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毛主席引导下开始认真认识父亲的。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主席。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4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父亲带我去了。饭前，毛主席与4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我同毛主席握过手。但这一次我竟在只有10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他对我说主席是很随和的。他还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父亲藏书较多，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之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主席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就在那段我经常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习英语的时间里，在闲谈中，主席多次提到对父亲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主席都要我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同志3人一起晚餐。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主席问我：“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我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主席认真地望着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我答：“1957年1月。”主席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我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接着主席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我父亲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指的是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主席又考问我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我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我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5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主席听着我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我，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我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主席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多少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此时面对毛主席这位伟人，我才忽然意识到除了鲁迅的文章，我对父亲的了解竟如一张白纸。我从未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主席没有让我太难堪，他对我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主席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主席说父亲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父亲后来流亡日本。主席问我：“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二

    毛主席还对我讲起过父亲与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竟引出了毛主席向父亲“还债十年”的趣事。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10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三

    毛主席还曾告诉过我1945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与父亲的一席谈话。主席说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主席以及其他在重庆的党内领导同志广泛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时局的分析。主席有一次找父亲叙谈，问父亲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主席说，父亲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接着父亲向主席谈了他对当时的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主席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主席对我说，当时党内分析形势时，他很重视父亲的这一建议。父亲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在我思想渐趋成熟时，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轻松愉快的谈话渐渐地融解着我心中与父亲关系的冰块。我也慢慢懂得了为什么毛主席、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关怀照料父亲。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不顾自己身遭厄运，还坚持给毛主席写信，建议不要打倒刘少奇。

    父亲给毛主席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主席在3月10日又一次亲笔写了回信，全信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我读着毛主席复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父亲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不过他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坏人编造了少奇同志的“罪状”欺骗了主席。

    可惜父亲的一片真情实乃无能为力。1967年3月，继毛主席给父亲亲笔复信之后，主席又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送给父亲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父亲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他对我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父亲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父亲上书毛主席，力图劝说主席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努力无效之后，他知道他已无能为力制止这场灾难。此后他仍是关心着外面的形势，读各种各样小报，但不再写信给毛主席提意见了。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了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柳文指要》。父亲酷爱柳宗元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空闲时间多了，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已完成初稿。

    父亲写柳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主席说他也爱柳文，因此，要父亲将书稿送他先读。主席不仅读，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本来这部书在1966年就预计可以发排了，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为这部著作，父亲同毛主席有过多次切磋。1965年7月，主席读了书稿下部之后给父亲写了以下信件：

    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注：指康生，他一直反对出版父亲的《柳文指要》）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注：下半部分信中主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议，主席同意发表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1965年8月再次将修改稿送毛主席。主席于1966年1月12日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同一信中，主席加了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原来，主席知道康生反对出版柳文，特意在1965年底亲自写信给康生说了他同意出版该书的意见，并附上父亲的书稿。康生看了主席去信不得不改变初衷，佯作同意出版。他在信中说他读了全部《柳文指要》，“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但康生仍在信中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他学着毛主席的笔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康生复信中，父亲知道了，毛主席7月18日信中要求父亲将柳文上部也寄去，是为把上、下两部送给康生看。从康生信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把柳文送给康生时附了信，对《柳文指要》作了肯定的评价，康生在给主席的上述复信中不得不表示赞同，他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 ‘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信封原是康生写给主席的，上书：“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主席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当然《柳文指要》的出版是完全无望了。父亲十分伤心，他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在年近九十的时候完成这一巨著，最后不得不把书稿闲置起来。

    父亲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给毛主席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老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我手头只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下笔了。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3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一节外生枝大约发生在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期间。如果我在北京，我必要想法劝阻父亲不要用这种口气写这封信的。不过，幸而毛主席深知父亲，并未怪罪于他。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最终于1971年出版。

    ……

    五

    《柳文指要》终于出版，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父亲的生活更加空寂。1970年，母亲奚夫人因肺炎去世后，父亲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我虽尽力找了朋友照顾他的生活，但老人的内心是异常孤独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而他又是个一生从不虚度年月的人。于是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向我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父亲已阔别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父亲要我向总理汇报。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1962年、1964年两次赴香港，父亲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但是总理担心92岁高龄的父亲身体已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我也认为父亲虽有此意但已力不从心。我向父亲解释总理的担心后，父亲并未坚持，但他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到了1973年的春天，毛主席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父亲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问我：“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我说有，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恐怕去不了。主席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都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92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1973年5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的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父亲舍不得妞妞，一定要叫她一起送他去香港，因而我还带了12岁的妞妞。

    当时台湾的班机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航。父亲的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内地飞机。事先外交部等单位同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安排。一架中国政府所派，载着前和谈代表章行严一家人的中国内地专机前来香港“探亲”，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特别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在那些年月里，人们只听到斗争和暴力，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已很陌生了。我们到达的头几天，香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父亲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种种猜测，绝大部分都评论说章行严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我到达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8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桥梁。

    （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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