“过激主义”者。
但是，在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有的说这篇《新刊评介》是李大钊写的，有的说是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报导的。言下之意是，胡适决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但历史事实就是如此，怎能随意改变呢？当时由于陈独秀被捕，负责主编工作的正是胡适，而且在该文的末尾明明白白地署名“适”。应该说，这是无可置疑的。从当时胡适的思想状况来看，他对于像张敬尧这样的反动军阀在湖南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是持反对态度的。况且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用暴力手段来与军阀展开斗争。他在舆论上支持《湘江评论》，支持湖南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界限，而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的。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论。面对着社会上如此巨大的恶势力，胡适敢于这样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赞扬毛泽东的文章，应该说是表现了一定勇气的！
（三）“问题研究会”的成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不久，蓝志先与李大钊先后在《国民公报》与《每周评论》上发表批评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这篇文章宣传的改良主义，应当受到批评，但提出多研究社会问题，要求改革，对反对封建保守势力，也还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毛泽东于同年9月1日提出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这个章程原拟在《湘江评论》第5期上公开发表，由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未能刊出。为此，邓中夏便以邓康的笔名将《章程》全文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在《章程》之前，附上“邓康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这个《章程》的第1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章程》的第2条，即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外交、伦理道德等方面，列出一百多个社会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项目。虽然《章程》第3条也提到“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只是笼统地列出“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等10个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明确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看，是明显地受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的。李锐同志在《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毛泽东》一文中说，它“很可能是受了胡适在文中所提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符合实际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不长。正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所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当时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随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便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显然，这时毛泽东已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否定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对“问题研究会”的宗旨作了重要修正。他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四）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了胡适的意见。他在给周世钊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这里讲得很清楚，胡适所以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进步的。但是，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四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蔡元培不仅为自修大学题了词，还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他说：“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显而易见，自修大学的创办，是与毛泽东不辞辛劳的筹建分不开的，同时也应看到胡适在其中所起的参谋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与胡适之间，不仅有着一定的交往与联系，而且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曾受到过胡适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当时所进行的一些革命活动，胡适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这些，我们都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
如何评价前期的胡适，这是个长期存在的分歧问题，但最早对胡适作出客观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耦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胡适当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斗争说；前者“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而后者“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他否认阶级斗争，反对用革命手段解决中国问题，是他非革命的一面，但是，他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改良社会，争取自由民主，又有其进步的一面。毛泽东的正确论断为我们确定了对胡适一类的“非革命的民主派”要采取争取、团结他们，而不是排斥的态度，以期形成“大的民主派”，共同反对反动的军阀派。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各党各派都要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对胡适是采取积极争取态度的，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尽力。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毛泽东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董必武也在纽约同胡适作了长谈。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胡适在美国于8月24日致电毛泽东。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他要共产党“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党”，搞议会活动，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党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后并没有给胡适回电。对此，胡适在1954年为司徒雷登所著《在中国五十年》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胡适死抱住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放，直到晚年，他仍然固执地说：“我不主张革命，我只主张不流血的转移政权的。”这的确说明他是很“天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政治上对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展开批判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强化人们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有利于巩固革命政权的。但在批判中，不加分析地对胡适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则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密切联系着的。
在前期，胡适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对胡适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反对军阀统治的进步性作了肯定。但是，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胡适依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就产生了根本的分野。因此，胡适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如此，毛泽东的形象还始终留在他的记忆里。
1959年，当有人问到他早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时，他曾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5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
这个回忆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信的内容如何？均有待查考，但竹垚生却实有其人。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知，从1939年至1945年，他和胡适时有书信来往，是胡适颇信任的一个人。胡适曾把在上海的两个儿子，即祖望与思杜委托他照顾。胡适部分函件书稿，确曾交给他保管过。1942年7月28日，竹垚生给胡适的信中说：“兄之存沪稿件，原拟托美国运输船中一运输官带美，后来此公忽然奉命再留华一年，致又搁置。此间检查甚严，存稿当中即使无触犯皇军文字，然经不起翻得乱七八糟，或者抽出几本投入黄浦，这岂不是大糟；所以一直不敢冒险尝试。现在托一大来公司职员，将兄之稿件装入行箧，作为公司职员行李先送入柯立芝总统船（避免检查），并船后再交祖望，此为千稳万妥办法，必可安全达到。”
在这封信中，没有提及烧毁信件的事，而是说“稿件装入行箧”，“千稳万妥”，“必可安全达到”。当然这也不排斥之前有烧毁之可能。毛泽东等给胡适的上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献，如未毁，尚存留于世，收藏者早日贡献出来，定是很有价值的。
当有人问得毛泽东当时进北大图书馆是否经过他的介绍？胡适予以否认，但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情况，他很了解，并且还记得毛泽东当时领取的工资是“每月8块钱”，这与毛泽东的友人的回忆是一致的。
据唐德刚教授在1981年一次学术报告中说，胡适在国外期间，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毛泽东，称赞毛泽东是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一位学生。这是可信的。因为，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主笔时，所写的一些政治评论，胡适是看过的，并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赞过。但是，他对毛泽东的一些旧体诗词，却颇为挑剔，认为毛泽东作的《蝶恋花》、《浪淘沙》等是不合韵律的。这与他早期提倡新诗时要求大家突破旧框框束缚的精神，与他所谈的“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名言是矛盾的。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也是如此。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说明了毛泽东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作了一定的肯定，而不是一笔抹杀的。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对于国内进行文字改革极表关注。据唐德刚教授回忆，他在50年代的初期，曾问过胡适“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回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唐德刚说：“那时大陆上‘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双管齐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是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先生却立刻叫我送给他，每张他都细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可见，胡适对于国内汉字的简化，他是表示赞同的，对毛泽东所发出的“文字必须改革”的号召，对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简化汉字”的指示，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胡适对“汉字要不要拉丁化”的问题的回答是：“兹事体大！兹事体大！”他对汉字拉丁化是持谨慎态度的。这说明胡适即使在政见上与毛泽东有根本的分歧，但在如何发展祖国文化，进行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上，却是言出由衷，心田无邪，出于真诚的。
（黄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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